《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理論系統、結構嚴密、論述細致的文學理論專著。現代，很多文學研究者也對文心雕龍進行了一些研究，本文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一篇散文選刊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陶淵明“缺席”《文心雕龍》現象。

　　摘要：《文心雕龍》作為我國古代一部理論系統、結構嚴密、論述細致的文學理論著作，而陶淵明作為魏晉時期詩歌的集大成者，卻沒有出現在《文心雕龍》中，這個現象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本文將對此現象做出自己的理解和闡釋。

　　關鍵詞：文心雕龍,陶淵明,缺席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的文學理論專著。而代表了魏晉以來詩歌最高成就的陶淵明，其詩歌注重寫意的效果，充分發揮語言的啟示性，詩風自然渾融。然而，就在這樣一部文藝巨著中卻獨獨缺少了對陶淵明的評判，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有人論證劉勰編著《文心雕龍》時并沒有見過陶淵明的詩，但有考證陶淵明生于352或365年，卒于427年，而《文心雕龍》成書于公元501至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這說明，在劉勰生活的時代是完全可以看到陶淵明的詩作的，所以，只能從其他方面來論證劉勰不關注陶淵明的原因。

　　一、當時社會風尚并不重視陶詩

　　在當時的年代，陶詩并沒有受到人們的重視，劉勰也沒有看到陶詩的過人之處。因為對陶淵明的作品表示肯定的蕭統編選的《文選》，成書于劉勰的《文心雕龍》之后，以及在劉勰稍后的鐘嶸所著的《詩品》中有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也只是將其的詩作列為中品。在徐公持先生編著的《魏晉文學史》中提到：“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歷數‘晉世群才’及于‘宋初文詠’，包括‘張、潘、左、陸’，郭璞、張協，以及‘袁(宏)、孫(綽) 以下’，終不言陶;其《時序》篇亦詳稱‘王、袁’，‘顏、謝’，‘何、范、張、沈之徒’，而無視淵明，與沈約眼光，幾同一轍。”這表明在南朝時期，重“文”的時代風氣，使當時的人們并沒有真正感受到陶淵明作品中自然渾成、融理于趣的美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二、劉勰著眼點主要集中于貴族范圍

　　劉勰在《時序》篇中，對近世的一般文人只列舉了“王袁”、“顏謝”、“何范張沈”等數家，且都把數人合為一句評語，極其簡單。而且這幾家均為當時的名門望族，劉勰在其后補充說明“蓋聞之于世，故略舉大較”，這句話的潛在含義是指，文中所列舉的幾位代表文人是聞名于世的，這是世人之所見，而非其個人的看法，故略舉大較，而陶淵明在當時并沒有聞于世，便沒有列出了。

　　三、劉勰文中有其他詩人作為例證

　　對近世人物不作定論性評價似乎是古今一般學者的共同做法，因為一個作家被世人完全認識往往是需要一定時間的。陶淵明大致生活在晉宋之際，而劉勰大致生活在宋梁之際。縱觀劉勰《文心雕龍》全篇，所論及的作家大體是宋以前的，而陶以后的作家僅寥寥數十位，且未作具體的評價，僅是一筆帶過，這與其論述和評價陶之前的作家的態度是有明顯不同的。本文論的主旨是論證“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所列舉的必然是這一時代主流的文學發展現象所代表的文人，來論證文學和時代密切的關系，所以所列的都是代表其時代主要創作潮流的文人，而對于疏離于時代文風的陶淵明，也便沒有列出來了。

　　四、劉勰與陶淵明為文原則不同

　　《文心雕龍》中的各個篇章，都離不開“為文之用心”這個宗旨：首先，“文之樞紐”闡明了為文的指導思想，即主張以儒家之道為根本，師法圣人之作文，以經書為體制，酌情汲取緯書的精華，變化于騷體來為文;接著，“論文敘筆”遵循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原則，具體論述了三十余種文章如何為文的要求、原則和方法;然后，“剖情析采”又在“論文敘筆”的基礎上闡明只有尊重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作者的主觀能動性，才可能實現成功地作文。而且劉勰極為重視語言形式的“麗”，這是劉勰對于文學作品形式主要包括辭藻、對偶、聲律、用典等方面總的美學要求。

　　而陶淵明的詩向來以平和沖淡為總的藝術特征，語言清雅脫俗、富有哲理。而雖然劉勰反對過分修飾和浮夸的文風，但在《情采篇》中卻否定了近乎口語般的文字。他講究“銜華佩實”，并在《熔裁篇》中論述注重詞句斟酌的重要性，認為文章如果太平淡那便不叫文章了，因此，劉勰與陶淵明在為文原則方面是有差異的。

　　五、劉勰對于玄言詩的偏見影響了對于陶淵明的評價

　　“淡”是玄言詩人的審美理想，是玄言詩的主要風格特點，玄言詩人將理想貫徹在詩歌里，便形成了玄言詩簡約清淡的美學境界。而生活在東晉中后期的陶淵明，將田園風光和個人情感融為一體，創造出一種寄托心靈而又能揭示客觀事物內在美的藝術境界，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純自然的態度，決定了陶淵明自然平淡的詩學風格。而田園所具有的這個審美本質，決定了人必須與它平等交流而非凌駕其上的審美態度，要人須有與它相一致的本質力量，從而結合出陶詩的完美境界。陶淵明的詩與玄言詩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關系，陶詩源于玄言詩，而又超越其上。

　　而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提到：“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涂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所以，劉勰對玄言詩批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詩歌原則，他繼承了先秦漢魏以來的詩言志的傳統，是從“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出發來反映現實的，但是他并沒有認識到玄言詩也是一種反映晉人心靈的現實詩作。因此，劉勰在作品中才沒有列舉出與玄言詩有淵源的陶淵明。

　　六、劉勰與陶淵明截然相反的政治觀

　　在陶淵明的詩文中，大部分是對自然景物、田園生活的欣賞和贊美，也有一部分是譏諷時事，抒發不滿，反映詩人質性自然、玄遠放達的適性之作。而劉勰的政治觀及處世態度完全是另一種類型。劉勰有著明顯的儒家入世思想，強調“君子處世， 樹德建言”，“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這可以說是他一生的行動準則。他寫《文心雕龍》的動機不僅是要糾正當時的“訛濫”文風，但也不無把它當作走上仕途的敲門磚的意圖，書成之后他以此拜謁權貴沈約就是明證。

　　劉勰對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作出的規定性，就是“雅”。劉勰深受儒家傳統影響，這一傳統在文學上的突出特點就是政治功利性， 它要求文學必須為統治階級服務，這已經成為儒家長期以來文學批評的首要標準，劉勰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正是運用了這一標準。這種把作家的創作活動與政治功用統一起來的要求，實際是劉勰積極出世思想在文學方面的反映。從《文心雕龍》全書來看，盡管劉勰并未要求完全按照儒家思想來寫作，但至少對“達于政事”、有益時用的文學作品從內容上是極力褒揚的。

　　總之，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沒有提及陶淵明的現象，從古至今都有很多學者對其進行考證，有從外部因素，有從內部因素進行論證，綜觀全局，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我們需要全面完整的看待這種現象。(作者單位：溫州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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