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本文是一篇表職稱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生命的尊重與信仰。

　　摘 要：汪曾祺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深受傳統文化沖淡美學思想的影響，對生活抱有一種理解和審美的態度。他的小說善于描寫小人物的多彩生命， 使其作品中處處洋溢著生命的靈動，蘊含了人類一種強烈又恬淡的生命意識。這種生命意識體現了其對生命的尊重與信仰，同時，此生命意識促發的詩意書寫，對文學寫作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生命,汪曾祺,寫作意義

　　汪曾祺的小說寫作處處洋溢著生命的靈動，蘊含著一種強烈而恬淡的生命意識，即善于描寫傳統日常生活中底層小人物的詩意存在，在普通庸常的生活中添加詩意的生命意識，一度備受批評家指責為粉飾太平。在筆者看來，這種對蕪雜現實的詩意寫作，處處體現了作者對生命的尊重和信仰，展示了一位“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的高貴情懷，這種書寫對現實中的個人以及整個文學寫作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倫理價值。

　　一、汪曾祺書寫的生命意識

　　汪曾祺的小說中到處閃耀著靈動的生命意識，這些生命充溢著普通平實日常的煙火味道，同時在龐雜艱辛的煙火生命中總是有那么點值得留戀的閑適與豁達，給人一種悠悠歲月的詩意，這是一種獨特的生命意識寫作，其實質就是尊重生命，信仰生命。

　　他描寫家鄉高郵已經逝去的傳統日常生活，尤其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底層人物的靈動精彩的生命。其早期的作品《雞鴨名家》《老魯》《文嫂》等篇目，多寫一些無名的普通老百姓�？环康挠嗬衔搴蜕朴诠苤气喿拥年戻�，挑水的老魯，住在學校為學生洗補衣服的文嫂，或者表現他們以一技之長安于日常生活中現狀的詩意生活，或者表現他們的一點點人世的悲哀，生活的不易。作者沒有強行去安排他們生活原則，而是按照他塑造的人物本身的原則來對待生活，尊重他們的選擇，尊重余老五、陸鴨的選擇，對生活中不幸的文嫂，抱之以同情。就是比較具有現代意識的《復仇》，本身也是寫生命，對于人的生命的存在性的思考。八十年代的作品《受戒》《大淖記事》的溫馨詩意的描寫，對人性、愛與美的表達，更是對生命溫馨的張揚和執著，關注的也是普通人――和尚。“我認為和尚也是一種人，他們的生活也是一種生活，凡作為人的七情六欲，他們皆不缺少，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1]

　　他稱自己的作品包含三種感情：“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憂傷，比如《職業》《幽冥鐘》;一部分作品則有一種內在的歡樂，比如《受戒》《大淖記事》：還有一部分作品則由于對命運的無可奈何轉化出一種常有的苦味的嘲謔，比如《云致秋行狀》《異秉》。”[2]其他的或憂傷或嘲謔的作品同樣表現出對人性的深沉的思考，《瑞云》是改自聊齋，青樓中貌美的瑞云，以美貌的失去迂回地贏得了美滿的婚姻，但瑞云卻一直為自己的容貌而耿耿予懷，覺得婚姻有了一點瑕疵、不如意，有一天瑞云恢復了貌美的容貌，本應該皆大歡喜的結局，可是丈夫卻因此有了絲絲失落，若有所失。汪曾祺把聊齋作品改寫后，加入了現代的意識，這就是人性的探問。《薛大娘》中的薛大娘，一個賣菜的女人，副業是給青年男女拉皮條，自己喜歡保全堂的“管事”呂三，跟呂三偷情。薛大娘，在汪曾祺看來，“身心都很健康。性格沒有被扭曲、被壓抑。舒舒展展，無拘無束。這是一個才徹底解放的，自由的人。”[3]還有《虐貓》、《遲開的玫瑰或胡鬧》、《黃開榜的一家》等，這些或感傷或嘲弄風格的作品，對普通人的自由生命的尊重，對被壓抑生命的批判，或者反思人性的問題，都是表達了對生命的關注和尊重。

　　二、生命書寫的現實意義

　　盡管汪曾祺沒有像其老師一樣宣言“我信仰的是生命。”而是用筆間接地訴說生命的高貴。這種生命的信仰，不同于其老師沈從文，沈從文把生命信仰寄托于湘西那幫子民，希望把勇敢、強健、野性的生命力注入老態龍鐘的國民體內，以期重建國民理想人格。汪曾祺的生命的信仰，實實在在地寄托于現實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關心、尊重每一個普通人，他的野心僅僅是通過一種生活態度的改變，去提倡健康的人性，讓人活的更充實，更有意義。

　　作者清醒地知道這世界不盡如意，在汪曾祺看來，那又怎樣呢?人還是要繼續生活，應“隨遇而安”。他在《隨遇而安》中曾說：“‘遇’，自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著呢 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44]明白了生活的無奈、無意義，但是并不停滯于無意義，而是要人主動地去發現生活的意義，這就是生活的好玩，也就是生活的詩意。在面對生活的無奈時，汪曾祺看重的是普通人生命本身的韌性，他曾說，“能夠度過困苦的、卑微的生活，這還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覺得快樂，在沒有意思的生活中覺出生活的意思，這才是真正的‘皮實’，這才是生命的韌性。”[4]這本身就是對于人，生命的一種珍重和高揚。

　　汪曾祺站在旁觀者的角度，打量著這個世界的溫暖與薄情，溫馨詩意的人生更多地進入作者的視野，這也是作者一生所要張揚和認同的，對于世界的無奈，他也不回避，冷然旁觀，誠實地記錄而已，作為時代的見證人而存在。正如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勒克萊齊奧所說，“作家不是高人，也不是哲學家，他只是要對身邊發生的事情做個見證。寫作是成為見證人的一種途徑……作證的最佳途徑。”汪曾祺所持握的也正是這樣的文學觀。他曾經說，自己“只是平平常常地，如實地，如數地把生活寫出來。”[5]這種寫作觀似乎最善于描寫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的人物，為那些無名的廣大生活的負荷者投出一點溫馨的愛意。這就是汪曾祺，一個心懷愛的作家。

　　愛人，欣賞人，尊重人，關心人是汪曾祺對人的態度，汪曾祺：“我大概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我的人道主義不帶任何理論色彩，很樸素，就是對人的關心，對人的尊重和欣賞。”[6]而且在小說中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人，對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賞，并對他進行描繪，我不想對任何人做出判斷。像我的一位老師一樣，對于這個世界，我所傾心的是現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維。我于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審美意義。”[7]在小說中直接擺出自己對人的態度，這是一種對人的大愛。 　　總之，作者把筆訴諸于感性生命的張揚，對于壓抑生命的任何力量，在汪曾祺看來都不是合理的。有些作品對生命的抒寫是間接的，比較隱晦，表面上從其作品中看到的是風俗、日常，其實在日常、風俗背后的作者要抒寫的是一個個弱小的子民，作者知其弱小無能，才投去了憐憫的一瞥，知世界的廣大，但不安于人的渺小庸庸碌碌，祈求在日常的無奈之中讓人活得有意義，活得詩意。用詩意來對抗人生的虛無和人生的膨脹，尋找生活的意義。這種對生命的珍重和尊重，使汪曾祺的作品顯得特別的溫暖、詩意。一個藹然仁者通過選擇那些正面的、肯定的力量加以張揚，似乎在告訴我們一種合理的生活態度，我們對大環境無能為力，但我們是可以自己創造小環境的。正如梭羅所說：人類無疑是有力量來有意識地提高自己的生命的質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得詩意而又神圣的。

　　三、生命尊重的文學意義

　　生命的尊重和信仰不僅僅具有現實的心靈慰藉的意義。在更高層次上，其表現了文學寫作的倫理意義。這個時代文學應該表現什么，應該張揚什么?

　　汪曾祺把日常生活寫的很有詩意、很美，有時候不惜冒著粉飾現實的嫌疑，這主要指《寂寞與溫暖》這類作品。這種寫作其實是作者的寫作觀念的外化，錢穆說，“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謂文學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學，此則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藝術。”[8]汪曾祺就是把人生當成文學來書寫，文學就是人生。文學去表現的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就是一種人生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對人性的肯定，對生活的肯定。他想提供給人健康人性，尤其對當代的寫作，具有啟發意義。我們的心靈不僅需要魯迅式的思想深度的沖擊，也需要溫暖，需要愛，需要自尊，需要美好的情操。對于那一代從“文革”走過來的人，冰冷的心迫切需要尊嚴的維護，需要愛的撫慰，需要人心的溫暖，需要堅守人與人之間的真情。汪曾祺曾說：“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不是經過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我是不會產生對于人道主義的追求，不會用充滿溫情的眼睛看人，去發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詩意的。”[9]那個時代呈現給人太多的弊病和陋習，人性經過這場大熔爐的熔煉，心靈迫切地需要休息，需要安慰，需要愛和美的張揚，以期對人性懷有信心，因此對真情的渴望，對生命的尊重是應該被加以張揚的。汪曾祺就是站在人心的角度，對生命多了一份體認和撫慰。這種肯定人的力量是否遮蔽現實本身固有的邪惡?在人心凋敝的時代，對人心失望多于希望的時代，溫暖的愛意是最需要，這就是汪曾祺的時代意義�？少F的是汪曾祺的作品不僅在當時具有可貴的寫作倫理意義，就是站在當下，他的作品也能夠經得起時間的淘洗。那么他的作品到底具有什么樣的品質，才經得起讀者的一再細細地咀嚼?筆者認為那就是對愛和美的追求，這是任何時代都需要的。對此，汪曾祺是清醒明白的：“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10]這是一種不變的立場，這種立場就是謝有順所說的“生命的立場”，“不建立起常道意義上的生命意識、價值精神，一個人的立身、寫作就無肯定可言”，這里的“肯定”就是“承認這個世界還有常道，還有不變的精神，吾道一以貫之，天地可變，道不變，這就是立場。”，并且認為“文學是生命的文學，學問是生命的學問。有生命的底子，才有性情的表達。”[11]一切經典的作品，都有一個“常道”在支撐著，這就是對生命的的價值立場，有了生命的體認，作品才感人，人生才有希望。汪曾祺作品對愛與美的追求，對生命的肯定，表達了對健康人性的訴求，這是人永遠的追求。汪曾祺的作品守住了生命的價值立場，其作品才能經得起時間的淘洗。經得起時間的打磨的作品多是經典的作品，經典的產生的原則，李建軍認為：“判斷一部文學作品是不是偉大的經典，也有兩個尺度：一個是專業的尺度;一個是倫理的尺度。用專業尺度來衡量，經典作品必是自鑄偉詞，形式完美的;用倫理尺度來衡量，它必須表現著溫柔敦厚的仁愛情懷。”[12]

　　當下的寫作熱鬧異常，每年大約一千多部作品問世，大量關于欲望的寫作，關于底層的寫作，很多欲望的狂歡化的寫作，沒有人性的深度，僅僅在表面的經驗層面滑行，生命的厚度被消解了，留下的僅是輕飄飄的生活的復制，能夠給人感動的溫暖的作品并不多。其原因也許就是寫作缺乏生命的溫度和力度。“沒有友愛，其實就是沒有守。我是一直相信，人類的精神和文學，都是有一個常道的。就像數學上有常數，人類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常道是原則、方向、基準。沒有常道的人生，就會失了信念和底線;沒有常道的文學，也不過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從中，作家根本無法對世界作出大肯定。沒有肯定，否定如何會有力量?沒有常道，一味地崇尚變道，又如何能看出這個時代的匱乏?因此，我覺得，處于這樣一個價值破敗的時代，肯定比否定更重要，常道比變道更重要，當然，建設也比破壞更重要。”[13]汪曾祺的寫作更多地去張揚生命的正能量，肯定人的美好人性，肯定日常生活存在的價值，使日常生活中不再那么瑣碎，那么煩惱，讓廣大普通人在日常的瑣屑生活中尋找那驚鴻一瞥的詩意，尋求一種生命的慰藉，這何嘗不是文學寫作的意義?由此可以看出其寫作的時代意義和經典意義。

　　總之，汪曾祺小說中對生命的尊重，既是一種健康生活的態度的傳達，還是一種文學寫作倫理的標尺。

　　參考文獻：

　　[1]汪曾祺.關于受戒[A].見：汪曾祺全集(第六卷)[C].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337.

　　[2]汪曾祺.《汪曾祺自選集》自序[A].見：汪曾祺文集(第三卷)[C].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95.

　　[3]汪曾祺.薛大娘[A].見：汪曾祺文集(第二卷)[C].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435.

　　[4]汪曾祺.林斤瀾的矮板凳[A].見：陸建華.汪曾祺文集(文論卷)[C].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140.

　　[5]汪曾祺.野人的執著[A].見：汪曾祺全集(第五卷)[C].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209. 　　[6]汪曾祺.我是一個中國人[A].見：汪曾祺全集(第三卷)[C].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301.

　　[7]汪曾祺.賣蚯蚓的人[A].見：汪曾祺全集[C].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65.

　　[8]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M]，長沙：岳麓書社，1987：222.

　　文學論文發表期刊推薦《采寫編》創刊于1991年，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突出時代氣息和地方特色，為辦好報紙廣播、電視服務。它是河北日報總編室辦的一個內部業務交流探討的刊物。主要是傳遞報道精神，交流采寫體會，倡導、學習、研究新聞理論，促進隊伍建設。本刊為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