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是清代文學史上的一位喜劇大師，不僅僅他創作的戲曲基本上都是喜劇，他的擬話本小說集《連城璧》與《十二樓》也具有鮮明的喜劇風格，本文是一篇文藝理論投稿，討論李漁小說的風格特點。

　　摘要:李漁小說的尚奇觀理論在內涵上包含著三方面的內容:“非奇不傳”、“常中求奇”和“新奇同質”。縱觀李漁的白話小說集《連城璧》與《十二樓》，可以看出許多作品都呈現出一種強烈的喜劇效果，而這種喜劇效果的形成與李漁小說“新奇同質”的思想是密切相關的。本文試從李漁小說所選取的題材、所塑造的人物、設置的情節以及大團圓的結局等方面闡述李漁小說“新奇同質”的思想在喜劇風格中的體現。

　　關鍵詞:李漁小說,新奇同質,喜劇風格,文藝理論投稿

　　李漁小說喜劇風格之奇主要表現在喜劇風格之“新”這個層面上，這是他小說“尚奇觀”中“新奇同質”思想的具體展現(李漁小說“尚奇觀”的理論詳見2010年05期《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中《李漁小說的尚奇觀在藝術手法中的展現》一文)。在李漁之前，詼諧幽默的話本小說不能說沒有，但在作品總體上形成如此鮮明統一的喜劇風格，可以說就只有李漁一人。無論什么樣的題材、人物、故事，到了李漁筆下，都被賦予了喜劇的特質，無不透露出喜氣和樂意。李漁極力主張文學創作要使人“消愁”，給人帶來快樂，即所謂“傳奇原為消愁設，費盡杖頭歌一闕;何事將錢買哭聲，反令變喜成嗚咽。惟我填詞不賣愁，一夫不笑是吾憂;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1]9。在李漁之前，還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在作品總體上形成如此鮮明統一的喜劇風格。而李漁小說所顯現出的喜劇風格，正是他求新求奇，是其“新奇同質”思想的具體實踐。

　　首先，李漁小說“新奇同質”的思想表現在他善于選擇新穎的題材，從而增添了小說的喜劇色彩。

　　李漁在小說題材的選取上不再像“三言”、“二拍”的作者，依據前人作品所提供的材料，暢演古今雜事，而是隨時變更，騰空翻新，使自己的小說題材出新出奇，從而使作品成為“有作者個性的聲音”[2]176，形成一種強烈的喜劇效果。李漁是一位刻意求新求奇的作家，他認為:“人惟求舊，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而文章一道，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陳言務去，求新之謂也。”[3]203他在題材上力求新穎，而這種新穎又常常表現在對現實的夸張或對常情常理的違背，以此來營造一種喜劇效果。

　　比如《美婦同遭花燭冤，村郎偏享溫柔福》，寫的是一個又丑又臭的男子先后取了三個美妻，每一個美妻都嫌惡他，最后一個美妻想出奇計，使一家和睦相處。作者一反傳統男才女貌相當的配偶原則，別出新意，并極力夸大男子身上的缺陷，將對比極強烈的男女配為夫妻，將生活中極不和諧的事情化為一場忍俊不禁的喜劇。小說后評中對此評價道:“這回小說救得人活，又笑得人死，作者竟操生殺之權。”從而指出了這部作品所具有的喜劇性。又如《寡婦設計贅新郎，眾美齊心奪才子》，寫的是一位女子如何將意中男子奪為自己夫君的故事，這與以往小說中所選用的題材往往寫男子如何設計得美妻正好相反。因為悖于常理常情，因此小說表現出強烈的喜劇色彩。《十巹樓》為了說明“天下好事，只宜遲得，不宜早得;只該難得，不該易得”的新奇道理，編造了一個更為荒唐的故事:一位男子先后娶了九位妻子，但他們的生活都充滿了許多不和諧的因素，娶到第十個妻子時，卻為原妻，夫妻好合，幸福美滿。小說以亙古未見的新題材，上演了一出庸俗的喜劇。

　　《生我樓》中寫一位老人賣身為父，這也一反以往賣身為子為仆的題材，不合生活情理，這種題材本身就充滿了喜劇意味。總之，李漁為了使他的小說題材呈現出喜劇的色彩，就常常表現出對現實的夸張或對常情常理的違背，而這正是一種創新的精神，同時也體現了作者小說觀中“新奇同質”的思想。

　　其次，李漁小說“新奇同質”的思想表現在作者善于選取喜劇型的人物去串聯小說的故事情節，從而達到強烈的喜劇效果。李漁是一位編織喜劇的巨匠，他善于設置喜劇型人物，制造喜劇氛圍。如《美婦同遭花燭冤，村郎偏享溫柔福》中的闕里侯:“眼不叫做全瞎，微有白花;面不叫做全疤，但多紫印;手不叫做全禿，指甲寥寥;足不叫做全蹺，腳跟點點;鼻不全赤，依稀略見酒糟痕;發不全黑，朦朧稍有沉香色;口不全吃，急中言常帶雙聲;背不全駝，頸后肉但高一寸;還有一張歪不全之口，忽動忽靜，暗中似有人提;更余兩道出不全之眉，或斷或連，眼上如經樵采。”這個形象可謂奇丑無比，雖存在夸張成分，卻極富喜劇性。李漁喜歡用漫畫式筆法勾勒人物形象，產生耐人尋味的喜劇效果。如《拂云樓》，裴七郎的前妻封氏，生得“面似退光黑漆，肌生冰裂玄紋。腮邊頰上有奇痕，仿佛湘妃淚印。指露幾條碧玉，牙開兩片烏銀。秋波一轉更銷魂，驚得才郎倒褪!”這樣一個丑女偏偏到處賣弄妖嬈之態:“但是人多的去處，就要扭捏扭捏，弄些態度出來，要使人贊好”。其“雨中摔跤”一段，丑態畢露，造成了極強的喜劇氣氛。設置性格互相對立的人物，也容易產生喜劇意味。《奪錦樓》里的錢小江夫婦，性情相左，在女兒婚事上偏又互不相讓，兩個女兒許了趙、錢、孫、李四家，從而形成矛盾沖突;迎娶時，邊氏“捏了閂門上杠子”，把迎親隊伍打得落荒而逃，夫妻只得對簿公堂。《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還不死之魂》中費隱公和淳于氏，一個是“強硬丈夫”，一個是“閫內將軍”;一個主張一妻多妾，一個極力反對丈夫納妾，從而形成矛盾沖突;“聲討妒婦”一段，喜劇效果極為明顯。總之，李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一些“奇”人，他們所做的事情也是一些別出心裁的“奇”事，從而增強了小說的喜劇效果，而這種效果的取得與李漁小說“新奇同質”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

　　第三，李漁小說“新奇同質”的思想還表現在作者善于依靠奇巧的情節，營造出濃郁的喜劇氛圍。

　　小說之“奇”離不開情節安排之“奇”。情節曲折生動、引人入勝，才能吸引讀者的興趣。金圣嘆總結說:“(小說)節節生奇、層層追險”，“節節生奇，奇不盡不止;層層追險，險不絕不追。”[4]133金氏的這番話語道出了小說靠奇險的情節引人入勝的奧妙。李漁也懂這個道理:“戲法無真假，戲文無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著，便是好戲法，好戲文。”[1]63現實的動蕩和亂離，李漁不是沒有看到，而是他更喜歡去寫動亂中的種種出人意料的巧合，正如他在《生我樓》入話中所說:“從來鼎革之世，有一番亂離，就有一番會合。亂離是樁苦事，反有因此得福，不是逢所未逢，就是遇所欲遇者。造物之巧于作緣，往往如此。”巧合是李漁慣常的喜劇手法，他以難以置信的巧合給作品帶來意想不到的喜劇效果。如《生我樓》寫戰亂中一年輕人買一老翁為義父，買一老嫗為義母，買一女子為妻子，原來竟是親父親母和早定下的未婚妻，李漁就是通過如此巧合的情節來造成全家團圓的喜劇氣氛。在《遭風遇盜致奇贏，讓本還財成巨富》中，寫了秦世良多次借錢經營，本錢全失，但巧奇的是后來凡失去的錢財又都數倍地還來，成了財主。恐怕李漁自己也意識到這樣的巧事確實有些讓人難以置信吧，因此他還寫了人物秦世良自己都不敢相信會有這樣的奇事:秦世良常常對著鏡子自己笑道:“不信我這等一個相貌，就有這許多奇福。奇福又都從禍里得來，所以更不可解。銀子被人冒認了去，加上百倍送還，這也夠得緊了。誰想遇著的拐子，又是個孝順拐子，撞著的強盜，又是個忠厚強盜，個個都肯還起冷帳來，哪里有這樣便宜失主!作者試圖通過人物自己稱奇道巧，來掩蓋自己的過于編造的痕跡，讓人更相信這種巧合確是真實的。

　　其實在設置喜劇性的情節方面，李漁還特別喜歡用高超巧妙的計謀來組織情節，通過人們在計謀中的受騙和可笑的表現而造成喜劇效果。如《合影樓》、《夏宜樓》、《拂云樓》、《聞過樓》、《三與樓》、《鶴歸樓》、《生我樓》、《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還不死之魂》、《女子守貞來異謗，朋儕相謔致奇冤》、《說鬼話計賺生人，顯神通智恢舊業》等，都是運用計謀來展開情節。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方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想出奇計，善意地愚弄另一方;由于計謀巧妙，一方的精明和得意與一方的被騙和讓步相映成趣，形成強烈的喜劇效果。而這種喜劇效果也正是小說家李漁“新奇同質”思想的具體體現和實踐。

　　此外，通過對現實故事情節的轉移，弱化矛盾，減少沖突，也增加了小說的喜劇性效果。在李漁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作者并沒有一味地逃避在世外桃·36·源的男歡女愛中，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或多或少的也寫到了現實，但這種對現實的反映卻在多數情況下是蜻蜓點水式的，往往把現實作為故事展開的背景。一個故事往往有一個極現實的開端用以展開情節，但又常常剛開了頭正需要深入下去的時候卻立即剎住，將故事引向他方。在這一點，李漁有著極強的駕馭情節的能力，無論什么樣的開端，他都能從容不迫地、在讀者不知不覺中將敘述引向他自己的故事中。如《老星家戲改八字，窮皂隸隨發萬金》開篇寫一個善良的皂隸在衙門中吃不開，屢次受罰，這樣的事是現實中常見的，是現實的真實反映，也不為新奇，作者甚至還揭露了衙門的黑暗:“那同行里面，也有笑他的，也有勸他的。笑他的道:‘不是撐船手，休來弄竹篙。衙門里錢這等好趁?要進衙門，先要吃一服洗心湯，把良心洗去;還要燒一分告天紙，把天理告辭，然后吃得這碗飯。你動不動要行方便’，這‘方便’二字是茅坑的別名，別人瀉干凈，自家受腌硂，你若有做茅坑的度量，只管去行方便。不然，這兩個字，請收拾起。”這也說明作者并非對現實沒有認識，只是他不想在作品中追究下去，于是作者接著將故事引向一個新的方向，這就是皂隸偶去算命，知命運不好痛哭，算命先生只得哄他改八字，不想這一玩笑，卻真的給皂隸帶來了好運。本來是一個悲劇人物，卻因情節的轉換，而成為了幸運兒。

　　在這大起大落不可思議的故事中，消解了現實的殘酷，留下的是喜劇的熱鬧和暢快。在《乞兒行好事，皇帝做媒人》的開篇，寫的是周氏之女為鄉宦騙占，被索以六十兩銀子贖回，乞兒助以三十兩，希望別人效仿自己，也能湊起剩下的三十兩，誰想人情冷于冰，竟無一人捐助，乞兒也因助銀被誤判為搶官府錢糧。這是社會現實的真實描寫，但至此，作者筆鋒一轉，將皇帝拉出，一切苦難與冤案解除了，昏官受到了處罰，乞兒竟做了皇親國戚。滑稽而喜樂的結局，掩蓋了現實中的黑暗與矛盾。又如《生我樓》中，寫到社會動蕩時，亂兵曾“把婦女當作腌魚臭鲞一般，打在包捆之中，隨人提取”，“只論斤兩，不論好謙，同是一般價錢”。戰亂給婦女帶來如此的苦難，但是作者并不想對此多說，反而將如此沉重的事情，化作一樁笑談:主人公姚紀本為買妻，買來一看竟為老嫗，后知是散失多年的母親;再去買一個，竟是未婚妻。原本人間極悲慘的一幕就被這一家人團圓的喜氣沖淡了。

　　最后，李漁小說“新奇同質”的思想還表現在小說結局上幾乎全部以大團圓的方式結束，從而營造出美好的喜劇效果。如《譚楚玉戲里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對譚楚玉和劉藐姑兩人的結局上主要采用了大團圓的方式。小說主要講述了兩人互相愛慕但由于當時社會環境的限制，迫使他們想出“戲中戲”的辦法來訴衷情、斥富翁。殉情自殺遇救，最后成婚，終于如愿以償的圓滿結局;《合影樓》中的珍生與玉娟，由于父輩不和，隔墻而居，兩人不能見面。

　　但是愛情的力量促使他們想出“借影傳情”的招兒來，終成眷屬;《拂云樓》，裴七郎是個“風流少年”，抱定要娶絕色佳人，“不然，寧可終身獨處”，誰想先娶丑婦封氏，未料“丑到極處的婦人，一般也犯造物之忌”，終于得以移情佳人，一番謀劃，最后裴七郎“不但娶了嬌妻，又且得了美妾”，結局十分圓滿。

　　又如《寡婦設計贅新郎，眾美齊心奪才子》中，呂哉生抱定“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先獲取三個名妓的垂青，三個名妓為了固寵，又替他訂得一喬姓小姐，而后曹寡婦更是主動示愛，連獲五美后，呂哉生“也就心滿意足，終日埋頭讀書”，最后他竟能連中兩榜，得做高官，小說的結局是以大團圓的方式結束的。李漁的小說甚至對于惡人惡行也采取了極為寬容的態度。如《三與樓》中寫惡人唐玉川以卑鄙手段謀得虞素臣的房產，虞氏之子為官后，不究前事，并努力為唐家平冤。沒有進行強烈的因果報應，惡人得到的報應甚輕。可以說，李漁筆下人物只要有恒心、善念，就總能突破時空的界限，排除外界的種種干擾和阻礙，其結局往往都很美滿，這樣的小說處理方式就能獲得喜劇的藝術效果，同時也反映了李漁“新奇同質”思想在作品中的體現。

　　總之，李漁力求在小說的各個方面都營造一種強烈的喜劇氛圍，努力使作品達到一種“一夫不笑是吾憂”的藝術效果，而這正是李漁小說的獨創性所在，也是李漁小說觀中“新奇同質”思想的具體展現。而這正是李漁超出以往任何時代小說家的顯著地方，也是他突出的藝術貢獻。

　　次，普通話有其自身的科學系統和規律，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普通話語音系統的每一部分的特點和要求，才有可能針對方言自身問題進行辨析和辨正，把普通話學習好和運用好。

　　參考文獻:

　　[1]黃柏榮，廖序東.現代漢語[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2]四川省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普通話水平測試教程[M].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3]黃景湖.漢語方言學[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4]新華漢語小詞典編委會.新華漢語小詞典[Z].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09.[5]高更生，等.現代漢語資料分題選編(上冊)[Z].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6]周有光.語言文字學的新探索[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7]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南方文壇》是文藝理論刊物。重點宣傳研究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借鑒和繼承中外優秀文藝遺產，探索民族文學藝術道路，研究當代文藝問題和文藝發展趨勢，促進文藝新人成長，及時交流區內外、國內外文藝信息。雜志努力張揚新的編輯理念，一直致力于獨特的高品位的學術形象和批評形象的建設，精心策劃和組織了一系列的品牌欄目，其中精心組織的“跨世紀”，叢書的討論、晚生代作家群的自白、今日批評的答問、《郭小川全集》的討論等等都引起強烈的反響，各大媒體均有報道和轉載.尤其以評介前沿實力派批評家的“今日批評家”欄目，通過批評家對自己批評觀的言說及其他批評家對他的再批評，不僅給世紀之交文壇的批評家一個展示自己的機會，同時通過這種批評家之間的再批評，形成了思想的碰撞，達到了相互之間文學觀念的交流、文化精神的對話，真正體現了文學批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