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釋學“Hermeneutics”源自于希臘語，意思是“了解”。這是從希臘神赫耳墨斯(Hermes)的名字得來。闡釋學是由19世紀德國哲學家F.E.D.施萊爾馬赫(1768～1834)和W.狄爾泰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開創的。本文是一篇副高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探尋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關聯的關系。

　　【摘 要】現代解釋學的開創者是20世紀的德國哲學家M.海德格爾，他使解釋學由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轉變為一種哲學，并發展成為哲學解釋學。在國內，強制闡釋論是由學者張江提出的，本文研究“強制闡釋論”，探究“話語轉換”、“硬性鑲嵌”、“詞語貼附”、“溯及既往”的深層次含義，順應“‘本體闡釋’以文本的自在性為依據”的依據，探尋“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的關聯”的關系問題。

　　【關鍵詞】強制闡釋,本體闡釋,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關聯

　　0 前言

　　施萊爾馬赫致力于圣經釋義學中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問題的研究，提出了有關正確理解和避免誤解的普遍性理論，使神學的解釋成為普遍解釋理論的一種具體運用。狄爾泰被看作是西方傳統解釋學的集大成者，他仿效為自然科學奠定哲學基礎的。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提出了作為“歷史理性批判”的解釋學。他所關心的中心課題是：處于具體歷史情境中的解釋學如何能對其他歷史性的表現進行客觀的理解。

　　現代解釋學的開創者是20世紀的德國哲學家M.海德格爾，他把傳統解釋學從方法論和認識論性質的研究轉變為本體論性質的研究，從而使解釋學由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轉變為一種哲學，并發展成為哲學解釋學。海德格爾通過對“此在”的分析達到對一般“存在”的理解，并把理解作為一種本體論的活動。他提出了“解釋學循環”這一著名理論，認為解釋者對被解釋對象的“認識預期”是待解釋的意義的一個部分，理解活動的完成因而依賴于理解的“前結構”，即一組在理解之前業已存在的決定理解的因素。

　　在國內，強制闡釋論被學界廣泛知曉始于2014年8月的“開封年會(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是由學者張江提出的，雖然這并非會議的勘定議題，但在很多小組會議上，關于強制闡釋論以及西方理論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再次成為熱門話題。

　　1 “強制闡釋”到“本體闡釋”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當代學者應該用怎樣的眼光審視當代西方文論?如何重建當代文論?基于多年潛心貫注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江教授對當代西方文論的正當性提出了有力質疑。他認為，“強制闡釋”是當代西方文論的基本特征和重大缺陷。他提出“本體闡釋”的建構思路，超越“強制闡釋”的局限，勾劃了重建當代文論的有效路徑。文論的研究源于文學又高于文學，“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關聯”的研究是文學文論研究的一部分。

　　17世紀的哲人萊布尼茨曾說“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文化之間的差異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從廣義上講，由于文化的差異性，所有異質文化間的文學翻譯都會在某種程度上產生誤讀。因此，對文學翻譯中“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關聯”的研究，在文學翻譯理論研究中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2 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關聯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以來，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化關聯研究引起了翻譯界的極大重視，翻譯研究從探討兩種語言符號的轉換轉向從文化層面去審視和考察翻譯，翻譯被看作兩種文化進行交流的過程。翻譯活動中的文化轉向越來越受到譯界的重視，外國文學翻譯中，文化信息是否得到了準確傳遞;中國文學翻譯中，文化信息能否通過語碼轉換被讀者接受;杜絕出現或者極少出現“文化誤讀”也逐漸成為學者們在研究文學作品與中國文化關聯方面的主要議題。

　　3 探究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關聯的關系意義

　　學者們對“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關聯”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種研究對加強異質文化交流、增進文化之間的對話也具有非凡的意義，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幫助我們認識在跨文化文學對話中，外國文學是怎樣通過本土文化的“過濾而傳播和產生影響的”中國文學是怎樣通過語碼轉換把中國的本土文化傳播出去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對文學翻譯的“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關聯”現象進行研究，是文學翻譯界一個極為緊迫的研究課題。

　　4 結語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因此，伴隨著世界各國及各民族之間頻繁的交流往來，文化與語言間的聯系和碰撞也越來越多。研究“強制闡釋論”，探究“話語轉換”、“硬性鑲嵌”、“詞語貼附”、“溯及既往”的深層次含義，順應“‘本體闡釋’以文本的自在性為依據”的依據，探尋“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的關聯”是文學翻譯急需解決的議題。

　　總而言之，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既要使得譯文能夠體現中國文化藝術和語言創作的水準，也要使得譯文自然流暢，具有較大的可讀性。只有將無形的文化資源通過有效的方式加以利用，才能充分發揮文化思想的影響力和滲透力，才能夠為海外讀者所認同和接受，從而對其產生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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