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思維反映的存在形式，悖論式思維在文本語言上的運用是錢氏文學創作中頗為常見與普遍的思維形態。這一語言形態可稱之為悖論式語言。悖論式思維是錢氏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整體意義的一種思維方式，錢氏運用它來揭示悖論，探索人生真相。還原生活本真。錢氏在文學創作中運用悖論式思維進行解構寫作，呈現在文本語言運用、主旨建構及人物創設等諸方面。

　　《文化交流》的宗旨是"立足浙江,輻射全國,面向世界"。每期約10萬字,120余幅圖片,圖文并茂,內容精彩,可讀性強,致力于介紹中國的文化、經濟和風景名勝以及中華民族傳統,風土人情,學術研究成果等。

　　巴赫金曾指出，每位作家對于語言都有自己獨特的感受方式，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擷語言的手段和范圍。然而更重要的是，一個作家的語言表達方式是根源于他所獨特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他觀察和理解自己和周圍世界的方式。維特根斯坦曾把語言看作是在每一點上與我們的生活，與我們的活動相互滲透的東西。因此，當我們研究語言時，實際上是在研究一個作家主體的經驗結構口]3。。所以，從作家主體的經驗結構的角度審視錢鐘書文學創作，一方面，我們能深切感受到錢氏對現實的極其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他以一種特殊的的思維方式來審視人生與世界，即從生活中諸多尤其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中看出矛盾和悖論。在通過對它們內部聯系的揭示中解構與顛覆傳統理念，呈現或還原生活本真。這一具有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可稱之為悖論式思維。另一方面，我們還能感受到，錢氏文學創作顯示了錢氏在抗戰期間及其前后一段時期內的一次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文學要求，即在現實的種種境遇中，錢氏感受到生存的荒誕與悖反，于是，他試圖通過寫作的方式和一種價值認同來排遣內在心靈的一種不可克服、排遣的矛盾性，而這種不可克服與排遣的矛盾性，在其該時期創作的小說和《寫在人生邊上》等大多數隨筆散文作品中，便突出地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思維語境，即悖論式思維語境。錢氏將悖論式思維拓展為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整體意義上的思維方式，并將其廣泛運用到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之中來。錢氏《管錐編》以“易之三名”開篇，抓住了中國語言“一字多意且可同時并用”的基本特征，并將“一字多義”的現象歸納為兩類：“一日并行分訓。二日背出或歧出分訓”。對于“背出或歧出分訓”，錢氏論述道：“古人所謂‘反訓’，兩義相違而亦相仇……使相反者互成，，[]2。這一“反訓”之法即是悖論式思維的一種表現，體現了錢氏對世界本質的辯證把握和辯證思維。針對這一“反訓”之法，錢氏在《管錐編》中還特闡述了其合理性及其在美學上的意義：“世間事理，每具雙邊兩柄，正反仇合;倘求意賅詞達，對仗攸宜。……又稱‘反對為優’，以其‘理殊趣合’，亦蘊斯旨。’，[。J1‘雙邊兩柄”、“正反仇合”即體現了悖論式思維，而“反對為優”則正是錢氏善于且樂于進行的悖論式思維的藝術審美標準，也是其進行文學創作的審美出發點。

　　就其小說和《寫在人生邊上》等大多數隨筆散文來說，錢氏文學創作正是一個包含著無數組經過藝術化處理的對立又統一的悖論的象征，悖論式思維方式的運用在這些文本中極為普遍，既有語義上的，也有作品意義、主題及文本形式上的。主要來說，呈現在悖論式語言的運用、文本的主旨建構以及人物創設等方面。

　　一、語言的悖論形態

　　在學術研究中，錢氏慣常以悖論式思維對具有特殊高位的傳統文化現象進行解析，并呈列出與傳統理念“相違而亦相仇”的對立語意，致使其處于對立拆解或顛覆狀態。在文學創作中，錢氏同樣運用悖論式思維，從語言人手，利用語言的多義性、表達的隱喻性和意義的可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闡釋的多重可能性特質，運用“反訓”之法，解構用語言構建起來的傳統文本的權威以及神圣的理念。

　　可以說，頗具創造力的錢氏常在表述一些事物時，運用悖論式思維方式創制兩兩并存和同時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對立物，從而在表述上產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創造，“以其‘理殊趣合’，亦蘊斯旨”。換言之，在對現象的審視中，錢氏常熱衷于對之作正反對立兩兩并舉的思維，常用“反過來說”這一逆向思維方式來對問題進行思考，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思維結果，即展示其與原有寓意相悖反的新的見解，甚至解構和顛覆了原有的寓意這一思維與表達方式，錢氏早在其隨筆散文中便已發揮得淋漓盡致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寫在人生邊上)eP是其悖論式思維的結晶。因此這種兩兩相對的悖論式語言表達在《寫在人生邊上》一書中觸目皆是，舉不勝舉，諸如《魔鬼夜訪錢鐘書先生》文中：

　　“為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揮自己。反過來說，作le傳的人往往并無自己可傳，就傳述別人的軼事。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你要知道別人，你倒看他為自己做的傳。自傳就是男傳。”

　　在此段話中，錢氏通過一番思維游戲，指出別傳其實存在自傳的因素，即借傳別人來傳自己，而自傳呢事實上卻是在傳述別人的事，因此說自傳就是別傳!錢氏通過對作傳這一現象作正反對立的思考，展示出其存在的悖論狀態，并得出了對立而全新的見解。

　　《讀伊索寓言》一文是最典型的運用悖論式思維進行思考和寫作的結晶。在對《伊索寓言》中的九則寓言進行解讀的過程中，錢氏作出了與前人相悖反的全新見解，而這個認知結果顛覆了前人對這九則寓言的認知。也正是在此基礎上，錢氏在對待小孩子閱讀寓言的看法上，最終作出了與盧梭相反的見解：

　　“盧梭認為寓言會把純樸的小孩教得復雜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認為寓言要不得，因為它把純樸的小孩教得愈簡單了，愈幼稚了，以為人事里是非的分別、善惡的果報，也象在禽獸中間一樣的公平清楚，長大了就處處碰壁上當。”

　　盧梭認為寓言要不得，是因為它會把小孩子教得狡猾可惡}錢氏也認為寓言要不得，但他卻對立地“反過來說”，認為寓言會把孩子教得幼稚甚至愚昧!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錢氏在對前人“淺薄的見解”加以糾正的同時，還順帶表達了他的看法：是非的分別、善惡的果報，也只有在禽獸中間才公平清楚。真是人不及禽獸!這一見解令人震憾。

　　悖論式語言形態也被錢氏稱為“翻案語”。他在《管錐編》中說：“世人皆以為其意相違相反，……翻案語中則違者諧而反者合矣”。[2]4“錢氏正是慣常運用“反”的辨析進行“翻案”之思來作“翻案”之語。比如“上帝”之與“魔鬼”，世人當以為其意相違相反，但錢氏卻在《上帝的夢》中對之進行具體而形象的“翻案”闡述，得出“上帝就是發善心時的魔鬼，魔鬼就是使壞心時的上帝”[43¨之駭世之論，致使“相違相反”的“上帝”與“魔鬼相諧相合”。也許是為了強調這一觀點，錢氏在其另一篇小說《靈感》中干脆借地獄“司長”之口將“神”直接表述為：“神者，鬼之靈者也”，r43∞從而在神與鬼之間徹底劃上了等號。再比如他對“革命”所作的精辟的“翻案”思辨：

　　“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須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革命在事實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論上的失敗!”[]"-1∞

　　在高妙的思辨與分析中，“革命”與“遵命”在翻案語中競呈現出了“違者諧而反者合”的諧合狀態，同時，“革命”所固有的要天下人“遵命”的思想本質被揭示出來。

　　錢氏文學創作中悖論形態的語言形式的普遍存在，體現出一種作家對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苦澀和無奈的荒誕感，這是錢氏運用悖論式思維對世界和人的存在形態所作的一種解構。當我們把錢氏寫于抗戰前一段時期及抗戰期間的隨筆散文和小說文本串接起來，按創作時間先后順序排列起來進行連續性解讀時，可以發現，其文本中悖論思想及悖論形態在不斷地強化，到了其出版的最后一個小說文本《圍城》，語言的悖論形態則達到極至，悖論思維與語言從頭到尾包圍著主人公方鴻漸，并且表現出一種毫不掩飾的夸張，以至于使方鴻漸將“圍城”這一人類的悖論形態的存在困境上升到人生萬事，最終使他在無法突圍與超越的困境下對人生徹底感到幻滅。

　　如在《圍城》的最后兩章，類似于下列悖論形態的語言層出不窮，其所揭示出來的人生的怪誕與荒謬等悖論存在令人觸目驚心!

　　“天下只有兩種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種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種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種人應該樂觀，因為他每吃一顆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種人應該悲觀，因為他每吃一顆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壞的。不過事實上適得其反，緣故是第二種人還有希望，第一種人只有回憶。從戀愛到白頭偕老，好比一串葡萄，總有最好的一顆，最好的只有一顆，留著做希望，多么好?”[6]。。

　　這是作者在小說中借主人公方鴻漸之口對回憶與希望所作的“翻案”思辯：在呈現兩種人生態度的悖論形態之后，作者最終提出了一種世人難以接受而又不得不承認其確有道理的人生方式，即擱置對美好理想的追求，留著它做“西洋人拉磨的驢頭前掛的那串胡蘿b’，[6]。∞，從而代替人生的希望，以引領人不斷前行，而不是在“結婚以后你總發現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之時，只剩下如同追求肉骨頭的狗一樣的反應——“狗為著追求水里的肉骨頭的影子，喪失了到嘴的肉骨頭!跟愛人如愿以償結了婚，恐怕那時候肉骨頭下肚，倒要對水悵惜這不可再見的影子了。，’[6]H。成功追獲或實現的美好理想竟成了一串壞葡萄，成了狗到嘴的肉骨頭，美好的理想被粗鄙庸俗的物質欲求所征代與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