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治理體系未能防止公司治理失靈和丑聞，所以引發了人們對英美模式是否適合所有公司的質疑。英美法系是為擁有廣泛股權基礎的公司設計的，但亞洲的大多數公司都是擁有一個控股股東的。獨立董事、審計和薪酬委員會或對公司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要求等控制機制可能適合英美公司，但可能不是中國企業監督董事履約責任的最適當方式。中國企業管理風格與英美迥然不同，具有集中控制、集體主義、和諧、家長式領導、強大的組織網絡和業務聯系等特點。解決公司治理問題的最有效方法可能不是效仿西方司法體系，而是從其文化遺產中汲取解決方案。而儒家文化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在后安然、后世通和后全球金融危機時代，人們對所謂的法律和經濟秩序的傳統智慧的咒語產生了懷疑。盡管最近許多文獻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如提倡在監管機構中制定更多的法律、規則或改革以加強對公司治理的監管，但儒家所提倡的是一種基于道德理想的、非法律的、社會性的監管模式，應該對我國的公司治理模式有所啟示。

　　一、文獻梳理及相關研究動態

　　(一)企業文化可以成為公司顯著的競爭優勢

　　雖然企業文化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但直到21世紀初才受到研究者和實踐者的重視。雖然它并不是決定組織成敗的唯一因素，但它可以成為一種競爭優勢，因為它在組織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并最終決定公司的經營業績。同時，由于企業文化只是伴隨著現代企業而產生的，作為一個學術界研究的課題，它的歷史并不長。因此，對企業文化有不同的定義和理解。Greenberg和Baron(1997)提出，企業文化是由態度、價值觀、行為規范和期望組成的認知框架，這些態度、價值觀、行為規范和期望都反映在組織文化中，因此，企業文化被認為是一套管理公司內部人員行為的集體規范(Irani，Beskese&Love，2004)。雖然企業文化不是決定組織成敗的唯一因素，但一種積極的文化能夠使信息順暢流動，使組織變得更加和諧，因此，與公司競爭的其他組織相比，它可能具有顯著的競爭優勢(Mahrokian，Chan，Mangkonkanok&Lee，2010)。

　　(二)英美模式與儒家模式

　　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了一項大規模的經濟轉型計劃，敞開了與外部世界貿易的大門。傳統的治理體系被”最優的”英美模式取代，并采用英美模式進行公司治理，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當時很多學者認為傳統企業的公司化將提高它們的生產力，使它們能夠從其他渠道獲得收入，并增加總體財富(Neeetal，2007)，但近年來卻屢遭質疑。英國和美國的公司治理失敗導致了一系列公司丑聞，主要金融機構(安然、世通、雷曼兄弟、高盛、北巖、蘇格蘭安德羅亞爾銀行)遭受重創。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迅速崛起，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是驚人的，參與了全球經濟的發展。每個人都很有可能會與中國有或多或少的聯系，可能會接觸到中國的傳統的儒家文化，人們需要了解中國人的戰略思維和中國領導層和管理層的獨特特征。鑒于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高，中國式的管理和戰略思維改變全球商業的格局只是時間問題(Cheung&Chan2005;deBettignesetal.2011;Ip2011;Rarick2009)。英美模式將利潤放在首位，鼓勵短期的逐利行為。英美公司治理的規則性(法律、法規、有約束力的協議和準則)比較適用于股權分散的公司，這些公司無法有效監督董事行為，因此需要采取各種措施保證董事行為和股東利益一致。同時，英美文化也是一種訴訟文化。而我國與英美有著明顯不同的文化背景。相比之下，傳統儒家式的管理是以關系為中心的。它的特點是高度集中的決策、家長式的領導風格、分層的關系、強烈的集體主義，以及依賴關系(關系)作為一種經營的形式(Milesetal，2007)。鑒于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不斷下降，加上中國企業的迅速擴張，這些都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理由去研究儒家學說到底能為公司治理帶來什么。因此，概述儒家學說的基本原則，以及確定這些原則與公司治理的關系十分重要。研究儒家的五大美德和孔子教義中的五種關系，證明將儒家價值觀融入亞洲的公司治理是值得的。本研究試圖證明儒家文化更適合我國公司的企業文化，而且適當地融入亞洲地區的公司治理體系，即使不能取代西方，也可以在效率和效力方面與西方相匹敵。

　　(三)儒家文化對公司治理的價值

　　根據對亞洲商業實踐的研究(e.g.，Hamilton，1996;Kao，1993;Zhang&Keh，2011)，指出“和諧”等概念在集團層面的重要性(Alston，1989)，比如中國人的“和諧”和“關系”理念(Chung&Hamilton，2001)。這些理念都鼓勵信任、社會互惠和互利、關系、勤奮和毅力以及長期合作，而且在中國的制度層面上也有所體現(Chenetal.，2013)，有助于提升企業績效(Yang&Su，2013)。Hittetal.(2002)認為，在開發和利用社會資本方面，亞洲公司在文化上可能比西方公司更具有競爭優勢。他們還認為，亞洲公司在選擇和管理聯盟伙伴方面更有效率，因此，與英美模式的公司相比，由于其社會敏感性的提高，亞洲公司更有可能成功。Wangetal(2005)探討儒家文化的特征，并討論其對中國和其他儒家社會的組織和管理實踐的意義。Cheung和Chan(2005)以及Weber(2009)揭示了基于儒家倫理價值觀的典型商業實踐，并認為儒家體系在全球商業實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價值觀引導著成功的企業，儒家教育在全球商業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Erben和Guneser(2008)在他們的研究中證明，“家長式”的領導者(孔子所設想的那種)使工作場所人性化和民主化：如果領導者仁慈并有較高的道德水平，員工對組織的忠誠度更高。家長式領導與組織中的倫理氛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Cheung和King(2004)采訪了41位來自亞洲國家的企業家，以研究他們在市場上做出的選擇的道德傾向。他們認為，許多儒家企業家并不是為了創造更多的利潤，而是為了成就自己的道義。Kok(2008)將儒家倫理與西方倫理進行了比較(Kant，Aristotle&Rawls)，以尋求培養豐富和更全面的當代商業倫理觀點。Ip(2009)認為，儒家學說為中國企業商業實踐和管理的良好基礎。Szeto(2010)認為，儒家教育使得企業家和企業董事抵制不道德的牟利方式，他們相信正義，相信道德和牟利的目標可以齊頭并進。McCarthyetal(2016)發現，中國的儒家收購者在第六次世界并購浪潮中獲得了超越其他對手的并購績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企業的文化有助于減少企業代理問題。Hofstede’s(2007)認為，雖然每個國家在五個文化維度上都有所不同，但總體而言，西方文化傾向于個人主義和著眼于短期，而亞洲文化傾向于集體主義和著眼于長期。這意味著西方經理人與亞洲經理人相比更傾向于以利己的方式行事，更傾向于在短期目標上過度投資，而在長期資產上投資不足(Gelauff&DenBroeder，1996;Porter，1992;Prodhan，1993)。換言之，亞洲經理人更有可能進行良好的收購，而這些收購更有可能帶來長期業績(Luoetal.，2011)。儒家傳統價值觀本質上是一種以關系和諧為核心的儒家關系導向(王慶娟，張金成，2012)。有研究發現，儒家文化會影響公司的風險承擔，受儒家文化影響越大，公司的風險承擔水平越低(金智，等，2017)。但是，儒家文化的全員輻射效應有利于激發全體員工創新熱情，進而提升技術創新成果的實際轉化效率，增強專利技術對企業經營績效的邊際貢獻(徐細熊，李萬利，2019)。古志輝(2015)通過實證檢驗發現儒家倫理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已經有比較多的文獻對儒家文化可能在公司治理過程中起到的正面作用進行了研究，大多數是對韓國公司、日本公司或基于整個亞洲的視角進行的，鮮有文獻對儒家文化核心價值體系在現代中國公司治理中的價值進行全面論述。中國學者以及企業對儒家文化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認識不足，一味地模仿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但是中國企業的股權結構卻不像英美公司那么分散，中國公司的管理風格也迥然不同。解決公司治理問題的最有效方法可能不是效仿西方體系，而是從我國自身的文化遺產中汲取營養，尋找解決方案。

　　參考文獻：

　　[1]王慶娟，張金成.工作場所的儒家傳統價值觀：理論、測量與效度檢驗[J].南開管理評論，2012，15(4)：66-79，110.

　　[2]金智，徐慧，馬永強.儒家文化與公司風險承擔[J].世界經濟，2017，40(11)：170-192.

　　[3]徐細雄，李萬利.儒家傳統與企業創新：文化的力量[J].金融研究，2019，(9)：112-130.

　　[4]古志輝.儒家傳統與公司績效[J].制度經濟學研究，2015，(1)：69-113.

　　《儒家文化與公司治理研究》來源：《經濟研究導刊》，作者：韓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