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經緯》是德國著名漢學家甲柏連孜編著并于1881年出版發行的一部古漢語語法著作。2015年由姚小平先生翻譯成中文，之后便引發了我國學界對此書的重視和研究。李無未認為：“《漢文經緯》吸取了眾多歐洲學者漢語語法研究的精髓，是前有所承的。由于匯集各家學術之長，更是漢語語法學的集大成者。”[1]而姚小平先生著重提出，要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漢文經緯》語法思想的當下性，即能否給今天的漢語語法研究帶來啟迪，或者說具有多少借鑒的價值”[2]。故我們在研讀《漢文經緯》的時候，是帶著探究其現實意義的目的去的，也略微有了點收獲，即我們發現盡管甲柏連孜生活的時代還沒有語用學，但《漢文經緯》一書，尤其是綜合系統里面卻蘊含著他的語用思想。

　　一、《漢文經緯》的“經”和“緯”

　　在論及甲柏連孜的語用思想之前，我們先翻開《漢文經緯》的綜合系統，在序言部分，甲柏連孜解釋了他的書名中的“經”是指“分析系統”，也是“第一系統”，任務在于“根據各種現象的內部聯系和多樣化的意義來解釋一種語言中的現象”[3]519;而“維”則是“綜合系統”，也即“第二系統”，而“第二系統暨綜合系統的任務則在于，指出一種語言擁有哪些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3]519。他還進一步指出，綜合系統是一個“語法同義詞的集合”，是“工具的庫藏”，在漢語語法教學之中“怎樣去證明屬于這類范疇的具體詞語之間的差異，怎樣教會學生掌握用法：為何有時用這個詞，有時用那個詞”，以及“還要探討語言的理解，即怎樣去理解聽到的話語或讀到的內容，這就需要知道：為表達同樣的思想還有可能使用哪些習語，為什么偏偏選用這一而不是那一表達”[3]519。也就是說，甲柏連孜將“分析系統”列為本體，主要講詞法;“綜合系統”其實是把漢語作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教學用書。并且，甲柏連孜已然認識到在外語教學中，應當培養學生在特定語境中對說話者的話語進行正確的理解，然后選擇最恰當的語言形式反饋，以達到最佳表達效果的能力或者直接在語境中得體表述的能力。換言之，早在19世紀，甲柏連孜就有了這樣的先見：外語教學必須重視培養學生使用目的語得當地進行交際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最能折射出學習者的語用能力，故在跨文化交際中尤其重要，否則就容易出現語用失誤，造成交際失敗或交流障礙。冉永平認為：“外語(包括第二語言)學習(包括習得)、外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和提高學習者(包括習得者)對目標語的運用能力，尤其是語用能力，這是外語教學、外語學習、二語習得以及語用學共同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4]因此在綜合系統這個外語教學的應用系統中，體現甲柏連孜的語用思想元素最多，也是自然而然的。最能折射甲柏連孜語用思想的有四個模塊：一是稱謂詞，分散于綜合系統第一篇的名詞和代詞兩章，突出他對語境的重視以及符合禮貌原則的標準;二是文體學，集中于語體風格、韻律和部分辭格;三是對尾助詞、數詞和疑問語氣詞等詞類的語用功能的論述;四是詞法中的否定、省略和倒裝。而在這四個方面中，我們要論述的就是文體學到底是如何和甲柏連孜語用思想產生鏡像關系的。

　　二、《漢文經緯》的文體學

　　毋庸置疑《漢文經緯》是一部古漢語語法巨著，然而甲柏連孜卻在該書的體系編排中放入一個“文體學”部分。它正式以章節名稱出現是在第三卷綜合系統的第四篇，另外還有分析系統第三篇“句子和句子成分的界限”的修辭部分，和文體學內容有交叉，也能夠看作隱性的文體學。關于文體學的內涵和外延是什么，以及由此導致的一系列相關術語的糾纏等，在學界一直是無法厘清的“一個至今未解決的難題”[5]。我們認為，文體學是研究書面文本體制的組建、特征及其規律的學科，研究范圍囊括書面語的形式、內容以及作者本人的內心情感等諸多元素，故它屬于語言學、文學、心理學等交融而成的邊緣學科。文體學在中國古代隸屬文章學，吳承學認為文體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最為悠久的學術領域之一”[6]，故而受中國文化影響頗深的甲柏連孜會在漢語作為外語的語法教學中涉足文體學，也就不讓人那么驚訝了。但是閱讀完《漢文經緯》的文體學部分之后，我們發現甲柏連孜眼中的文體學其實應為書面語體學，因為他只是講述了古漢語書面語的形式手段，例如韻律、平仄、辭格等，沒有牽扯其他。語體是語言學的術語，語言學下有語用學，廣義的語用學又涵蓋修辭學，所以從《漢文經緯》文體學環節探究甲柏連孜的語用思想具有較高的可行性。文體學在綜合系統里面雖說自成一篇，但和前三篇相比，僅有十幾頁，內容簡單，分量顯然較輕。原因不難理解，畢竟《漢文經緯》研究的重點是語法。語法一般而言是詞法和句法的交織體。甲柏連孜在此書中說“不考慮語音學和文字學的話，漢語的語法其實就是句法，也只能理解為句法”[3]22，而事實上他的第二卷分析系統主要講述詞法，第三卷綜合系統，則正如李佐豐所指出，“討論的是句法，但其中包含的大多是跟詞法有關的內容”[7]，文體學不是核心范疇，難免要略寫。

　　三、《漢文經緯》文體學中的語用思想

　　(一)語體風格

　　前文我們指出了甲柏連孜的文體學應屬書面語體學。語體是指“在長期的語言運動過程中歷史地形成的與由場合、目的、對象等因素所組成的功能分化的語境類型形成適應關系的全民語言的功能變異類型，具體表現為受語境類型制約選擇語音、詞語、句式、辭式等語言材料、手段所構成的語言運用特點體系及其所顯現的風格基調”[8]。也就是說，語體自帶風格。風格來源于英文(style)，在語體的概念尚未成熟之前，通常對譯為文體風格，然而文體僅僅指書面語，語體卻包括書面語和口語，范圍更廣;與此同時，語體盡管只關注表達手段及表現手法，但形式上的特點也是風格最為重要的標記之一和最容易把握的外部元素。因此語體和風格逐漸組合，專指不同語境視域下，在運用語言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功能差異，而這種差異是受具體語用環境和語用目的制約，話語表達者有意識地做出不同表達的外化。甲柏連孜在其文體學部分的開頭，明確指出三種不同語體的風格：“文體受到所述對象的牽制;除此之外，還有三條一般規則：(1)報告式的序文引言之類，意在述介事實，通常沒有任何美飾;其文體簡短，用詞樸素，是一種枯燥、公務式的陳述。對于韻律，既不刻意追求，也不有意避免。(2)在連續的敘述或描寫性的話語中，句子通常直接排列開來，不使用連接詞。句首用副詞，如‘于是’、‘當時’、‘自此’、‘以后’等;適當的地方用‘乃’;句子的長度傾向于相等，四字句和三字句尤其為人們喜愛。講究韻律和正確地選擇實詞，是這種文體的唯一裝飾。大多數虛詞由于具有主觀色彩或推理功能，而不被使用。這種文體并不靈活，但非常有力，而且很直觀。(3)會話、言談、書信、官方文書等，經常用直接引語的方式逐詞傳達。在這些體裁的文字中，和在論證性的作品中一樣，語言可以在邏輯和修辭的表達手段上充分展現其豐富多樣。所以，這類作品能以令人愉悅的方式打破撰寫史書時所用的那種冷靜敘述的調子。”[3]788

　　(二)韻律

　　甲柏連孜在分析系統的修辭部分指出了“中文的寫作方式有兩個特征尤其醒目：一是韻律突出，二是喜用尖銳對立的表達，即對偶。這兩個方面的傾向似乎不是人為育成的，而是與漢民族的語感相互交織、密不可分，因為甚至在日常口語中也經常得到反映”[3]508。甲柏連孜隨后說漢語的韻律，多表現為“音節數目相同的若干句子，往往被一句句串聯起來，而以四字句最為常見”。即他所說的韻律，主要是指漢語行文中小句的音節數。他同時指出其功能：“在敘述體和描寫體的作品中，這種形式也有幸得以保留，因此在斷句時經常可以作為最可靠的標識。”例如“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論中國通貨》”[3]508-509。與分析系統比較，同樣論述韻律，綜合系統顯然更加詳細：(1)甲柏連孜認為“韻律，分簡單和復合”[3]788。(2)“簡單的韻律，即各句所含音節的數目有多有少，以同樣的排列順序重復出現。最常見的是四音節的簡單韻律：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論語·子張》三音節的簡單韻律如：古者圣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通書·樂上》五音節的簡單韻律如：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管子·牧民》”[3]788-789。(3)“復合韻律似乎應該更多地用于論證性的文體，而非敘述性和描寫性的文體。見于史記運用的模式不勝列舉，須注意的是：韻律上相互對應的成分在觀念上也必須形成對仗。”[3]789(4)甲柏連孜隨后又指出一些不能計入韻律的情形：“以下句子成分不計入韻律，即把它們排除在外并不影響韻律：1)起句的連詞、副詞、嘆詞;2)否定詞‘不’，如果對仗的句子在這一位置上用的是肯定的表達;3)一般來說，所有默認為對后隨成分具有支配作用的句子成分，如幾個含韻律的謂語所共享的主語，一個助動詞而管轄若干個帶韻律的補語，等等。例如：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記·曲禮上》”[3]791(5)講韻律離不開平仄，甲柏連孜在文體學里面不僅認識到了漢語的四聲可劃分為平聲調和仄聲調(包括上去入三聲)，而且他還舉例指出漢語對平仄的要求：“須留意區分兩類聲調：平與仄，即平聲與另外三個聲調的對立。音節數目相同的一串句子都以平聲或仄聲收尾，為良好的鑒賞能力所不允許。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太極圖說》”[3]791-792由此可見，甲柏連孜對漢語的韻律十分感興趣，并做了一些解釋。從他的論述中我們也能夠看到，他所認為的韻律是音節數目和對立平仄的綜合，同樣韻律的功能，其實也是在特定語境中，話語表達者語用考量下對話語進行自覺選擇和積極調整的結果。

　　(三)辭格

　　修辭學是廣義語用學的范疇，而修辭學的核心元素之一就是辭格。辭格也叫修辭格，宗廷虎、陳光磊認為，“漢語修辭格是利用語言的音、形、義等多種因素，造成新異的表達而呈現美感魅力的話語模式”[9]。甲柏連孜在文體學的后半部分講述的大都是辭格問題，盡管他所說的辭格和我們現代相應的辭格不盡相同，但也有他的獨到之處。1.對仗對仗亦稱對偶，是漢語和印歐語相比所獨有的一個辭格，通常指兩句結構相同或相似、字數相等、語義上密切關聯的句子。現代修辭學對對偶的研究非常深入且具體。除了對偶的釋義、類型、演變之外，還會側重分析對偶的作用以及對偶和中國文化的關系。不過甲柏連孜在《漢文經緯》中并未對它進行詳細分析。(1)在分析系統的修辭部分，他認為對仗和對偶并不等同，對偶是指“中國作家頻頻把結構一模一樣的句子一個個接起來，然而又使得句子的內容形成對照。對照可以是否定的，也可以是肯定的”，對偶的作用是“只需把對偶的成分逐個對應起來，字符與字符就能自動分開”[3]510。(2)至于對仗，他寫道：“中國人所說的對仗，其實是韻律和對偶的統一。在對應的字行的對應成分之間，經常會出現同樣的詞，這也有利于句子的分斷，因為成分之間的字距相等，可以測定。按一：經常大聲地朗讀，能最有效地增強對漢語書面語的這種特性的感覺。通過一定的練習，甚至可以達到這樣一步：在許多場合，無須弄懂一篇文字的所有單詞的意思，就能把句子分斷。”[3]510在綜合系統里，甲柏連孜又是這樣描述對仗的：“對仗幾乎為格言和講究修辭的話語所獨有。為把握對仗，韻律感是必需的，除此還有一個前提，即十分了解語言中意義對立的常用詞：對偶的成分在韻律上———也即根據位置———必須一一對應。例如：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而死、治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新喪三年。《禮記·檀弓上》”[3]792所以，甲柏連孜所認為的對偶并非我們熟知的既要求形式又要求內容的對偶辭格，它只是內容上的肯定否定構成的照應。而對仗是對偶和韻律的統一體，要求音節相同，是格言和講究韻律的話語所獨有，好處是在斷句的時候提供幫助，可作為一個判斷指標。2.重復重復作為一種辭格，應當指反復，是說在一段話里，由于表達的需要，句子之間完全相同或者其中某些成分相同。這種辭格運用的目的在于強調突出。甲柏連孜也有類似的看法：(1)“共有的句子成分，其重復始終具有強調的功用。重復用于：列舉一系列詞語;以及其他場合，代替單純的并列式，以突出共享的成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3]793(2)“用來開始話語的反問句或感嘆句，有時在話語的末尾予以重復，以強化語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3]793-7943.連文連文，這種辭格現代叫連珠或頂針(頂真)，指前一句話結尾的詞語和后一句話開頭的詞語完全相同。甲柏連孜不但指出了連文的含義，還對其語用功能做了簡要側寫。“連文，意思是連綴起來的文字，有如一根鏈條。這是為人喜愛的修辭形式，其中前一句的末了一字在后一句的開頭重復，所有的句子格式都一樣，好似構成一架梯子，而階梯可以無限多：人有分于處、處有分于地、地有分于天、天有分于時、時有分于數、數有分于度、度有分于一。《鹖冠子·天則》”[3]7944.文字游戲甲柏連孜這里提到的文字游戲，其實是和漢語諧音(或同音)有關的問題。諧音也能視為辭格，而它也是由漢字建構的漢文化中有趣的一個部分。他在論述的時候，中心還是諧音的語用功能：(1)“若干同音字或近音字，聲調或者一樣或者有別，一個接一個地排列開來，不但不影響理解，而且被認為是高雅的表達方式：是時石氏《史記·田叔列傳》。”[3]795(2)“文字游戲經常是一種拆字游戲，同時也涉及字的聲符。在給字詞下定義時尤其如此，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都會牽及詞源。例如：仁者人也《中庸》;政者正也《論語·顏淵篇》。”[3]796(3)“借助同音字來下定義，很受人們喜愛：有威而可畏、謂之威。《左傳·襄公三十一年》”[3]796-797

　　四、結語

　　綜上所述，從整體來看，由于《漢文經緯》的綜合系統是偏向教學應用的環節，因此比側重講詞法的分析系統中蘊蓄的語用思想要多。而從綜合系統來看，我們發現除了稱謂詞，文體學就是最能建構起甲柏連孜語用思想的組塊。他在綜合系統的文體學，以及分析系統修辭部分的隱性文體學里面，所指其實都是書面語體學。這些內容投射出的甲柏連孜的語用思想，尤其是語用功能思維共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語體風格，即三種不同語體的風格是有差別的，這不僅僅是功能變異，也是語用選擇的凸現;第二是韻律，也是出于語體不同和語用目的不同的有意為之;第三是辭格，他提到對仗、重復、連文、諧音等，盡管與現今對這些辭格的認知有出入，但這些為提高表達效果而為大眾喜愛的辭格，顯然也和語用密不可分。這三個模塊的共性均是話語表達者從不同的語用目的出發，對書面話語進行自覺修正，以突出不同的語用功能。總之，從《漢文經緯》來談甲柏連孜的語用思想，我們不僅為他深厚的漢語言功底而贊嘆，更被他超越時代的語用學思維所折服。不難發現，除了顯而易見的文章表達技巧上的修辭語用認知之外，事實上他還觸及了語用學的核心概念“一個概念為意義，一個概念為語境”[10]，而且這其中也含有一定的“語言在實際使用中，由于交際的題材、內容、手段、形式、對象等因素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與某一類場合相聯系的一系列語言特征，便構成了一個特定的語域(register)”[11]認知。另外，他非常重視在第二語言教學中對學習者語言能力的培養，這剛好也和他的語用思想契合。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這些語用思想元素，很有可能會對后來的語言功能學派以及語用學的萌芽產生一定的影響，只是這已經不是我們要談論的內容了。

　　參考文獻：

　　[1]李無未.從德國甲柏連孜《漢文經緯》(1881)到清末中日《漢文典》：近代東西方漢語語法學史“映射”之鏡像[J].中國語文，2017(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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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甲柏連孜(GeorgvonGabelentz).漢文經緯(ChinesischeGrammatik)[M].姚小平，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59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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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趙毅衡，陸正蘭.風格、文體、情感、修辭：用符號學解開幾個糾纏[J].學術界，2018(1)：87.

　　《從《漢文經緯》的文體學看甲柏連孜的語用思想》來源：《周口師范學院學報》，作者：崔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