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亞氏之宣泄(katharis)凈化與孔子之“興、觀、群、怨”

　　亞里士多德在談到悲劇的功用時說“通過引發憐憫和恐懼使這些情感得到katharis。Katharis在古希臘文中兼有“宣泄”與“凈化”之義。[⑩]“宣泄”最初指一種醫療手法，如果人體內某一成分蓄積，有可能導致病變。醫生將再開給病人一些與蓄積成分相同的藥物讓其服用，引起身體對這些成分的排斥，從而將對多余的蓄積成分宣泄掉，使其恢復健康。[11]

　　依此，觀眾在觀看悲劇時，悲劇會給予人們更多的“憐憫與恐懼，從而引發觀眾內心蓄積的憐憫與恐懼，使這些憐憫與恐懼得以宣泄(katharis)，此種憐憫與恐懼并非全是詩人或觀眾、讀者的私人感情。而往往是一種類似于宗教情感的共同體驗。此種情感比其他情感更好地順應于對道德和宗教的捍衛和改善，“悲劇引發的憐憫是人真正博愛的基礎。”[12]，凈化主要是指道德凈化，通過宣泄，觀眾或讀者的內心產生一種類似于宗教般的莊嚴、嚴肅感，從而增強對一些業已形成的道德、價值標準的認同，使其行為更具有德性(主要是道德德性)。至此，筆者感觸到，亞氏的《詩學》并非一單純的詩學著作，理解《詩學》應該將其放到亞氏的整個思想體系當中去理解。《詩學》不是孤立的，其與亞氏的倫理學、宗教學和政治學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詩學》可被看作一本政治學著作。[13]故悲劇課提升政治共同體的道德感，即正義感。

　　孔子論《詩》之功能主要就其社會功能言。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14]

　　孔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15]

　　依孔子《詩》有興、觀、群、怨的社會功能，此四功能者“興”最為關鍵。興者，起也，它是古代禮儀中的一個動作，目的是提醒人們保持莊嚴，以迎接其他儀式，如同今天的“全體肅立”之語。先秦文學批評中的“興”有三個層面的意思。一是詩歌創作中的感興;二是《詩》的表現手法;三是指《詩》鑒賞中的感興，即感發志意。“興、觀、群、怨”之“興”當作“感發志意”之意理解。前文已述習詩之目的不是為了作詩而是為了做人。通過習詩來感發、激發習詩者之向上的人生志向，與亞氏之宣泄相似。通過刺激而引起反應，區別在于亞氏支刺激是通過“憐憫、恐懼”引起“憐憫、恐懼”，當然后者之“憐憫、恐懼”較前者更趨善、更具共同感。孔子之“興”是求諸外，明諸內，似乎是一方法問題，即后儒所言的工夫。由《詩》所感發的志意已遠遠超越了《詩》本身之志意。悲劇所以引起觀眾之“憐憫”、“恐懼”本身也超過其本身之“憐憫”、“恐懼”。悲劇、《詩》儼然一藥餌，無其作餌，人類之某種情感體驗或志向不易引發，一旦引發。悲劇、《詩》本身的意義隱退，而其所激起之意義朝著某一預設的狀態運動，亞氏之為“德性”，孔氏之為“溫柔敦厚”之君子。二者都可起到凈化心靈之功效。

　　“詩可以觀”之“觀”，即觀風俗之盛衰，考見得失。這一思想大概是受古代觀風聽政的啟示，習詩者從《詩》中之所見以進一步陶冶、凈化自己。雖然所觀之詩不變，但由于其志意已興，不同人有不同的心境。故觀出新內容也未嘗不可。“溫故而知新”。悲劇可以引起人們的憐憫與恐懼，同一出悲劇可以反復上演，且能使人們的憐憫恐懼得以宣泄，從而使心靈得以凈化，也可以說是“溫故而知新”。

　　“詩可以群，可以怨”。“群”，即習詩者之間的溝通。“怨”，即刺政，怨對習詩者來說是個人內心郁悶情緒的宣泄。若從社會政治來說，是對政治的評砭。在亞氏，承擔“怨”這一政治功能往往是諷刺詩或喜劇。

　　四、史詩與鄭聲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給予悲劇很高的評價。悲劇優于史詩，“悲劇具備史詩所具有的全部成分，而史詩則不具備悲劇所具有的全部成分。”[16]依亞氏悲劇優于史詩主要是因為：其一，悲劇即使不表演單靠讀者閱讀也能引發人們的恐懼憐憫，使其得以宣泄;其二，悲劇合音樂和戲景，使其在方式較史詩生動;其三悲劇能在較短的篇幅達到摹仿目的;其四在完整性方面悲劇優于史詩;其五悲劇通過摹仿使人產生的快感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總之在亞氏看來“悲劇即使不借助動作也能產生它的效果，因為人們只要憑閱讀，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性質。”[17]史詩雖不如悲劇，但亞氏并未將其驅逐出《詩學》。與之相比，孔子對于鄭聲之態度截然相反。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妄人，鄭聲淫，妄人殆。”[18]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19]

　　鄭聲淫，鄭聲何以淫?今存《詩》中，鄭衛之詩多為男女相悅之辭，其有發乎情而未能止乎禮義。這似乎與孔子立于禮之標準不符。鄭聲具有以下特點：“于宮廷或城市吧娛樂活動中表演。娛樂性強。屬聲色之樂，求‘色’的傾向明顯，共享樂用。無樂教意義，與雅樂對立，與婚配無關。行樂者(歌手、樂伎)以此為職業，遠出尋利的的行為反映求富趨利的意識。”[20]再則，喜鄭聲者多為王侯豪門，“這些人對鄭衛之聲的偏愛與人們對善政、德政的追求正相反對——這是問題的關鍵。”[21]亞氏論悲劇優于史詩，主要是從悲劇、史詩本身之優劣而論，孔子斥鄭聲主要是從其不利于禮樂教化及為政治國方面言。但其在重觀眾(讀者)、習詩者之道德方面是一致的。悲劇之優于史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悲劇能更好地提升政治共同體的道德感即正義感，鄭聲之所以淫是因為其不合禮，又害于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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