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在玄宗李隆基統治的末期，由于多種社會矛盾尖銳突出，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給廣大勞動人民造成了更為深重的災難與痛苦。
　　安祿山進攻潼關時，守關唐軍二十萬，為其所敗，結果“十不存一二”。第二年唐軍反攻，陳陶斜（在咸陽縣東）一仗，又為安軍所敗，結果“四萬義軍同日而死”（杜甫《悲陳陶》）。不久在青坂一仗，更連遭失敗，“青是烽煙白是骨”（杜甫《悲青坂》），傷亡慘重。而人民群眾賦斂徭役之重，流離失所之苦，難以言狀。詩人在《無家別》中寫道：“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田園荒蕪，十室九空，絕不是詩人的夸張與渲染。
　　正當詩人杜甫發出名言驚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時候，安史之亂爆發了。時值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十一月。次年五月，詩人將家由蒲城遷往白水。不久，安祿山便攻破潼關，詩人又攜妻帶子，加入了逃難行列，最后將家又安置在鄜州城北的羌村。同年八月，杜甫聽說唐肅宗在靈武即位，便只身前往，不幸中途被判軍所獲，押往長安，困居半年。翌年四月，他冒險出逃，奔向肅宗所在的鳳翔，被任為左拾遺。八月，因下疏營救房琯，而觸怒皇帝，幾乎問罪。肅宗以為他是一個“令人不快”的人物，讓其回家探望。《羌村三首》正是他回家后所寫。
　　全詩雖為三首，均可獨立成篇，但卻互相聯結，構成一個整體。都是抒寫詩人回家后的見聞、感受與情懷的。由于這種情懷植根于當時現實戰亂的社會生活，因而，讀者透過其情懷，便可窺見當時戰亂，帶給人民的深重苦難。這正是組詩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
　　第一首，寫作者初到家與妻子久別重逢時悲喜交集之情。
　　頭四句，寫到家時間與當時的景色。夕陽西下，鳥雀歸巢的傍晚時分，作者千里歸來，看到了家中的景象。“柴門鳥雀噪”顯出戰亂中，農家破敗荒涼的景象。“歸客千里至”顯出詩人回家初的輕松感覺。在一般情況下，此時作者心情的喜悅是可以想見的。何況，這次千里跋涉歸來是在戰亂年代。一路之上，“人煙渺蕭瑟”，時而“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時而“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均見同時所寫的《北征》）；而且在此以前，作者又有著“不知家在否”的憂慮（《述懷》）。在這種情況下，作者盡管看到自己貧窮破敗的家門，還是格外歡欣愉快的。
　　“妻孥怪我在”，“怪”字意味深長。為什么“怪”？因為“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歲月里，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杜甫，只身出走，漂流在外，久無消息，他的妻子自然疑心其早已死于亂軍了。今天突然生還，事出意外，不免驚異、發呆。深覺是一種偶然。家人久別重逢，反覺驚怪、偶然，這種心情當然是反常的。但這種反常的心情，卻正是那個異常動亂的社會現實的反映。
　　“驚定還拭淚”，人畢竟是回來了，一陣驚怪之后，心情終于安定了下來。但此時，往日生死未卜之苦、妻子一人料理家事之艱難與辛酸，一起涌上心頭，所以，不免淚如泉涌。“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十個質樸的字，卻把離亂重逢的復雜心情，淋漓盡致地活盤托出，足見作者駕馭語言的功力。
　　下二句，放開一筆，寫鄰人。然而寫鄰人也還是為了烘托、映襯詩的主題。“鄰人滿墻頭”，表明它不是高墻深院，而是一圍殘垣斷壁。同時也表明事出偶然，與上“生還偶然遂”相呼應。倘是一件極平常的意料中事，自然不會“鄰人滿墻頭”的。杜甫的生還既是偶然，那么，鄰居家人之飄蕩在外，死生不明者，正不知多少，所以鄰人的“感嘆亦噓唏”，這一方面是針對杜甫之偶然生還、家人團聚的，同時，也是感傷自己家人、離散至今未回的。這樣，詩的主題就更加明顯和深廣了。
　　末兩句又回到自己。語言精煉，意味深長。因為是九死一生，久別重逢，不知有多少話要說，因此，“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在以往，他們無疑都會有多次夢中相逢的事�，F在燈前夜語，恍如夢境，言外之意：該不是又在做夢吧！總之，還是驚疑不定、悲喜交集的心情。仍然是動亂社會現實的反映。
　　第二首，寫到家后父子相依、百感交集的矛盾心情。
　　頭四句，寫回家之后“少歡趣”。“歲晚迫偷生”，作者此時年正四十六歲，本不應該說是“晚歲”，但由于社會動亂、家計艱難和個人遭遇失意等，使他感到未老先衰，所以說“晚歲”。茍且偷安，勉強生活，這當然是不好的，然而一個“迫”字，見出作者被迫為老、無可奈何的心情。既是被迫偷生，當然就“少歡趣”了。說“少”，并非沒有，其用字，很有分寸。下兩句寫嬌兒，其內容仍不離“少歡趣”。孩子們之所以“不離膝”，就是因為看到爸爸“少歡趣”，生怕他又要離去。
　　中間四句，通過今昔對照進一步申寫“少歡趣”。前二句以“憶昔”二字領起，寫過去；“蕭蕭北風勁”一句，寫現在。二者皆以景物作比，喻指今昔生活變化懸殊。“扶事煎百慮”之“事”，包括社會的動亂、國事的艱難、家計的困苦，以及杜甫自己的不幸等等。唯其聯想很多，所以才“煎百慮”，才百感交集。一個“煎”字，生動地表現了作者憂心如焚的狀況。這顯然也是當時的社會現實，在其內心的投影。
　　最后四句，寫作者自我安慰之情。在上述憂心如焚的情況下，幸而得知，糧食還有一點收獲，仿佛酒已從糟床里流了出來。有了酒，就可以借酒澆愁，聊以安慰自己“遲暮”之感，亦即所謂“少歡趣”的心情。“且用慰遲暮”，從這一“且”字中，可以看出借酒澆愁也非作者本愿。只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便借酒澆愁，逃入夢鄉。這是封建文人常有的軟弱表現，杜甫身上，也有體現。
　　第三首，寫鄰人的攜酒慰問及其傷時厭亂的心情。
　　“群雞正亂叫，客至雞爭斗。驅雞上樹木，始聞叩荊門。”寫村居客至，語言樸實，情景逼真。以下寫“父老四五人”攜酒來問。“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這四句，從父老的口中道出了當時戰亂造成的農村凋敝景象，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不幸。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父老還攜酒來問，作者萬分感激，以至于覺得非長歌不足以盡其情，于是便“請為父老歌”。歌詞的基本內容，即“艱難愧深情。”對于父老的感情，作者深感受之有愧。歌罷又繼之以仰天長嘆，這長嘆，無疑是社會的動亂與生活之艱難。這長嘆，更激起了父老們傷時厭亂的心情，以至于使在坐的人，無不涕淚縱橫。
　　無論是“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還是“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還是“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這種感情，固然是那個動亂時代的產物與反映，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但其低沉哀怨的基調，絕非時代的最強音，之所以如此，既和作家“溫柔敦厚”、“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傳統有關，同時也是杜甫階級與時代局限性之所在。因為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中失落的杜甫，他對當權的統治者、對殘酷的現實，雖然有所不滿，敢于暴露和批判，但絕不會想到背叛，更不會想到造反，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對杜甫決不能脫離時代而用今天的標準去苛求。但指出這點卻極為必要。正由于如此，杜甫筆下的鄰人、父老的形象，并非當時勞動人民的典型形象，就是很自然的了。
　　《羌村三首》以白描手法見長。雖取材于一段見聞，而景實情真、毫無夸飾。由于抓住了典型的生活情景與人物心理活動，故詩句大都意味雋詠。寫景如“柴門鳥雀噪”、“鄰人滿墻頭”、“群雞正亂叫”等，摹寫村落田家，事事如見。如寫人：“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皆極盡人物情態。又如“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寫幼子依人情狀、栩栩如生。總之，詩歌語言清新質樸、凝練準確、音韻協調、情意濃郁，值得我們很好玩味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