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北大核心級期刊《作家》， 《作家》是中國唯一的彩版文學雜志。作家已被評為國家期刊獎百種重點期刊，北京大學編輯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覽》連續四次將《作家》列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作家》首發的重要作品包括宗璞的《我是誰》、韓少功的《文學的根》、史鐵生的《奶奶的星星》、蘇童的《已婚男人楊泊》、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述平的《某》、遲子建的《親親土豆》、畢飛宇的《哺乳期的女人》、鬼子的《傷心的黑羊》、余華的《黃昏的男孩》、池莉的《一夜盛開如玫瑰》、徐坤的《廚房》、趙本夫的《天下無賊》等。《作家》曾以發表的作品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三屆中國文學最高獎--魯迅文學獎。

摘要：張大千先生是載譽世界的國畫大師，但他卻癡迷傳統戲劇音樂藝術。由于張大千在國畫藝術上取得了震撼世界的驕人成就，其在音樂欣賞、戲劇評論、民族音樂學理論、樂器樂畫收藏、傳統戲劇臉譜等方面的高深修養被掩蓋起來了，除其少數學者、朋輩對先生在與川劇、京劇界大師的交往中產生的名人逸聞有見諸報端外，先生在中國傳統音樂方面的廣博修養鮮為人知。本文從其家族生活背景的文化傳統因素方面略做分析，以圖加深我們對這一文化藝術大家深層文化見地的全面理解。 

 

關鍵詞：張大千,內江,文化傳統,戲劇,戲曲音樂,國畫

　　

對于張大千先生酷愛民族戲劇音樂的深層文化根源，本文主要從張氏家族所處的內江社會歷史文化大環境、張氏家族的家庭文化傳統、中國傳統戲曲文化發展的歷史狀況、正統戲劇文化對地方戲劇文化的激蕩等這4種因素略作分析。

 

一、張氏家族所處的社會歷史大環境——內江優秀的文化歷史傳統

內江歷史悠久，但近代史上這里可謂災難重重，兵匪戰亂不斷，時局的動蕩不安、政權的更迭變換再加上自然災害的施虐，內江百姓可謂飽嘗顛沛流離之苦。然而，飽經風霜和戰亂之苦的內江人民練就了不畏艱難險阻的堅強性格，他們勤于耕作、艱苦創業，以自己的勤勞善良創造了一方文明，造就了這方民眾的不竭智慧。資料還表明，內江具有優秀的文化傳統，近代史上名人輩出，“物華天寶、人杰地靈”，正所謂是滋養天府文人生長的一方圣地。

明末清初的戰亂使川南的千里沃土渺無人煙，內江更是一片狼藉。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四川開始出現安定局面；康熙初年(1662年)，今內江市各州縣的官吏陸續到任。張大千先生的祖爺是1683年來內江做官的，可謂是乘著四川穩定發展的東風而來。接著，清政府在四川實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以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內江文化藝術在這一時期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在康熙、雍正兩朝一系列休養生息政策的感召下，湖廣、江西、福建、陜西等省大批移民來沱江流域墾殖定居，內江人口逐漸增多，農業物產日益富饒，制糖業在內江迅速發展。經濟的發展使這一地區的文化藝術進一步得到滋養。從張大千先生的祖爺張德富在“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浪潮高漲之時來到內江算起，到張大千這一代止，歷經200余年。這個祖籍廣東番禺的家族歷經湖北麻城輾轉來四川內江做知縣，為官一方，終于定居下來。流動的生活歷練了家族的性格，增強了家族的智慧。張氏家族自張德富起到張大千這一代，歷時7世，經歷了幾乎整個清代，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張氏家族為發展內江經濟文化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二、張大千出身書香門第——“琴棋書畫”是張氏家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內容

張大千的祖籍是廣東番禺，湖北麻城曾是這個家族遷移的中間站。康熙年間，其六世祖爺張德富之時到內江為官，開始客籍四川。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即公元1683年，張德富因公務來到四川，張家遂從湖北麻城舉家搬遷到四川內江，成為四川人。張德富在內江赴任知縣，并在此處為官多年，張氏家族財力殷富，書香傳門。此一時期適值康熙太平盛世之際，國泰民安，內江社會一片安定、人民富足。

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階層必修的基本課程。這一文化傳統在中國這個有著2000多年禮樂制度的國家長盛不衰，音樂戲曲生活更是名門望族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古今中外的達官貴人“聽樂賞劇”正是他們標明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文化符號。這種文化符號，內容可謂博大精深、清幽雅致，甚至包括傳統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博在“詩詞歌賦”諸多文學形態，雅在“琴棋書畫”等藝術門類。文化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促成了“音樂與文學的聯姻”——歷時幾千年之久的戲劇文化藝術形態終于誕生。戲劇藝術源于民間百姓生活，成長于宮廷王室，與宮廷雅樂互滋互潤、日益完善，逐漸流行于上流社會。戲劇文學藝術形態至清代進入了它的全盛時期。

張德富作為內江知縣，音樂、戲劇生活自然成為其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賞析一下長篇傳記文學《張大千·人生傳奇》中的這段描述：“（內江）土地肥沃，出產豐饒，更兼之該地民風醇厚，社會安定，因之張德富這位‘父母官’，在任上也沒有多少的事情好做。于是他每日里便多是邀同縣上的紳士們和文人們，或是外出賞覽名勝，體察民情；或是在一起談詩論畫，填詞賦文；或是互相布陣對弈，彈琴作樂；或是彼此杯盤相約，把酒唱和……那真是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相識皆冠戴，往來無白丁，日子過得相當的風光、舒心與快活，張德富也甚是受到地方和百姓們的愛戴與尊敬。這段時間，可說是張家歷史上‘最光榮’的時期，也是后來的張家兒孫們最津津樂道的和最為懷念的歲月。”。這段充滿想象力的文學性表述，正是我國封建社會文人士大夫階層家庭生活的真實寫照。琴棋書畫不僅是他們文化身份和社會地位的象征，更是他們修心養性的一種生活自覺習慣。那個時代，社會上層如果沒有家庭“戲舍樂班”或定期請藝人“演出”，就像現在社會家里沒有“家庭影院”或音響設備一樣。非但如此，那正是上流階層之間相互交流的主要話題和生活內容。可想而知，音樂藝術修養對張大千的家族來講，是作為張氏家族的一種文化傳統來影響感召著張氏家族的后人。

 

三、傳統歷史文化潮流——張氏家族經歷了中國戲劇文化全盛期的洗禮

中國戲劇文化伴隨著人類的歷史而生。從早期的圖騰、巫舞、宗教的儺儀式到漢代百戲，都屬于我國早期戲劇的萌芽狀態，具有社會化、多元化的發展特點。隋唐參軍戲女藝人的加入開始了音樂和歌唱表演，參軍戲走上了歌舞化、音樂化之路，乃至五代時期參軍戲、歌舞戲演出活動興盛。唐代詩歌的大發展加厚了戲劇藝術的文化積淀，“它直接影響著戲曲藝術”，“隋唐五代的傳奇、說書、變文等藝術形式為后世中國戲曲藝術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并對當時的歌舞戲、參軍戲的發展和進步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為后來宋金時期的戲曲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至此，中國戲曲的基本形態初步形成。從宋雜劇開始到元雜劇、南戲戲文再到明清傳奇，中國戲曲文化發展達到了它的頂峰。 

從清雜劇的發展來講，它繼承了明雜劇的衣缽，在戲曲文學上取得了極高的成就。清代戲曲的發展大致可分為4個階段：順治經康熙到雍正是其初興期，乾隆60年是其發展的高潮期，嘉慶、道光、咸豐年間是其消退期，同治、光緒到清末則是其變革期。張氏祖爺張德富為官時期正是清代戲曲文化發展的興盛時期。縱觀張氏家族的這段家族史，剛好經歷了中國戲曲音樂發展的高峰階段。就中國戲劇發展的另一屬性而言，“清雜劇”成為“純粹的文人劇，它的作家既有學者詩人，又有達官顯宦，既有清流隱士又有武將之才……可以說其作家群多才多藝，詩、書、畫、印、曲無所不有，甚至有人卓然成家，為一代宗師。”“明清傳奇是中國戲曲史上繼元雜劇后的又一個高峰”。“傳奇”一詞元代至清末指“戲曲”，宋元南戲、元雜劇都曾稱為“傳奇”。中國戲曲史上的大發展、大繁榮時期分為兩個階段：前期出現在明代后期嘉靖末年到崇禎末年，后期出現在清代前期順治初年到乾隆末年，歷時250年，走向成熟。張氏先人張德富為官時期剛好也處在中國戲曲發展的高峰階段。我們沒辦法考證張德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傳統戲曲音樂文化，甚至他所視聽過哪些傳統音樂劇目，使用、保存、收藏過哪些樂器，和哪些樂人、戲班有過交往，我們一概不知，但生活在傳統文化河流中的民眾誰人又能擺脫傳統文化的洗滌呢。

 

四、清代戲曲活動的普遍性——內江必然受到中國傳統戲曲文化的激蕩

明清時期的戲曲音樂活動頻繁而廣泛，從社會上流到平民百姓都離不開聽樂觀劇、審美娛樂，它是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就像我們現在觀演電影電視、文藝戲曲節目一樣，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清代戲曲藝術活動就全國范圍來看，覆蓋面相當廣泛。“這一時期的戲曲活動是全社會最普遍、最廣泛的一種娛樂活動，在全國范圍內覆蓋了大、中、小城市，并有著龐大的職業演出隊伍，產生了一批技藝非凡、聲名顯赫的表演藝術家”。從劇目規模來看，常演內容復雜、角色行當眾多的大戲，藝術性極高。從演出地點來看，不同的社會階層地點不一：在廟臺、水上戲臺、廣場彩棚中演出的主要為廣大平民百姓；在酒樓、賓舍、茶園等地演出的常屬營業性演出；官僚、貴族、富商常在私人宅第演出“堂會”、“宴樂”；皇家演出是最高的級別，則在宮廷，由“梨園教坊”承辦。地方小戲如四川花鼓，約形成于清代咸豐年間，早期的表演多在水路碼頭和街頭巷尾，內江水陸碼頭的這類賣藝活動更是品類繁多。解放后，“中川花鼓劇團”的成立即建立在四川花鼓戲興盛發達的基礎之上。清代地方戲的迅速發展，使地方劇目數量劇增，其數量之多堪稱歷史之最。

明清時期“家庭戲班”成為促進戲曲繁榮昌盛的重要社會力量，“對戲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豪門巨富普遍蓄養家庭戲班，這一情況在江南士大夫階層形成風氣。此一時期民間職業戲班與官宦縉紳之家的“家庭戲班”成為社會演出的主要力量。他們極大地推動了明清戲曲的發展和完善。在這一戲劇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內江地區毗鄰“資陽河道”的發源地資陽，川劇“資陽河道”流派在資陽、資中、內江、自貢的日益繁榮符合歷史發展客觀規律。川南川劇聲蠻全川、載譽云貴，見證了這一地區經濟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人是社會性動物，人的發展超越不了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定性。從社會意義上講，在內江為官的張氏家族更是深受中國傳統戲曲音樂文化的影響。

 

五、四川地方戲曲文化的高度發展，還表現在其本土戲曲文化對周邊地區戲曲文化形成、發展的影響上

由于近代四川經濟的發展，四川戲劇音樂藝術也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這是事實。清代乾隆四十四年，“四川秦腔藝人魏長生入京，不僅給昆腔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也將稱盛一時的京腔打下了馬，自此再也沒有得到翻身。”可見，四川藝人魏長生在當時取得的藝術成就之輝煌，在沒有地方藝術文化滋養的情況下，是很難達到這種藝術境界的。魏長生就是一位善于在傳統戲曲文化基礎上富于創新精神的表演藝術家。就秦腔藝術向南方傳播的路線而言，這一藝術發源于陜西并一度流行于四川，并經四川流傳到云南、湖北，乾隆時期已經很是興盛。“約在清代中葉，西秦腔經四川傳入云南”。為道光年間滇劇的形成增添的營養，致使滇劇一度流行于云貴川等省。秦腔在四川于清代后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與四川鹽業、制糖業經濟的發展有著直接聯系。

甘肅的地方劇種“高山劇”發源于明初的地方社火，與當地民間故事和民間歌唱藝術結合緊密，“明末清初受到川劇高腔的影響，開始向戲曲藝術形式進一步靠攏，并逐步形成。我國湖北的地方劇種“梁山調”又稱“良善調”、“大筒腔”，廣泛流行于湖北鐘祥、荊門等地。但這一劇種起源于四川梁山地區的燈戲腔調，這種燈戲腔調“最晚不遲于清嘉慶年間傳入湖北境內”，道光三十年，梁山調已經形成。湖北“巴東堂戲”，又名“踩堂戲”，也是在四川“梁山調”、“川劇”等劇種的影響下逐步發展而來的。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本文想借此說明的是：張大千先生及族人生活在中國傳統戲曲發展的高峰時期，從地域上來講，他們又生活在地方戲曲盛行的四川內江地區。無論從時間上說起，還是從空間上思辨，這位藝術才思通靈剔透的文化藝術大師都會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傳統戲曲文化的深刻影響。

　　

　參考文獻：

　李永翹：《張大千人生傳奇》，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夏蘭：《中國戲曲文化》，時事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