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性經濟人”假設是現代主流經濟學中的重要基本假設，經歷了從強調“經濟人”到強調“理性人”的發展過程，曾受到不同學派與其他學科學者的批判與修正。一些學者甚至對“理性人”假設的成立與否都產生了質疑。從進化心理學視角審視“理性經濟人”假設，利用適應器、內含適應性、性選擇及進化穩定策略等理論，可以很好地整合不同理論對它的批判與修正，從而得出人類行為仍然服從“理性人”假設的結論。即追求一定約束和偏好下的效用最大化，只是這里的效用最大化應是指向基因適存性(包括生存及繁衍效用)的最大化。

　　關鍵詞：進化心理學,理性經濟人

　　“理性經濟人”假設是現代主流經濟學中重要的基本假設，一路支撐主流經濟學理論發展到今天。盡管如此，該假設也并非完美，許多學者曾圍繞“理性經濟人”假設進行批判，或是對其進行修正，以納為己學派所用。筆者認為，若以進化心理學視角來審視和調整“理性經濟人”假設，足以將其核心概念及眾多學者之批判修正融合為一體，使之更為完善、更加接近現實。

　　推薦期刊：《心理學探新》由我國已故著名心理學家潘菽先生在河南大學創辦。1993年起，因故轉由江西師范大學和中國心理學會理論與史專業委員會共同主辦(內刊)，并于1998年12月重新獲得國內外公開刊號。目前，雜志由江西師范大學主辦，南京師范大學、華南師范大學、中國心理學會理論心理學與史專業委員會、中國心理學會學校心理學專業委員會協辦。堅持理論和實踐并重的原則。開展各應用領域的探索、創新和開發，推動我國心理學的繁榮和發展。

　　一、“理性經濟人”假設的發展、批判與修正

　　(一)“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建立與發展

　　“理性經濟人”這一假設的緣起，可一直追溯到曼德維爾(1714)在《蜜蜂寓言》中的觀點，他認為“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1]，即個人擁有貪婪自利的惡德，但這種自利必須通過社會交換實現，因此能促進社會經濟繁榮。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求學及任教期間對曼德維爾的學說有過了解，并對其觀點進行了吸收和揚棄。[2]“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于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為了他自己的利益……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促進一個并非出自他本心的目的”，這些《國富論》里的經典表述，為古典經濟學時代的“經濟人”假設奠定了主調。約翰•穆勒(1848)認為，人在經濟活動中的行為可被抽象為“經濟人”，“經濟人”追求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不會考慮他人，但在適當的制度下，人們自利的行為能最大限度地促進公共利益。[3]

　　新古典經濟學時代，邊際革命和效用價值論出現，新古典經濟學家們在數學上定義了“經濟人”的行為規律：偏好完備有序、在既定偏好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另外，埃奇沃思盒狀圖與帕累托最優在數學上證明了：在“經濟人”采取最大自利的策略時，(由功利主義定義的)社會總效用也能達到最大。

　　早期新古典階段的“經濟人”更純粹強調個體在物質利益方面的自利計算，其效用函數不包括非物質目標。但之后，在一些非主流學派的影響下，學界越來越多地轉向探討“理性經濟人”中“理性人”的一面(即效用函數可以包含對非物質利益的追求)。[4]

　　(二)“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批判與修正

　　“經濟人”是對個體在追逐物質經濟利益方面的抽象，意味著這種抽象舍棄了個體的情感與社會屬性，因而一直廣受爭議，受到不同理論的挑戰。

　　1.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1943)認為，人類個體的需求可分為五個層次：生理、安全、社會交往、尊重以及自我實現。許多學者由此指出，個體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主要體現于較低層次的生理與安全需求，當其得到較好滿足后，個體便會轉而追求較高層次的社會、尊重、自我實現等需求，從而“經濟人”假設便不再能很好地描述和預測個體決策。

　　2.新老制度經濟學派的觀點

　　老制度學派代表人物凡勃倫認為，即便強調效用最大化而非純物質利益最大化，“理性人”也不是一個很好的假設，人類不單純是一臺快樂與痛苦的計算器，還會受到本能、習慣和習俗的支配，故也會表現出“非理性”的一面。[5]新制度經濟學派如諾斯(1990)認為，人是社會的人，其決策必然會受到社會中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如文化、習俗與社會意識形態等，故人類在真實決策中會同時存在多元目標，而不可能僅考慮個人效用函數。[6]此外，西蒙的有限理性引出了威廉姆森的機會主義人性假設與諾斯的意識形態影響學說。也就是說，由于個體收集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存在著利用信息不對稱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如欺騙、背叛)的空間以及信息不充分的個體在決策中可能受意識形態引導。[7]

　　3.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觀點

　　加里•貝克爾是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以將經濟學分析引入各項社會學議題而著稱于世，學界戲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他靈活地構建了不同的效用函數，用以分析家庭、社會地位、犯罪、歧視等問題。對于貝克爾來說，不管是個體的社會需求、利他主義，還是道德、習俗、文化、宗教等因素，統統可以納入具體問題中的效用函數。不過，“經濟學帝國主義”也招致了許多批評，比如，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認為，個體對文化與習俗的遵從不屬于“理性人”的范疇，比如中國人對家庭的死忠、日本人喜好收養非血親后代等等。[8]

　　以上可見，對“理性經濟人”的批判與修正主要集中于個體決策過程應包括對非物質利益的考量上，具體包括個體的社會需求、倫理目標以及社會文化、習俗對個體行為的要求等。

　　二、進化心理學簡介及其主要理論工具

　　進化心理學又稱為演化心理學，是結合了生物學、心理學、認知科學、人類學與經濟學的一門綜合學科。進化心理學認為，人類心理是一整套信息處理的裝置，用來處理外界輸入的信息并輸出想法和行為。這一整套心理機制包含許多模塊(適應器)，用于解決人類漫長進化中反復出現的適應性問題。反言之，正因這些心理機制能解決各種適應性問題，它們才能在數十萬年的演化后保留在人類的基因庫中，在當代人類身上表現出來。進化心理學認為，當代人類的心理主要形成于更新世晚期的狩獵—采集社會，因為人類祖先在這一時期經歷的歷史遠遠超過農業、工業及現代社會，其對人類基因及心理的塑造作用持久而深刻。

　　(一)自然選擇與性選擇

　　根據達爾文提出的自然選擇(1859)與性選擇(1871)理論，擁有某些特定生理和心理特征的人類祖先個體能留下更多后代，因為這些特征對于個體的生存和繁殖有很大幫助。而帶來這些特征的基因就會獲得擴散優勢，逐漸成為基因庫中的主流。比如遠古時期，更強壯的雄性在狩獵中能獲得更多食物，并且更不容易被獵物殺死，因而生存機會更多，久而久之人類雄性個體就變得易于將蛋白質轉化為強壯的肌肉，因為決定該性狀的基因存活率較高，這主要體現的是自然選擇。同時，性選擇也很重要，基因若不能通過繁衍來傳播擴散，即便擁有存活優勢也很快會消失。性選擇分為同性競爭和異性選擇兩部分，同性競爭是指同性別個體爭奪配偶、爭奪繁殖機會，異性選擇是指受到異性青睞的個體更容易獲得繁殖機會，因而受異性青睞的性狀/行為也會獲得演化優勢。

　　(二)內含適應性與親緣利他行為

　　達爾文開創的選擇與適應學說被稱為經典適應性理論，強調的是個體性狀/行為對其生存及繁殖優勢的影響，但這一理論無法解釋人類為何能進化出利他行為，因為利他行為理論上會降低自身適應性而增加對方的適應性。對此，漢密爾頓(1964)提出了內含適應性(InclusiveFitness)理論以解釋親緣關系間的利他行為。該理論認為，由于親緣關系個體之間共享部分基因，因此個體有些行為雖然降低了自身適應性，但若能極大增加親屬的適應性，總體上便能使這部分共享基因獲得的進化收益大于損失，親緣利他行為便是由此獲得了演化優勢。[9]進化心理學家們對動物和人類的親緣互助行為進行了研究，證實了該理論。

　　(三)互惠利他行為

　　Wilkinson在研究一個吸血蝙蝠群體時發現，平均每天會有三分之一的蝙蝠在覓食時空手而歸，必須仰賴其他蝙蝠反芻一部分血液來生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蝙蝠之間并不一定具有親緣關系，并且會優先幫助曾經幫助過自己的個體，也就是說，盡管非親非故，蝙蝠個體之間仍然建立起了互惠利他關系。[10]進化心理學家認為，人類社會的非親緣利他行為也是由人類祖先狩獵時的類似情況進化而來。

　　(四)擇偶偏好與性選擇壓力

　　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提出，男女兩性的分化起源于同型配子偶然分化為精子與卵子，并最終導致了雄性和雌性個體的分化，兩性由此開始形成了不同的擇偶偏好。[11]這些擇偶偏好再次對異性個體施加了性選擇壓力，那些更能滿足異性擇偶偏好的個體有更多的繁殖機會、更好的繁殖成果。一系列對人類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女性在長期擇偶中更看重男性的經濟前景與社會地位以及是否愿意對后代投資，因為這意味著后代能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顧，這種偏好已經進化為女性本能的一部分。[12]

　　(五)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

　　演化博弈論之父、演化生物學家史密斯于1973年與普萊斯在合著的論文中提出了“進化穩定策略”(ESS)概念，指出種群在演化過程中，可能會形成某種ESS，當種群的大部分成員都采用該策略時，都能得到最大進化收益，偏離ESS的個體會受到演化的懲罰。[13]策略不一定是個體有意識加以思考后制定，也可能是基因在無意識層面編碼的行為傾向。種群的ESS可能會因環境變動的沖擊而產生偏移，但新的ESS一旦演化出來，便又會趨于穩定。

　　總而言之，進化心理學認為，人類祖先的DNA里有許多基因控制著不同的性狀、心理和行為，只有促使個體通過自然選擇和性選擇的基因會獲得擴散優勢，逐漸成為主流。經過無數代的演進，當代人類已經具有了高度的適應性，其心理和行為特征，無論是披著溫情面紗，還是冰冷無情，都潛藏著兩個本能目的：獲得更多生存資源和最大化繁殖機會及成果。

　　三、以進化心理學看“理性經濟人”假設及其修正

　　(一)進化心理學視角下的“理性經濟人”

　　從進化心理學的視角看，人類個體一切行為的根本目的在于生存和繁殖利益最大化，這種目的性不一定為個體自身意識所覺察，而更可能是演化塑造的無意識和本能。據此，筆者認為，可嘗試對“理性經濟人”或“理性人”作出調整和重新解釋，即將其解釋為在各種進化而來的心理機制作用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最終作出能使自身基因適存性最大化(即生存和繁殖利益最大化)行為決策的個體。

　　由進化心理學的親緣及互惠利他理論可以看出，利他行為是個體以“迂回”方式實現其基因適存性最大化的一種必要手段，最終服務的對象仍然是個體(及其基因)。因而，將利他行為歸入個體效用函數便不再牽強。在此框架之下，利他行為可視為一種犧牲短期利益換取遠期利益的做法，也可視為對抗風險能力的投資。盡管利他行為往往是出于善意與正義感而非功利計算，但客觀上來看，它的功能就是如此，主觀動機的非功利不能否決行為效果上的功利。

　　可見，純粹的“經濟人”概念在進化上是不可靠的，它假定人一切行為都是為了追逐物質利益，即生存利益最大化，卻完全忽視了繁殖目標。一個任何行動都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準則的人，在擇偶方面很可能困難重重，沒有繁殖機會的“經濟人”，仍然會被性選擇壓力淘汰。此外，純粹的“經濟人”看似能實現生存利益最大化，其實也并不絕對，因為現實中任何經濟決策都存在風險與意外，缺乏利他主義心理機制的“經濟人”沒有機會通過互惠利他贏得盟友，從而抗風險能力極差。總而言之，純粹“經濟人”難以獲得演化優勢。相比之下，“理性人”則存在引入利他主義偏好可能性，更具備抗風險能力。

　　(二)進化心理學視角下的“理性經濟人”批判與修正

　　1.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的批判與修正分析

　　馬斯洛的五層次需求中，生理與安全需求可視為個體追求生存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問題在于，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及自我實現需要，是否就完全與生存利益毫無關聯呢?社交需要的確屬于情感需要，人們在社會交往時也不一定抱著建立互惠同盟的功利心態。但這種情感需求無疑仍是演化塑造的一種心理機制，擁有這種心理機制的個體，會獲得更多生存和繁衍優勢，否則這種情感就不會保留在今天的人類身上。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都屬于對自我價值感及自尊感的需要。Leary與Baumeister(2000)正式提出的自尊社會計量器理論(sociometertheory)認為，自尊感是人類進化而來的一種心理機制，用于追蹤反映我們受他人尊重和歡迎的程度[14]，NaomiI.Eisenberger等學者于2011年為該理論提出了認知神經科學證據[15]，Barkow(1989)也認為自尊追蹤了聲望/名譽/地位變動。[16]更高的名譽與社會地位往往能帶來更多物質經濟利益，同時，尤其對于男性而言，還意味著在擇偶市場中更高的價值，更多更好的繁衍機會。如vonRueden和Jaeggi(2016)發現男性社會地位與其繁衍成功度顯著相關。[17]可見，尊重需要與自我實現需要是一種進化而來的心理機制，促使個體去追逐成功與社會地位，從而獲得適存性優勢。綜上所述，馬斯洛五個層次需求并沒有超出人類個體無意識中對生存利益和繁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馬斯洛對“理性經濟人”的批評，完全可以納入進化心理學的解釋框架。

　　2.制度經濟學派的批判與修正分析

　　制度經濟學派認為，本能、習慣、習俗、制度、文化與社會意識形態等因素會阻礙“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顯然，其中本能與習慣均屬于無意識追求基因適存性最大化的行為體現，可直接納入進化心理學視角下的“理性人”范疇。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個體很多情況是在既有習俗、文化、意識形態的引導下，并在制度的協調下進行決策。老制度經濟學家凡勃倫認為，社會成員對社會環境的適應形成了社會習慣與文化，沉淀成為社會基本規則，并隨著社會結構的演化而逐漸演化。[18]凡勃倫這里對習俗與文化的解釋與演化生物學的進化穩定策略(ESS)有異曲同工之處，可以認為，人類社會的習俗、文化甚至意識形態，均可視為人類種群中ESS的表現形式。換句話說，個體在文化與習俗影響下看似非效用最大化的決策，很可能是對既有社會結構中ESS的遵從，無論這種遵從是自愿還是被迫，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個體對群體內ESS的遵從，其目的正是追求基因適存性的最大化。

　　社會中不同亞群體往往持有各自典型的意識形態，在進化心理學視角下，這些意識形態也是服務于個體適存性的最大化。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指出，社會中存在金錢和財富的競賽，財富過人的有閑階層通過榮譽性消費獲得身份認同與自尊感，通過炫耀性消費將其昭告世人。比如，消費名貴奢侈品、舉辦豪華聚會、進行文化藝術類等非物質性消費等，以體現自身巨額財富、免于勞作與有閑生活。[19]可見，即便在生存需求完全得到滿足之后，富裕人群仍然有彰顯財富的意識形態。資產富裕者之所以要彰顯財富與社會地位，一個重要動力是獲取擇偶優勢(尤其對男性而言)，吸引門當戶對的優質配偶，甚至追求多偶。而資產較少者，其首要目標仍是保證生存利益，他們往往主張適度消費，上流階層的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并無益處甚至反而有害。例如，若一個家境較差的年輕人在價值觀上向上流階層靠攏，模仿起小資生活方式并借此求偶，恐怕不僅弄巧成拙，更透支了家庭財力，從而得不償失。這說明，意識形態是與個體所處的環境與約束條件相適應的，它在無意識中指導著個體按生存與繁衍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去行動。換言之，意識形態對偏好的影響與個體適存性最大化的方向是一致的。

　　3.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批判與修正分析

　　加里•貝克爾對效用函數的靈活構造拓展了“理性人”對人類行為的解釋能力，但也引發了不少爭議。比如，許多人指責貝克爾將犯罪引入效用函數是荒謬且違背倫理的，然而在進化心理學看來，犯罪是一種進化而來的備選策略，即一旦個體在社會上落入無地位無資源的極端不利處境，他們就可能會孤注一擲，嘗試用犯罪和欺騙的手段獲取生存和繁衍的機會。比如，Wilson與Daly對兇殺案件數據進行了統計，發現貧窮未婚男性比富裕已婚男性的犯罪率更高。[20]雖然這些行為不合倫理，但自然選擇并不包括倫理審查，而僅僅是讓能解決適應性問題的心理機制獲得演化優勢。因此，筆者認為，貝克爾將犯罪引入“理性人”效用函數的探討是符合實際的，犯罪問題應交由倫理和法律部門解決，學者僅僅是進行實證研究描述現實。再如，貝克爾還在生育分析中假設子女是給父母帶來效用的消費品，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和投資都是有利可圖，這一直廣受詬病和倫理批評。但從親緣利他行為的角度看，父母對子女的投資確實可以帶來繁衍利益上的巨大收益，父母對子女的舐犢之情正是由這一渠道進化而來。

　　綜上所述，可以近似地認為，人類個體幾乎所有隱藏在利他主義、多元需求背后的無意識動機，所有對文化、習俗、社會意識形態的遵從以及所有看似非理性、非效用最大化的行為，最終都服務于人類本能和無意識中對生存利益及繁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個體仍然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或“理性人”，從進化心理學的視角看，這里的效用最大化應是指向生存及繁衍利益的最大化，即基因適存性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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