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2年南京電視臺標志性欄目“南京零距離”創始以來，廣播電視民生新聞如雨后春筍迅猛發展，構成了中國媒體大觀園的一面旗幟、一道風景一種潮流，被譽為中國新聞傳播史上的“第三次革命”。
　　民生新聞是從普羅大眾日常生活中采制而來的、以群眾的生存狀況、生存空間，關注群眾的冷暖痛癢、喜怒哀樂為內容，充分利用先進的傳播手段，提高新聞的時效性和互動性，拉近媒體與受眾距離的一種新聞節目形態。簡言之，民生新聞是“平民視角、民生內容、民本取向”。
　　民生新聞，從本質上說，它是以區域為語境和視角，以民生為題材，以民眾為中心�？梢哉f，在當今大眾傳播模式的轉變中，它是最容易符合受眾口味的。然而，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民生新聞卻呈現出種種不良傾向，這些傾向不僅是對傳統意義上的新聞的顛覆，也是對民生新聞“平民視角、民生內容、民本取向”特性的背離。筆者把它們概括為“八化”：
　　1、同質化、市民化
　　在同一地區、統一受眾市場上，存在著大量內容雷同、形式相仿、風格接近的民生節目。這些節目擁擠在一個相對狹小的時段和區域內爭相開發大同小異的民生新聞資源，必然會使競爭惡化、導致傳媒市場的混亂。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臺各頻道之間同題材競爭激烈，一方面造成新聞資源浪費，另一方面導致電視新聞傳播市場的結構性失調(大量定位、風格、內容雷同的民生新聞節目在同一時段內爭奪受眾、分攤廣告)；二是同一民生新聞節目報道題材狹窄且重復較多，容易使受眾產生模式化影響，使受眾產生了疲勞甚至厭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欄目已經從質量競爭淪落到金錢的競爭，各種各樣的競猜、抽獎環節占據了寶貴的時段，這種新聞抽獎正在被各地方電子傳媒效仿、克隆，大有成為潮流的趨勢。
　　唐代書法家李邕說得好：“學我者死，似我者俗，叛我者生。”此話用在書法上和民生新聞上都是相通的。如何跳出同質化競爭的泥沼，如何獲得新的生機，是民生新聞在更高層次上健康發展，是新聞從業者應該深入探討、不斷實踐、銳意創新的迫切命題。
　　“民生新聞”中的“民”，應該是民眾、公民，應該包括市民和農民。不少的電媒在報道民生新聞時，偏偏自覺不自覺地把它理解為“市民”，導致了民生新聞報道的市井化、市民化，使得為數更眾的農民群眾的“失語”。農民常常被置于傳媒注意力的邊緣，他們很少有機會成為民生新聞的敘事主體。這種媒體隔離，造成了目前民生新聞農民缺位的尷尬，農民日益成為弱勢和邊緣化群體，成為一群真正沉默的大多數。我們的民生新聞常常報道市區暴雨街道水淹的常事，但很少關注鄉村水澇莊稼被毀的大事；常常報道水管爆裂市民缺水的小事，很少關注老天久旱人畜爭水的窘事；常常報道肉價下降給市民帶來的歡欣，卻很少傾聽農民群眾在“谷賤傷農”中的吶喊……總之，在我們的“民生新聞”中，偶爾出現農民形象，大多是以被看、被關懷、被同情、被幫助、被教育的角色,或者完全是主流意識形態控制下的木偶，農民用自己的話語主動表達自己、表現自己的機會都沒有，更遑論表達他們對社會的情感、意見和訴求了！筆者認為，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大多數，無論出于什么原因被所忽視，都斷然是“民生新聞”的責任。
　　2、低俗化、娛樂化
　　目前，部分民生新聞節目不從民生新聞的內容深化、角度挖掘方面著手，而更多的是濫用娛樂元素，在花樣翻新方面煞費苦心。從新聞采集到制作、播報方面嬉笑怒罵，信口開河，競相“戲說”。內容的膚淺蒼白，包裝上的故弄玄虛，播報方式的徹底顛覆，使得民生新采制的正常軌道上背道而馳，在形式化和庸俗化的傾向日益嚴重。這種娛樂化報道，不利于民生新聞的發展：首先，削弱了主流媒體的文化批判意味，導致了信息傳播中理性的缺失。其次，由于受眾對私人化事件缺少必需的距離，公眾輿論被不確定的情緒化傾向所取代，受眾批判的力量也因而缺失，削弱并限制了公民對于公共事務的思考和批判能力。第三，經過娛樂化修飾的新聞，使得信息的情緒化傳播得以助長，使得新聞記錄社會真實的誠意性和客觀性得以消解。長此以往，信息傳播中真實與效果之間的主次關系從事實上被顛倒了。第四，信息資訊本身的娛樂功能被夸大，實質上造成了電視受眾對信息獲取的路徑依賴。
　　3、淺表化、瑣碎化
　　民生新聞聚焦百姓身邊事，白描市井百態，反映五彩繽紛的市民生活，在非批評即表揚的媒體桎梏中找到了“第三種選擇”，在新聞的貼近性方面，民生新聞可謂做足了文章，幾臻極致。在市民、媒體和政府之間搭起了溝通的橋梁，即得到了政府的認可，也獲得了群眾的歡迎。在“民生新聞混戰”中，我們的民生新聞欄目，聲屏所聞所見，不外乎水管爆裂、沙井蓋被盜、路面坎坷、交通事故、物業管理糾紛等等雞毛蒜皮、家長里短之類，大同小異，充斥視聽，日日如是，仿佛今日民生已無大事可言。但在不厭其煩地報道著種種表象、現象、具象之后，最多配上幾句不痛不癢、千篇一律的主持人“評語”，就草草了事，極少把視角拓展到類似情況的綜合分析、當事各方的解釋和態度，解決問題的途徑探求等普遍性、縱深性的問題，不會從如何預防和應對個人危機和公共危機方面去引導受眾。至于普遍困擾民眾的就醫難、看病貴、讀書難、物價高漲、奸商蒙騙、就業脫貧、環境污染、種植業困境、假農資等與百姓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大民生”問題、深層次問題；黨委政府為解決民生問題所出臺的方針、政策、舉措及其解讀等高層次的、新聞價值含量更高的民生問題，則往往很少涉及，或者淺嘗輒止。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將車禍、垃圾、污水、火災等零碎、瑣屑、淺薄的沒有多少新聞價值的內容反復強加給受眾，只能形成新的聽覺和視覺污染，終將危及民生新聞的生存和發展。
　　4、唯民眾化、非政治化
　　作為媒體的基本目標，廣播電視越來越離不開收聽收視率。因為收聽收視率就是實實在在的商業利益。有高的收聽收視率就有豐厚的廣告利潤和商業支柱。因此，各電臺電視臺挖空心思，竭力追求奇特、轟動、聳人聽聞的效果,刻意追求非政治化、中立化。依照社會新聞的模式來處理和表現各種信息，以最能提升收聽收視率的社會新聞取代電視的文化品味和政治功能，千方百計把公眾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沒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這樣一來,在客觀上排斥了公眾行使民主權利所應該掌握的重要信息,其直接后果是——受眾的政治知識越來越匱乏。
　　唯民眾化趨向是在非政治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其突出表現就是對民眾生活內容“過敏”——只要是群眾報料提供的線索，都有求必應；只要“關乎民眾”，哪家水表漏水、哪家小雞三條腿，無論是三姑六婆還是家長里短，事無巨細，都詳加報道，甚至不惜摻水炒作，硬生生把民生新聞做成了家�，嵤碌亩哑�。比如筆者所在媒體的《百姓關注》曾報道過這樣一件事：一個農民抓到一條“怪魚”，為此采訪了附近村民，采訪了動物保護組織、漁政部門、農科所，折騰了4、5分鐘，最后的結論是：這是近幾年在魚塘和各大小餐館屢見不鮮、并無多大價值的“鱘龍魚”。某省級電視臺以頭條報道了某老者家里電燈離奇自動點亮熄滅的事件，來來去去采訪了當事人、左鄰右舍、各種權威部門，最后請來一個普通店共進行檢查，斷定為開館故障。媒體對這些“民生”事件連篇累牘的報道當中，哪里顧得上對更多數百姓、更重要民生的關注？哪顧得上對重要新聞事件背后深層原因的分析？不錯，新聞工作者確實應該強化服務意識，但這并說明媒體就該有聞必錄、面面俱到。上述兩則報道，除了表明記者、編輯炒作包裝、嘩眾取寵，放大輿論之外，還能有多大的“民生意義”？這樣的事情多了，不僅不利于媒體工資能力的樹立和鞏固，反而會給觀眾造成一種“找媒體比找職能部門更有效”的錯覺。這樣的報道還會誤導受眾，使之以為只要是自己身邊的事，都理應得到報道，理應得到領導和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和解決，于是，對同類事件的報道就層出不窮。這樣的“平民化”理念和做法，背離了新聞的真實性、客觀性、普遍性、典型性原則，決不是健康的民生新聞所推崇的“貼近性”、“親民性”。
　　新聞報道的內容盡管都是貼近百姓的，但是，民眾未必都是理智的思考者，況且記者所面對的民眾又極其有限，記者必須學會區分部分人的意志與民意，既要做到情為民所系，傾聽民眾呼聲，又要能夠正確把握輿論導向，應該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取舍，辨別哪些該報道哪些不該報道，決不應該“有聞必錄”。
　　以上是地方民生新聞或共有或或有的幾種不良傾向。筆者認為，這幾種情形，正是民生新聞發展道路越走越窄的主要原因。而要避免或改進，需要節目策劃者、制作者、參與者共同不懈的努力。民生新聞要走出困局，在選題把握上，就不能走極端，不能把視角全部放在百姓日常生活瑣事和事件的表面上，不能舍本求末，置社會發展的各種重大問題于不顧。在新聞視角上，就不能把“小眾”當大眾，以偏概全，有聞必錄；在制作包裝上，就不能以庸俗、夸張、暴力等取悅觀眾；要打造有影響的民生新聞節目，應該從長遠著眼，強化“大民生”意識和主流新聞意識，充分考慮新聞事件的重要性和時效性，從市政新聞、從國家民生政策、從社會發展的主流問題找到與百姓生活的切入點，讓黨和政府的“政治話語”首先民生化、通俗化、實用化。只有這樣，才能打造出既有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又能拿得出、叫得響、留得住、傳得開的民生新聞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