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轉型以來，俄羅斯從瀕臨失敗轉向成功，主要在于以普京為首的俄羅斯政府深刻總結了葉利欽時期轉型的教訓，對俄羅斯的轉型作了八大調整，實現了第二次轉型，初步形成了以新俄羅斯思想、強大國家、混合經濟、公民社會和主權民主為主要特征的俄羅斯模式，開辟了具有俄羅斯特色的轉型道路。俄羅斯社會轉型給予我們的一般規律主要是：社會轉型應當堅定不移地走具有本國特色的轉型道路，努力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思想理論，推進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文化改革和社會改革的綜合協調發展，實行漸進主義戰略，堅持公平正義原則，推動精英與民眾的團結協作，尋求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關鍵詞]快速發表論文,俄羅斯,社會轉型,轉型困境,改革調整,俄羅斯模式

　　自從1991年俄羅斯踏上轉型之路以來，俄羅斯的社會轉型已經經歷了20余年的風雨歷程�；仨�過去，俄羅斯的轉型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次轉型期是從1991至1999年的葉利欽時期轉型。經過近十年的轉型，俄羅斯卻陷入極度困難的境地，以至于2000年剛剛就任俄羅斯總統的普京沉重地指出：“我國現在面臨著十分復雜的經濟和社會問題，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幾乎下降了50%，按國內生產總值計算，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美國的十分之一，相當于中國的五分之一。” 俄羅斯似乎跌入轉型的深淵而難以自拔。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俄羅斯的轉型形勢峰回路轉，經濟連續多年快速增長，政治社會趨于穩定，創造了令人矚目的轉型奇跡，成為“金磚四國”之一。是什么原因導致俄羅斯的轉型形勢峰回路轉并創造令人矚目的轉型奇跡呢?有人將之歸于世界石油價格的上漲和俄石油出口的增加，有人將之歸于普京的英明領導，還有人將之歸為其他一些原因。當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筆者卻認為，如果把葉利欽時期的轉型稱為第一次轉型，把2000年以來普京的轉型與調整稱為第二次轉型，那么其關鍵原因還在于俄羅斯成功地進行了第二次轉型。因此，深入研究俄羅斯的第二次轉型，借鑒俄羅斯轉型的經驗教訓，把握轉型的一般規律，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借鑒價值。

　　一、第一次轉型的困境

　　社會轉型是一個艱巨復雜的破舊立新過程。在1999年普京上臺之際，俄羅斯面臨的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轉型局面。宏觀來說，其困難的轉型局面表現在：一方面，俄羅斯已經打破了以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的政治經濟制度，建立了以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征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政治制度和私有制為主導的經濟制度，新制度開始運行;另一方面，無論是“破舊”還是“立新”，俄羅斯不但已經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遠未產生預期的成效。經過十年的轉型，俄羅斯已經從一個超級大國淪為二流國家。而如果具體地來看，那么其轉型困境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政治斗爭綿延不斷。俄雖然建立了以多黨制為重要內容的議會民主政治制度，但政黨林立，呈現多、散、亂的狀態，左、右黨派立場成見頗深，街頭政治經常發生，黨派斗爭不以國家大局為重，政局仍處于不穩定狀態。

　　2.經濟大幅度下降。雖然俄已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但生產大幅度下降，赤字嚴重，高年達GDP的10.7%，低年為3.2%。通貨膨脹嚴重，1992―1999年消費價格總共上漲6168倍，盧布共貶值99.55%，2000年盧布的幣值只相當于1992年的0.45%。至1998年底，內債達700多億美元，外債達1300億美元，2000年外債總額高達1445億美元。

　　3.綜合國力大大下降。1990年俄GDP為 10000億美元，美國為55000億美元，中國為3700億美元，俄為美國的18.8%，為中國的2.8倍。2000年俄GDP只為美國的2.7%，為中國的25%。在1998年金融危機之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降至3500美元，還不到當時“七大國的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4.社會問題嚴重。1992―1999年，俄居民實際貨幣收入總計下降56%，1999年職工月平均工資為64美元，養老金不到20美元，1998年失業率達到 13.3%，貧困化現象比較嚴重。社會兩極分化，富人階層占1.5%，中間階層占25%，窮人階層占70%，影子經濟泛濫，比重約占GDP的30%一 40%。

　　面對這樣一個混亂和困難的局面，繼續沿著原來的改革道路走下去，顯然難以走出困境。走回頭路，回到以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的蘇聯時期，對于已經習慣于享受民主自由的俄社會上下大多數民眾而言，他們顯然不答應。只有因勢利導，對現行的改革內容和改革方式作適當調整，開辟一條新的轉型道路，俄羅斯才有一個光明美好的未來。在這一重要轉折關頭，處于轉型困境的俄羅斯選擇了普京，普京也作出了明智的選擇，對葉利欽時期第一次轉型作了重大調整。

　　二、第二次轉型的八大調整

　　自1999年普京擔任俄羅斯新領導人以來，普京發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羅斯》等重要講話以及國情咨文，形成了新的治國理政思想和舉措，即普京計劃。2008-2012年擔任總統的梅德韋杰夫與擔任總理的普京志同道合，繼續貫徹執行普京的思想路線，發表了《前進!俄羅斯》以及一系列國情咨文，提出了俄羅斯現代化發展戰略。探尋普京和梅德韋杰夫的思想軌跡和行動舉措，他們在對葉利欽時期第一次轉型作了重大調整，順利推動了俄羅斯的第二次轉型。其調整舉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思想多元與一元的關系方面，在支持思想多元的同時強調基本價值觀的一致。在蘇聯時期，由于蘇共對意識形態嚴格控制，社會思想呈現一元化的局面。蘇聯劇變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被拋棄，各種社會思潮如雨后春筍，紛紛出臺。自由主義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上升后回落，傳統的俄羅斯思想又已經遭到很大削弱，造成文化衰落、道德淪喪，俄羅斯民族的大國意識受到嚴重壓抑，民族尊嚴感大幅度下降，極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泛濫，擁有燦爛文化的俄羅斯面臨沉淪下去的危險。社會思想的多元導致公民行為的多樣，社會局面趨于混亂。普京和梅德韋杰夫認為，意識形態應是多元的，他們反對在俄羅斯恢復任何形式的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一個國家應該有一個共同信奉的核心價值觀。普京指出：“我們國家迫切需要進行富有成效的建設性的工作，然而，在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似的社會是不可能進行的。在一個基本階層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思想傾向的社會里也是不可能進行的。”因此他們強調自由、民主、人權是全社會人人都必須遵循的基本價值，任何人和團體都不得違反。經過深入思考，普京“把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與經過時間考驗的傳統價值觀，尤其是與經過20世紀波瀾壯闊的100年考驗的價值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用新俄羅斯思想團結俄羅斯人民。新俄羅斯思想的精髓是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觀念和社會團結。普京和梅德韋杰夫提倡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樹立強國意識，強調國家的權威和作用，繼承俄傳統文化的核心一集體主義。 　　2.在民主與法治關系上，在發展民主自由時注重恢復法律秩序。普梅確信，“民主、自由與市場經濟一樣，是人類的主流政治文明，俄羅斯拋棄原來集權型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是走上了人類文明的主干道。但是他們認為，民主、自由離不開法律、秩序，法律、秩序并非是對民主、自由的威脅。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最終既壓制國家，又壓制公民，而使自由和民主消失殆盡。面對轉型以來俄羅斯社會的混亂狀態，普梅扭轉了轉型以來俄羅斯忽視法律秩序的傾向”，“堅持唯一的專制――法律專制，”完善國家法律體系，對3500多項不符合俄羅斯憲法和聯邦法律的法規，堅決予以糾正。剝奪地方立法機構和行長官對法官的任命，統一司法系統，嚴厲打擊干預政治、違法亂紀的寡頭，有效規范了人們的行為。

　　3.在分權與集權的關系上，在堅持三權分立的同時注重強化行政權力。在轉型之初，俄羅斯根據三權分立的原則，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議會一度能夠與總統相抗衡，兩大權力機關紛爭不斷，政局動蕩不安。 1993年新憲法通過后，總統權力大大擴大，其權力包括提出總理人選和罷免總理，根據總理的提議任免政府副總理和各部部長，主持政府工作會議和作出政府辭職決定，解散議會，簽署并頒布聯邦法律，向聯邦委員會推薦司法機構領導人，依法決定全民公決等。比較而言，總統權力處于議會、政府和法院之上，從而確立了總統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立法機關權力大大縮小。普梅當政后，進一步擴大總統權力，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強化總統權威，有效維護了政治的穩定。

　　4.在社會與國家關系上，在培育公民社會時注重建設強大國家。“在轉型之初，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俄領導人總是把國家與社會對立起來，認為兩者是矛盾、沖突的，主張控制國家，極力壓縮國家權力，結果造成國家軟弱無力，無政府主義泛濫。普梅一方面認識到，公民權益是否得到維護是民主社會的標志，成熟的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關鍵。為此他要求發展規范政黨行為，轉變工會職能，培育社會組織。另一方面，針對葉利欽時期形成的國家政權軟弱的問題，普梅強調必須建立強大的國家。”“目前俄羅斯復興和蓬勃發展的關鍵就在于國家政治領域。俄羅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在普梅時期，俄羅斯打破了長期以來西方社會主張的公民社會與國家根本對立的觀點，強調國家在構建公民社會中的作用，在建立強大社會的同時，首先要建立強大國家，強化國家的權威，增強國家控制能力，實行可控民主，加強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影響，限制西方與俄國內非政府組織的聯系，將私有化的媒體重新置于國家的控制之下，甚至削弱輿論的獨立性。

　　5.在市場與政府關系上，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注重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在轉型之初，俄羅斯一度實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效果很不理想。因此一方面普京認為必須堅持走市場經濟之路，另一方面要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建立一套完整的國家調控體系。”普梅認為，“一般而言，國家對經濟的作用僅限于制定游戲規則并監督規則的執行，但目前的局勢要求我們必須加大國家對經濟和社會進程的影響力。國家要在法律至上平等對待一切經濟主體，在統一經濟空間方面發揮保障作用。普梅主張遵循這樣一個原則，即需要國家調控的地方，就要有國家調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顯而易見，普梅拋棄了葉利欽時期的自由市場經濟道路，轉向既要國家宏觀調控又要自由市場的道路，即社會市場經濟之路。

　　6.在地方與中央關系上，在發展地方自治的同時注重加強中央權威。在葉利欽時期，為了打破中央高度集權的體制，贏得地方的支持，無原則地向地方放權，葉利欽甚至對地方說“你們能拿走多少權就拿走多少”。結果導致地方主義泛濫，中央權威流失。普梅認為必須加強中央權威。他們將俄羅斯按地域原則建立7個聯邦區，把國家元首在地區的全權代表制改為國家元首在聯邦區的全權代表制，擴大和加強全權代表的權力，對地方政府加強協調和監督。修改聯邦主體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地方行政長官不再經選舉產生，而是經總統提名，并經地方立法會議討論通過，總統有權解除地方領導人的職務。同時修改議會上院的組成原則，削弱地方領導人的權限，在立法方面加強聯邦中央的權力，以打擊地方分立、分離勢力，建立精干、高效、垂直的行政管理體制。

　　7.在國有與私有關系上，在穩步推行私有化的同時注重改組、改造國有企業。俄在改革之初推行的快速、大規模的私有化導致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連俄“私有化之父”蓋達爾都承認，俄的私有化是“權貴階層對國家財產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過是將“官員手中掌握的公有財產合法化”。西方金融大亨索羅斯也多次批評俄羅斯是“強盜式的、野蠻的資本主義”。1996年，俄著手制定了新的私有化法，該法對舊的私有化法作了修改和補充。普梅當政后，進一步調整私有化的政策，停止大規模的私有化，有選擇地對單個企業私有化;私有化的重心由數量轉向質量，把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作為私有化的目標;取消給本企業職工的優惠;按市場價格對私有化企業的資產進行評估，把私有化對象擴展到不動產范圍;擴大聯邦主體和地方自治機關在私有化方面的權限;未經審核及不符合國家利益的外國資本不得參與私有化活動，對于已經賣出的重要企業國家將其贖回。俄還注意對關系國計民生的國有加以改組、改造，將保留的國有企業分為兩類：一類是官辦企業，這類企業為社會所必需，但其經營按市場原則是無效或低效的，它們由國家直接管理，經費靠國家預算提供撥款。為了提高管理效益，國家有關部門同官辦企業領導人簽訂合同，確定目標責任制。另一類是公司化企業，保留的國有企業中除官辦企業外的所有企業都屬于這一類。它們被改組為股份公司，國家掌握其股票的控股額(占有50%以上的股份)或區段額(占有25-59%的股份)，實行控股或參股。對國有股份的管理主要實行委托管理，即按照商業條件將國有股份轉給個人或組織來管理，由他們在股份公司管理機構中代表國家，代表人選的確定方式是投標。

　　8.在激進與漸進關系上，從激進戰略轉向漸進戰略。在葉利欽時期，俄羅斯實行了極為激進的改革戰略，產生了災難性的后果。八年下來，普京清醒地看到，“政治和社會經濟動蕩、劇變和激進改革已使俄羅斯精疲力竭。只有幻想或那些對俄羅斯和人民冷酷無情的政治力量才會呼吁再進行一次革命。無論打著什么樣的招牌(共產主義的也好，民族愛國主義的或激進自由主義的也好)，國家和人民都經受不起再一次翻天覆地的變革。現在國家的忍耐力、生存能力以及建設能力都已處于枯竭的邊緣。社會簡直要崩潰，即從經濟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崩潰。”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普梅放棄了激進的革命和改革戰略，用漸進的、逐步的和審慎的方法實施。從俄羅斯轉型的實際情況看，俄羅斯在經過激進的、劇烈的改革后，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消化前期的改革成果，深化改革，在已經搭建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內完善運行機制，保障其正常運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同時培育與新的經濟政治制度相適應的文化，進一步鞏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制度。 　　比較而言，葉利欽領導俄羅斯完成了破舊立新的工作，初步建立了新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新制度的基礎上，普京、梅德韋杰夫作了重大調整，開始努力建設并完善新制度，確保新制度健康運行。如果說葉利欽領導俄羅斯實行了第一次轉型，那么普梅則領導俄羅斯深化改革，調整了第一次轉型的內容和轉型方式，比較成功地實行了第二次轉型。

　　三、第二次轉型為俄羅斯模式的形成奠基

　　由于諸多原因，西方國家率先實現了制度轉型和經濟發展，走上了現代化之路，俄羅斯屬于比較先進的后發國家，與其他后發國家一樣，面臨著追趕西方的問題，也長期一直處在選擇何種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艱難選擇之中。1917 年，俄國人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走上了與西方迥然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但7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并未將俄帶向繁榮富強，俄與西方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急切之下，俄羅斯選擇了西化道路。但是經過實踐，俄羅斯進一步深刻認識到，西方模式并不完全適合俄羅斯這樣一個兼具東西方色彩的國家，且俄羅斯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雖然已經與西方相同，但西方并不真心希望其發展強大，只是希望其成為小伙伴。經過全面深刻的反思和艱苦曲折的探索，俄羅斯終于形成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這一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既體現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則，又具有鮮明的俄羅斯特色，這就是民主政治+市場經濟+俄羅斯國情，這也是俄羅斯第二次轉型的顯著成果。俄羅斯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集中體現在：

　　1.確立新俄羅斯思想。在思想文化方面，在整合社會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俄羅斯新思想，使其作為俄羅斯人民的新價值觀，成為聯系俄羅斯人民的精神紐帶，支持俄羅斯人民的精神支柱，團結俄羅斯人民的精神動力。新俄羅斯思想是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和俄羅斯傳統價值觀的合成體，在轉型時期俄羅斯社會上下思想混亂之際，新俄羅斯思想能夠有效統一俄羅斯人民的思想，凝聚廣大俄羅斯民眾的人心，指導俄羅斯公民的行為。

　　2.建立強大國家。在政治方面，強調國家的作用，建立以“超級總統制”為核心的中央集權體制，賦予總統強大的權力，形成強總統、弱議會的格局，強化政府職能，加強國家對戰略性資源的控制，加強中央對地方權力的控制，嚴厲打擊私人資本對國家政權的侵蝕，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統

　　3.施行混合經濟制度。在經濟方面，在大部分國有企業已實現了私有化之后，對具有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或領域加強了國家控制，把一部分已經私有化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企業重新國有化，形成國有制與私人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同時加強宏觀調控，實現市場調節與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

　　4.培育和發展公民社會。在社會方面，強調公民社會的培育和發展是政治發展中的重要方面，俄羅斯政治民主化的發展應當伴隨著公民社會的成長，俄羅斯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公民社會的成長過程，公民社會既是俄羅斯建立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也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標志。努力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不斷改革，為俄羅斯公民社會提供有力的社會制度環境，同時增強公民意識的教育宣傳，倡導自由獨立的精神，培育社會組織，規范社會行為。

　　5.維護和加強主權民主。在對外關系方面，主權民主一方面強調，自由、民主、市場經濟是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另一方面認為民主應該適應俄羅斯的國情與傳統。民主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應當服從于維護和加強主權的要求，俄不能容忍他國利用民主問題侵犯本國主權，謀求利益。主權民主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政治制度，有效維護了俄羅斯的主權和國家利益。

　　上述五個方面包括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它們互相聯系，互相支持，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是俄羅斯社會轉型的核心內容，既反映了俄羅斯轉型的發展方向，又體現了新俄羅斯社會的基本特點，是俄羅斯把普世價值和俄羅斯的基本國情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本國特點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四、俄羅斯社會轉型的一般鏡鑒

　　縱覽俄羅斯二十余年曲折的轉型之路以及考察、比較其他國家的轉型，一般而言，社會轉型應當注意遵循以下規律。

　　1.在轉型道路上，必須反對全盤西化道路和閉關鎖國道路，把人類共同的普遍的文明與本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堅定不移地走具有本國特色的轉型道路。社會轉型必須反對拿來主義。轉型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總體上都相對落后，毫無疑問應當向西方學習。但如果把西方的所謂先進的東西全盤搬用，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遭遇失敗，這一拿來主義的錯誤早已被古今中外各國改革的實踐所證明，其深層次原因，在于任何一個制度都是存在于包括政治文化在內的政治環境系統中的，在社會轉型中，如果單純把西方國家的制度簡單地移植到本國，由于該制度的環境無法整體移植，則該制度往往水土不服，與其存在的政治生態環境不相適應，發生摩擦甚至沖突，不但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反而引起人們反對、否定該制度，導致改革的失敗，甚至舊體制的復辟。單純的制度移植是一種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做法，而對包括制度在內的文化以及整個社會系統進行移植又是政治空想主義�？尚械淖龇ㄊ且环矫婕媸詹⑿�，順應世界潮流，努力借鑒、吸收人類先進的文明，另一方面尊重國情，努力改造本國的社會環境，探尋人類文明本土化的途徑、方式和形式，使人類文明與本國的社會環境相契合，確保新的制度能夠有效并良性運行，從而有效推進改革和社會進步。

　　2.在轉型內容上，必須反對單純的經濟決定論、政治決定論或者文化決定論，防止經濟、政治或文化方面改革的孤軍突進，推進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文化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協調發展。社會轉型是一個涉及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文化改革的系統工程，它是從舊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向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轉型，舊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是相互配套、協調運行的一個有機整體，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也是一個相互配套、協調運行的有機整體。一般而言，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舊體制的打破和新體制的確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舊體制之間的并存和沖突不可避免。如果新體制的建設全面快速推進，新體制也會很快發揮作用，則這一沖突的時間不會太長。但如果新體制的建設過于超前，或其他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則新體制與舊體制的沖突不但時間較長，程度激烈，且在這一過渡期新舊體制都難以發揮有效作用，舊體制的弊端也在沖突中不斷擴大，新體制也由于缺乏相應的配套改革和其不成熟性而被扭曲變形，導致改革的失敗。例如，如果政治改革超前，則經濟改革的滯后產生的經濟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會削弱人民對政治改革的支持及對黨和政府的政治支持，進而導致政治動蕩和政治劇變，俄羅斯、前蘇聯就是前車之鑒。如果經濟改革超前，其他改革滯后，則舊的政治體制所產生的腐敗、低效會侵蝕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阻礙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導致腐敗、兩極分化、分配不公。如果文化改革超前，則思想觀念的重大變化會導致民眾對政治經濟體制的嚴重不滿，進而會不切實際地采取極端方式破壞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引發劇烈的動蕩。當然，如果經濟政治改革超前，文化改革滯后，則落后的文化意識形態必然會阻礙經濟、政治的發展，這也是轉型時期中俄分別提倡新俄羅斯思想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原因所在。因此，所謂的經濟改革決定論、政治改革決定論或者文化改革決定論都是片面的。 　　3.在轉型理論上，必須反對全盤搬用傳統的思想理論和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努力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思想理論。近代以來，在西方國家成功地實現現代化后，落后國家始終面臨追趕西方的問題，在追趕兩方的過程中，是以西方的理論為指導還是以傳統的理論為指導，還是在創新的基礎上以新的理淪為指導，一商是困擾著后發國家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對當代轉型國家而言，依然面臨對轉型理論的重要抉擇。在轉型之初，俄羅斯全盤搬用西方新自由主義，結果遭遇重大挫折。痛定思痛，俄歲斯在反思傳統的基礎上，結合本國國情，提出新俄羅斯思想，對俄羅斯的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當前中國在面臨深化改革之際，西方新自由主義甚囂塵上，傳統思想理論影響猶在，其他各種思潮紛紛登臺，中國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既是社會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正確的戰略選擇。因此，轉型國家既不能盲目崇拜，全盤搬用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也不能因循守舊，全盤搬用傳統的理論，應當立足本國國情，在反思傳統思想文化的基礎上，既立足本國國情，繼承和發揚傳統思想文化的精華，又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借鑒吸收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創造性地提出適合本國國情、促進本國發展的思想理論，科學正確地指導本國的轉型和發展。

　　4.在轉型戰略上，必須反對急于求成的激進主義和回避問題的“鴕鳥政策”，進行漸進主義戰略。社會轉型是一項艱巨復雜的工程，必然會遇到各種困難和障礙，如果試圖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轉型，實現預期的目標，那不但不能實現目標，反而會欲速不達，導致轉型的失敗。如果回避問題，繞開障礙，采取視而不見的“鴕鳥政策”，甚至忽視轉型的根本問題和長遠目標，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則轉型就會迷失方向，誤入歧途，失去民眾的擁護和支持，問題不斷堆積最后會導致矛盾的總爆發。任何社會轉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以畢其功于一役，也不能隨波逐流，消極等待，坐等問題的消失。必須在確定長遠目標基礎上，圍繞長遠目標制定戰略規劃，分步驟、分階段加以實施，循序漸進，攻堅克難，從而始終確保轉型沿著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前行。

　　5.在轉型動力上，必須反對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堅持公平正義原則，推動精英與民眾的團結協作。社會轉型是一項涉及社會上下方方面面的復雜的龐大工程，需要全社會達成共識并共同努力。如果依靠少數精英人物制訂方案，加以實施，不但難以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可和支持，甚至以犧牲廣大民眾的利益為巨大代價。廣大民眾利益受到損害，就有可能從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會政治變遷中的重要作用，轉而依靠、鼓動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激進、非理性的改革，從而催生民粹主義的產生，走向混亂的無政府主義，這也會對精英人物的利益產生破壞性作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因此一國在推進社會轉型時，只有以公平正義原則為指導，有效協調社會各階層、集團的利益矛盾，在精英人物的帶領下，充分調動廣大民眾的積極性，在社會上下達成廣泛共識的基礎上，攜手合作，有力推動轉型的不斷深化。

　　6. 在轉型秩序上，必須反對國家集權主義和社會無政府主義，正確處理好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尋求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當代國家的社會轉型，一般都是從國家高度集權的政治社會走向民主的公民社會。轉型之初，在否定高度集權的同時，往往會走向極端，反對一切集權和權威，追求絕對的自由民主，導致社會秩序失控，陷入無政府的分崩離析的狀態，甚至國家分裂、解體。面對這種狀況，社會又會出現加強國家集權和政府權威的強音，產生國家集權主義的思潮，甚至要求回歸到轉型前的集權政治制度下，轉型以來的俄羅斯就呈現出這樣一個演繹過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國家還權于社會，應當科學合理地確定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邊界，把國家不該掌握行使的權力逐步還給社會，同時努力培育公民社會，使社會能夠有效行使國家退還的自治權，維護好、實現好廣大公民的權益，充分調動公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建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同時還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及時調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邊界，始終保持兩者之間的健康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