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春秋戰國時期，是社會急劇變革、思想空前活躍的時代，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爭霸，戰爭頻繁。各諸侯國為獲取更多利益，紛紛變法圖強，法家和縱橫家則趁勢崛起，成為這個時代最為活躍的學派，而法家和縱橫家的領導思想在社會變革的時代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法家和縱橫家領導思想內涵有極高的相似性，其中的有益之處，對于現代社會探索領導規律，增強領導素質，增長領導才干，提高領導效能，繁榮和發展現代領導科學有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 法家; 縱橫家; 領導思想; 正義

　　在諸子百家里，法家與縱橫家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期最為活躍的兩個學派，春秋戰國歷史也可以說是法家的變革史和縱橫家的爭霸史。在濤濤的歷史長河里，法家和縱橫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戰國時期社會劇烈的動蕩與急速的變遷，也引起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激烈變化，人們發現再用原來的領導體制與領導思想進行統治，已經無法適應新形勢的統治需要，開始沖破傳統禮制的束縛，從本階級、本階層自身的利益出發，闡發自己的領導思想，以重新建構適應新形勢下統治需要的領導體制與領導思想體系。戰國時期兩家發展至鼎盛，西漢時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逐漸走向沒落。

　　一、人性本質

　　關于人性本質的討論一直是古代先哲們的焦點之一，人性的共同本質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學派都有其各自的主張: 儒家學派的孟子主張性善論，而荀子則是主張性惡論，人性生來就是惡的。荀子的門徒、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他是性惡論的堅定支持者，主張用嚴苛的法律對人本惡的天性進行控制，依靠法律來安民定國。他認為 “人性好利”，人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牟取私利，因此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都說成是赤裸裸的利害關系，父子、夫妻之間“猶用計算之心相待業”，君臣之間更是互相利用的買賣關系。因此，國家政策和領導方略都要建立在人們既互相爭斗相互排斥，又可以相互利用、相互結合的現實基礎上。人們為了獲得利益會不擇手段，所以不能像儒家那樣搞仁義道德，要用法律和暴力進行威懾�？v橫家更是人性本惡、人性好利學說的堅定支持者，爭利求名更是縱橫家的人生哲學。縱橫家無不把游說作為牟取“勢位富貴”的利器，也毫不猶豫地奉行功利主義，求“利”得“名”的思想充塞他們的心胸，因而“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幾乎成了縱橫策士們用以說動各國國君的口頭禪了，以有利可圖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1]，也用作說動他人的武器。法家和縱橫家因對人性論的認識相同，所以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追求方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摩根索曾說過，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觀規律的支配。那么，對于法家和縱橫家而言，人性本惡，人性好利則是亙古不變的社會規律。

　　二、現實主義

　　如果用一個詞語來形容法家與縱橫家的領導思想相似之處，那么最為契合的就是“現實主義”，不同于儒家、道家和墨家等主要強調理論，法家和縱橫家主張積極入世，參與諸侯爭霸。法家通過變革，縱橫家通過游說，都是通過實踐驗證理論、通過實踐改變社會。

　　( 一) 結果正義大于過程正義

　　從正義的角度而言，不論是法家還是縱橫家，其主要考慮的是結果正義，而非過程正義。當然，這里所講的正義，并非平常意義上的正義，法家和縱橫家所追求的正義是國家利益，任何有利于國家利益的方式和手段，對于法家和縱橫家而言都是正義的，而任何有損國家利益的手段和方法，即使是符合道德的，對于他們而言也是非正義的。衡量正義的標準主要是指國家利益，而非其任何因素，所要追尋的結果也是使國家強大，因此可以使國家變得強大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義的。對于法家和縱橫家，我們應從不同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一味地對其進行批判。誠然，法家的嚴苛和縱橫家的不擇手段，是不符合道德、有違常理的。但是，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去考慮，他們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未嘗不是一種愛國盡忠的方式，他們以其獨特的手段來維護國家利益，維護他們心中的正義，也未嘗不是一種追求。

　　( 二) 政治和道德應有界限

　　法家和縱橫家現實主義的又一重要特點是都認為政治和道德應有界限。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曾提出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其中講到不能混淆政治與道德的界限，普遍的道德原則不能以其抽象的公式運用于國家行為，而必須滲透到有確定的時間和地點的具體客觀過程中。政治現實主義拒絕把特定國家的道義愿望與普遍適用的道義法則等同起來; 不能把某一特定國家道義上的愿望同支配人類的道德法則混為一談，所有國家都試圖用全人類的道德原則掩蓋他們特殊的愿望和行動[2]。從摩根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其主張政治遠離道德，二者之間應有界限，用這一觀點來形容法家和縱橫家則最為契合。從歷史現實可以發現，法家和縱橫家只看政治現實，從現實存在出發，制定策略和手段。法家通過制定并實施嚴苛的法律來保障國家利益，而縱橫家則通過權術謀略來保證其國家利益的實現。但是，法律和權術都是凌駕于道德之上的，摻雜了道德的法律和權術會被限制在倫理的框架下，倫理的要求與現實的要求有時又是背道而馳的，這就使得許多有利于國家利益的措施無法實施，這是法家和縱橫家所不愿看到，也是極力想避免的; 因此，縱橫家和法家是將政治和道德保持界限的最早倡導者，也是最早的實施者，盡管這也為其他的學派所詬病。

　　三、唯德唯才

　　重視領導者的能力與素質，人盡其才，適才適用是法家和縱橫家共同的追求。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在其馭臣之術中曾提到，要求擇長而用，反對求全則敗，“不設一方有求于人”，主張分工明確，互不兼職; 他強調君主要善于發揮臣屬的才智，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對臣屬主張用“能”不用“忠”，認為領導者的能力素質更為重要”。申不害則主張君主要依靠臣屬，但要實行督責考核之術，對臣屬的素質和能力進行考核，明確崗位職責，對于考核不合格者給予嚴懲。韓非子則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聽其言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而縱橫家對于領導者能力與素質的重視，也顯而易見�！稇饑�策·秦策一》司馬錯云: “欲王者，務博其德。”蔡澤認為，作為大臣，應該像商鞅那樣，“極身無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愫”; 像文種那樣，“悉忠而不懈……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3]。綜上所述，不論法家還是縱橫家都對領導者的能力和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德有才者賞，無德無才者下，盡管法家和縱橫家都是為統治者服務的，但對于現代管理，依然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四、結語

　　法家和縱橫家其所代表的都是新興的地主階級的利益。傳統的奴隸制統治瓦解，推動了新興的地主階級崛起，他們在謀求經濟利益的同時，渴望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謀求更多的政治利益，法家和縱橫家則應運而生。法家主內，其思想更多是處理內政民務，因為內部需要穩定，所以需要依靠法律來維護; 縱橫家主外，其思想更多是處理外交事務，外部需要見機行事，所以其提倡權謀策略。秦國在其內部以法家思想為主導，在其外部通過連衡而與諸侯相斗，法家與縱橫家統一于秦國這個實體中，統一于一個權力中心之上，內外協調聯動，兩者和諧共存，民心凝聚。法家與縱橫家的領導思想雖然難免有所局限，但就其主要意義而言，二者的領導思想對中國的政治學說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同時對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有借鑒意義。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古代領導思想的現代價值與意義，并加以適當地借鑒和運用。

　　參考文獻

　　[1]熊憲光. 論《戰國策》的思想傾向[J]. 西南師范大學學報 ( 人文社會科學版) ，1982( 3) : 93 - 101.

　　[2]李建莉. 透視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內涵[J]. 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10( 1) : 68 - 70.

　　[3]熊憲光. 論縱橫家的辯證法思想[J]. 川北教育學院學報，1999( 1) : 7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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