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鄧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它不僅全面總結了我黨反腐斗爭的經驗，而且從全局的高度深刻地闡明了反腐敗斗爭重大意義，提出了反腐敗的途徑和對策。本文從價值定位、治理方略和現實意義三個方面分析和總結了鄧小平同志的反腐倡廉思想，希望能對現實有所啟示。
　　關鍵詞：反腐倡廉制度創新
　　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從中國實際出發，在反腐倡廉方面作出一系列深刻精辟的論述，為我們設計了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整體方略和行動綱領。當前，重溫鄧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對于我們在新世紀堅定不移地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不斷引向深入，進一步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價值定位：反腐倡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勝利的保障
　　鄧小平同志歷來對腐敗的嚴重性有著清醒的認識。早在1956年9月，他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就告誡全黨：“由于我們黨現在已經是全國執政的黨，脫離群眾的危險，比以前大大的增加了，黨決不能脫離廣大的群眾。”[1]1957年4月，他在西安干部會上進一步強調：“我們黨是執政的黨，我們大量的干部居于領導地位，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錯誤影響也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更是多次強調，保持執政黨的廉潔，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勝利的關鍵。早在1982年，他嚴肅地指出，改革開放“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這股風來得很猛”[2]；緊接著做出了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全面整黨的決策。鄧小平對黨和國家機關內部出現的腐敗問題從不隱諱，用“大量”、“很嚴重”、“廣泛存在”等用語來對腐敗程度進行定性，事實證明，這一判斷是準確的。
　　與此同時，他對腐敗的危害性也給予高度重視。他指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3]1989年初夏，指出：“由于腐敗現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如果再放任其發展、蔓延，我們的黨和國家就會不攻自破，自我毀滅。“對我們來說，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因此，1989年6月與9月，他就腐敗泛濫問題再次提醒全黨，“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4]。這就從唯物辯證法原則和歷史唯物主義高度，闡明了反腐敗的極端重要性。
　　從鄧小平同志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經濟建設是我們黨的中心任務，但是反腐倡廉的價值定位更高，它涉及到我國能否成功的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大問題，涉及到我國開展經濟建設的性質，涉及到我國到底要建設一個什么性質的社會制度，涉及到中華民族生存空間的質量問題。1992年，南方談話時他告誡全黨，“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反腐倡廉的意義更加重大，價值定位更高。
　　二、治理方略：思想教育與制度規范相結合，突出制度的規范作用。
　　他認為腐敗產生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方面是思想問題。我國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加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資本主義那一套腐朽的東西就會鉆進來”，“美國，還有西方一些其他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在這種形勢下，倘若我們的黨員和干部不加強黨性鍛煉，不嚴格自律，意志薄弱，就可能蛻變成腐敗分子。另一方面是制度問題。他系統總結建國以來我黨反腐保廉歷史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后，深刻指出，僅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與腐蝕作為腐敗產生的原因是不全面的，腐敗現象產生的根本癥結還是在于我們體制上的弊端。在他看來，思想問題固然不容忽視，但制度問題更是一個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問題。因此，他主張要將反腐敗的斗爭納入到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軌道中去，進而提出了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并從“制度創新”的新思路規劃出我國體制改革的藍圖。
　　第一，要加強黨的建設，黨的建設是反腐保廉的關鍵。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關于黨的建設思想，要求全黨要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從思想、組織、作風等方面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增強自我防腐抗變的能力。首先，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既然腐敗現象產生的主觀根源是封建主義殘余思想及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影響與腐蝕，那么，反腐敗的斗爭首先就應在思想領域展開，即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改造和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全黨的思想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其次，要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在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實行民主集中制是鄧小平的一貫主張。他認為，防止腐敗必須在組織上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擴大黨內民主。只要堅持民主集中制，正確處理好個人與組織、少數與多數、下級與上級、全黨與中央的關系，就能克服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再次，要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他多次論及了加強黨風建設的重要性，他說：“端正黨風，是端正社會風氣的關鍵。”因此，他要求全黨要搞好黨風建設，克服各種歪風邪氣。
　　第二，要建立健全民主監督，加強民主監督是反腐敗的保障。他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人民有權監督政府，而且權力的運行需要制約和監督，監督是制約權力、抵制腐敗和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手段。1980年他就提出：“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5]在強調民主監督在反腐保廉中極端重要性的同時，他在實踐中恢復、健全了民主監督機制。他在《共產黨要接受監督》一文中指出：“黨要領導得好,就要不斷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接受監督，就要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正是由于民主監督機制在反腐保廉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恢復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處于停頓、癱瘓狀態的民主監督制度，并在實踐中進一步健全完善，從而形成了一套更為完善的全方位的民主監督機制。
　　第三、要教育，更要法制，依法行政是反腐敗的根本。他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后，受封建專制思想的影響，我們黨對法制建設重視不夠，人治思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占主導地位，“往往把領導人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話就叫‘違法’，領導人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6]。他認為，這種狀況使得權力得不到最起碼的法律規范和約束，從而極易使權力異化，產生腐敗，因此，反腐敗必須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作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興旺發達。他一再強調，糾正不正之風，打擊犯罪活動中屬于法律范圍的問題，要用法制來解決，反腐敗“還是要靠法制，法制靠得住些”[7]。
　　第四、要“兩手抓”、“長期抓”。鄧小平充分意識到反腐敗斗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認為反腐敗必須要兩手抓，并且要常抓不懈。早在1982年他指出：“現在對這個問題，我們的思想并沒有完全統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軟。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沒有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只當作一般性質的問題來對待。”1989年“六四”風波前后，他又說：“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8]他還指出：“開放、搞活政策延續多久，端正黨風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糾正不正之風、打擊犯罪活動就得干多久，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要貫穿在整個改革過程之中，這樣才能保證我們開放、搞活政策的正確執行。”[9]
　　三、現實意義：為反腐敗與黨風廉政建設不斷引向深入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鄧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并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創造性地繼承、發展了鄧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為在現階段徹底消除腐敗現象，弘揚鄧小平反腐倡廉思想做出了巨大貢獻。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反腐倡廉理論。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多次強調必須始終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強調反腐敗斗爭要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江澤民同志先后十次在中央紀委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闡述了一系列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思想，成為新時期反腐倡廉實踐中形成的基本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反腐敗倡廉思想。其理論貢獻是：第一，黨在執政條件下的建設和管理比執政前要艱難的多，黨執政的時間越長越要抓緊自身建設。第二，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核心問題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第三，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第四，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中級干部要以身作則，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第五，全體黨員干部都要嚴格執行黨的紀律。第六，反腐敗必須堅持標本兼治，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第七，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必須堅持全黨抓，嚴格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由此，開創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新局面。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發展了這一理論。明確提出務實、為民、清廉的重要思想，開創了鄧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新境界。一是提出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大興求真務實之風的重要思想。二是提出把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作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點。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必須把維護和發展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定“群眾利益無小事”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三是提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強調：“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加強廉政法制建設，完善監督制約機制，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努力形成合理、科學、嚴密的權力運行機制。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頁
　　[2][3][5][6][9]《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403、332、136、164頁
　　[4][7][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279、306頁。
　　作者簡介：李建斌（1971-），男，青海畜牧獸醫職業技術學院人事處副處長，先為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