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由李鴻章等人發起的“洋務運動”未能挽救沒落的清政府，最終以失敗告終。“中西醫匯通”是近代以來傳統醫學受到西方醫學的 影響 而出現的一種目的在于融合中西兩種醫學的學術流派，其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期內所取得的成就甚微。然而，當我們摒棄某些固有的成見，把它們放到 歷史 發展 的長河中去認真地考察一下，是不是會有一些新的認識呢?“洋務運動”的積極意義何在?“中西醫匯通”對后世醫學的影響何在?二者之間有沒有內在的聯系呢?本文就上述幾個 問題 發表一點個人的看法。

　　【關鍵詞】 洋務運動,中西醫匯通,醫學史,世界臨床醫學雜志

　　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西方醫學在我國的廣泛傳播和發展，直接影響到我國固有的傳統醫學，一些思想比較開明的醫家開始努力探索融合二者的途徑和方法 ，他們著書立說，發表各自的觀點和體會，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學術流派——中西醫匯通派。隨著“洋務運動”的不斷深入開展和西方新事物的繼續大量涌入，更多的問題擺在了國人的面前，需要人們去認真地反思。1895年4月，沈毓桂在《萬國公報》第75期上發表的《匡時策》一文中提出：“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后，“中體西用”的說法流行整個社會，成為各階層的人們都能接受的思想原則。世界臨床醫學雜志《世界華人消化雜志雜志》創刊于1989年，本刊為旬刊，國內統一刊號：CN14-1260/R，國際刊號：ISSN1009-3079。《世界華人消化雜志雜志》主要報道和刊登國內外、特別是我國消化病學者具有創造性的、有較高學術水平的基礎和臨床研究論文、研究快報等.對具有中國特 色的研究論文,如食管癌、胃癌、肝癌、大腸癌、病毒性肝炎、幽門螺桿菌、中醫中藥、中西醫結合和基于作者自己研究工作為主的綜述性論文,將優先發表.讀者 對象為基礎研究或臨床研究的消化專業工作者。

　　“洋務運動”的背景及其影響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不久，國內出現了暫時相對“穩定”的局面，但在清朝統治集團中，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當權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掌握大權的恭親王奕等人，并沒有因為這種“和局”的出現而減少他們對清朝統治的危機感。他們在勾結外國侵略者對太平天國的“華洋會剿”中，親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堅船利炮的“長技”，預感到一種潛在的長遠威脅。面臨 中國 “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曾、李、左等人認識到中國在武器裝備和科學技術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迫于當時局勢不斷惡化的壓力，開始尋找扭轉不利時局的對策。他們繼承鴉片戰爭時期“經世派”代表人物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且極力把這一思想主張付諸實踐。當時的洋務派是“中體西用”論的鼓吹者，如“洋務運動”后期代表人物張之洞為此專門寫了《勸學篇》一書，對“中體西用”論進行全面而系統的 理論 闡述和 總結 ，可謂“洋務運動”指導思想的集大成者。

　　持續了30多年的“洋務運動”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它畢竟是近代史上國人尋求救國真理的初次探索，給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經驗和教訓。首先，在“求強”思想的指導下，洋務派創辦了近代史上最早的軍事 工業 并建立了新式陸海軍，不僅使中國踏上了軍事近代化的歷程，也在古老的中國開創了近代工業的先河。其次，洋務派逐漸認識到西方諸國堅船利炮的背后是其所擁有的雄厚的 經濟 實力，所以他們在“求強”的同時，著手興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族工業，包括采礦、冶煉、紡織等工礦業以及航運、鐵路、郵電等 交通 運輸業。對于當時的國人來說，這些皆是新的開始和嘗試。其三，興辦洋務需要通曉洋務的人才，而傳統的舊式 教育 體制和教學 內容 無法滿足洋務事業的需要，于是，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翻譯西方書籍和創辦報刊等諸多新的文化教育舉措開始付諸實施。其四，在思想觀念方面，很多開明的官僚和士大夫改變了傳統的“夷夏”觀念。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不再被認為是“師事夷人”之舉，而被看成是求強求富的重要手段;而西方的制造技術和各種器物，已不再被視為“奇技淫巧”，而被看作是“制造之精”。中國已不再是立于世界“中央”的“天朝”，也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華夏”之邦，而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并且是遠遠不如西方各國富強的一員。[2]它表明國人已經從數百年“天朝上國”的美夢中醒來，開始睜開朦朧的雙眼看周圍的世界。面對殘酷的現實和洶涌而來的西方文明，一部分開明的國人開始反思我們民族長期以來一直引以為傲的并且傳承了數千年的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所在，這當中顯然包括中醫學這門曾經為我們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過不可磨滅貢獻的古老學科。

　　“洋務運動”中的醫學發展

　　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洋務派一直在有選擇地引進西學，這是整個“洋務運動”的一部分，其中 自然 包括西醫學。西醫學在經歷教會途徑傳入，并在中國各界尤其是文化界、醫界產生相當影響之后，逐步開始由政府引進。洋務運動期間，清政府先于1871年在京師同文館科學館中增設醫科，教授西醫學，后又于1881年在天津設立醫學館(1893年改稱北洋醫學堂)。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上述措施收效甚微，但作為近代史上官方引進西方醫學的肇端，它還是有其特定價值的。同時，西方醫學的不斷傳入和引進給洋務派人士提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這就是如何處理中醫學與西醫學二者之間關系。作為洋務派首領之一的李鴻章，在1890年為《萬國藥方》一書作的序中，認為中西兩種醫學在方法論上存在差異，即中醫“以意進邏病機，憑虛構象，非實測而得其真”，而西醫則“藏真府俞悉由考驗，湯液酒醴更極精翔”，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合中西之說而會其通，以造于至精極微之境”，這是至今發現的最早的“中西醫匯通”的觀點，此論一出，直接成為當時醫界“中西醫匯通”的理論依據，對于中國近代醫學影響深遠。

　　早期匯通派醫家的指導思想

　　雖然李氏首先提出“中西醫匯通”的思想，但真正將這一思想付諸實踐的是同一時期的匯通派醫家唐容川，他在其代表著作《中西匯通醫書五種》中，引用西醫的解剖生 理學 說來印證中醫的經典 理論 ，如“《內經》名脈，西醫名管，其實一也”，這是他匯通中西醫的基本方式。他認為以《內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等為代表的漢代以前的經典中醫學遠勝過西醫學，晉唐特別是宋元以降，中醫學背離了經典原旨而出現了失誤，才導致了近世中西醫互有優勢的狀況。他還認為即使西醫的生理、解剖學有所“長”，也沒有完全超出《內經》、《難經》的范疇，如說“西人雖詳于形跡而猶未及《內經》之精”。他甚至認為中醫學早已超越了實體解剖階段，而進入了更高級的“氣化”階段。唐氏雖然也說過“西醫亦有所長，中醫豈無所短”，“不存疆域之見，但求折衷歸于一是”，但他主張 學習 和吸收西醫的 內容 ，著眼點在保存經典中醫學，表現有“重中輕西”的傾向。唐氏顯然是受到當時盛行的洋務思想的 影響 ，其學術觀點基本上是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在醫學領域的具體運用。在當時那種 歷史 條件下，洋務派的思想無疑是代表著 時代 潮流的，是先進的思想，他們的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整個 社會 的主流意識。

　　當時的另一位匯通派大家是業醫世家的朱沛文，他自幼從父習醫，研讀《內經》、《難經》等多種中醫典籍，且生長在嶺南一帶，正當西方醫學在我國廣為傳播興盛之地，又曾到西 醫院 親眼觀看人體解剖，接觸的西醫學知識相對較多，因此他對中西醫學的認識相對比較客觀，見解也頗中肯。在1892年編撰成的《華洋臟象約纂》(又名《中西臟腑圖象合纂》)一書中，他匯集《內經》、《難經》、《醫林改錯》等書中有關人體臟腑圖象的內容，并詳細介紹了西方解剖、生理學知識，進行中西醫的相互參照比較并加以論述。從該書自序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中西兩種醫學的認識，“華洋諸說不盡相同，竊意多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從華者，有宜從洋者”，中醫“精于窮理，而拙于格物”，但又“信理太過，而故涉于虛”，西醫“長于格物，而拙于窮理”，但又“逐物太過，而或涉于固”。他認為中醫與西醫之間，雖有可通之處，但也存在不同之處，主張“中西醫匯通”要以臨床驗證為標準，“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異”。朱氏提出的“中西醫匯通”的觀點，顯然要比唐容川進步得多，開明得多。[3]這種主張中西醫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來促進傳統中醫學 發展 的觀點，應該也是當時社會主流思想在醫學領域的具體反映。就醫學領域而言，自“洋務運動”以來，西方醫學的傳入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中醫界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其 科學 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其發展空間在逐步縮小，這不能不引起國人(尤其是中醫從業者們)的關注。于是，一些思想更加開明的中醫界人士開始采取較唐氏更加切合實際的觀點，去處理他們在匯通中西醫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系列 問題 ，上文提到的朱沛文就是早期的杰出代表之一。可以說，唐氏的思想來源于洋務派當中思想相對保守的一系，而朱氏的觀點則來源于洋務派中更加開明務實的一系，他的匯通中西醫的觀點較唐氏“重中輕西”的傾向而言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因為他強調匯通中西醫要以臨證實際為出發點，這顯然更符合中醫學發展的基本要求，因此逐漸為更多的中醫界人士所接受，并成為后期中西醫匯通思想的主流，其對后世醫學的影響遠較唐氏深遠。

　　匯通派對后世中醫學發展的影響

　　盡管匯通派醫家的探索性 研究 存在著某些缺陷和偏頗，但畢竟取得了一些成就，提供了經驗和借鑒，對后世中醫學發展的影響不容忽視。民國時著名醫家張錫純在繼承朱氏學說的基礎上，指出：“斯編(指《醫學衷中參西錄》)于西法非僅采用其醫理,恒有采其化學之理,運用于方藥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貫為一。”可見他不僅主張醫理上匯通中西醫，還開辟了藥理上匯通中西醫的新途徑。尤其是他中西藥并用、重療效的觀點對后人影響很大，直至今天，仍不失為醫家臨證的一大基本原則。惲鐵樵指出：“東西方文化演進不同,各有長,亦各有短”，“西醫之生理以解剖，《內經》之生理以氣化”，直接涉及到中西醫學不同的理論基礎和特點及東西方文化間的差異，無疑是認識上的一大進步。楊則民認為：“中醫重辨證，西醫重識病，辨證的目的在 應用 藥治，識病的目的在明了病所。”他在《內經之 哲學 的檢討》一文中提出：“中西醫之不同，不在生理解剖、病理實驗，而在整個思想體系上矣。”他從思想體系的高度來考察中西兩種醫學的不同之處，進而探討匯通二者的途徑，可謂認識上的又一進步。這些“中西醫匯通”的觀點為我們研究中西兩種醫學提供了寶貴的思路，至今仍有一定的 參考 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將“中西醫結合”確定為我國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指導方針之一，大力支持開展中西醫結合的基礎理論和臨床研究，并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筆者認為，中西醫結合是承接“中西醫匯通”在新的歷史時期探索中西醫關系，是對中西醫關系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因此，全面準確地把握中西醫匯通派醫家的學術思想和經驗將有助于我們今后更好地開展中西醫結合的研究工作。

　　總之，“洋務運動”未能挽救風雨飄搖的滿清政府，但它畢竟是近代史上官方第一次主動地去認識和引進西方文明，這無疑給剛剛從夢中醒來的國人提供了一個了解世界的窗口，使古老的 中國 踏上了近代化的道路，這正是它的積極意義所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為當時西方文明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社會輿論環境，有利于近代國人講習西學風氣的形成。就醫學而言，政府首次創辦新的醫學 教育 機構，并翻譯了一些西方醫學書籍，以培養新的醫學人才，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中西醫匯通”思想的產生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