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TPP談判、RCEP談判的推進和南中國海沖突日益增多，中國與東盟的交流與合作面臨著新的挑戰。在當前日益復雜的中國-東盟關系形勢下，文章試圖尋找中國一東盟金融合作新的路徑。文章認為，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已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摻雜了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文章分析了中國一東盟金融合作的經濟障礙和非經濟障礙，并基于此狀況，沿著增強中國與東盟的金融互信、考慮中國與東盟金融發展水平差異、建立統一穩定的區域金融市場以及抵制區域外勢力的干預的思路提出了在當前形勢下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推動策略。

　　[關鍵詞]論文發表最好的網站,中國-東盟,金融一體化

　　一、引言

　　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區域的開放和經濟增長離不開金融體系的構建和融資機制的完善，離不開金融支撐巨大的推動作用，一體化過程同樣如此。國外區域金融協調發展始于20世紀60年代，其中，蒙代爾教授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有影響力。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體系逐漸完善，早期，蒙代爾、英格拉姆、麥金農和凱南等經濟學家分別從生產要素流動性、國際金融一體化標準、經濟開放度標準和產品多樣化標準等方面對最優貨幣區理論進行了擴展。隨后，蒙代爾、石山、維萊特等人對最優貨幣區的判斷標準進行了設定，并最終形成了成本和收益的判斷體系。在國內，張鳳超詳細論述了金融一體化的理論建構。目前，很多學者也對中國-東盟金融一體化做了研究。黃忠東、徐中亞、董倩倩、王麗婭等對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現狀、前景和制約因素進行詳盡的闡述。本研究通過分析中國-東盟金融合作和金融支撐體系構建的現狀及特點，結合金融支撐體系構建發展進程對中國-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金融支撐能力進行競爭力分析，研究如何加快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發展的步伐，以及金融在此過程中如何發揮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積極作用是我們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并針對中國一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金融支撐能力的不足，提出了相應的金融支撐策略。我們認為，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一部分，區域金融一體化是指國與國之間的金融活動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形成一個聯動整體的發展態勢。從流動性來看，金融工具能夠在國家之間自由流通;從替代性來看，金融工具在一體化中的不同市場有相同的價格，在不同區域間不能套利。對于金融一體化程度的判別，“一價定理”是最基本的原則，即風險和收益相同的資本在一體化中的任何金融市場進行交易價格都一樣，本研究也同樣遵循這一原則。

　　二、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理論分析

　　經濟發展決定金融運行，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從微觀經濟動力理論來看，金融市場的基本功能就是滿足金融工具供求雙方的需求。由金融產品的種類和期限所影響的金融產品的風險和收益的不同是決定市場主體進行選擇的重要因素，因此，市場的擴大導致產品和期限的選擇范圍擴大。進而導致風險一收益的組合選擇范圍擴大，最終使金融市場的效率提高，這就是區域金融市場一體化的魅力;金融業的規模效應能有效地分散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這就要求一個一體化的金融市場為金融機構提供跨境運作的平臺。我們知道，市場規律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選擇過程，通過一體化市場的自由流動性，使資本從市場資本效率低和邊際效率低的國家流動到市場資本效率高和邊際效率高的國家，從而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同時，市場范圍的擴大使一個國家的系統風險轉化為一體化市場中的非系統風險，投資者可以利用跨國投資組合將原來的系統風險作為非系統風險分散掉。

　　從宏觀經濟動力理論來看，一體化的市場使資金在更大范圍內達到平衡，平滑跨期消費和投資，降低消費的波動和投資的風險，給區域內的消費者和投資者帶來福利。此外，一體化市場資本自由流動的屬性，會對每一個成員國的宏觀政策形成一種優勝劣汰的約束機制。這種市場約束政府的力量使得各個政府必須實行更為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為市場主體創造一個更穩定更合理的經濟環境。基于上述宏觀和微觀動力的分析，我們明確了區域金融一體化對于金融發展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金融發展通過一體化的過程獲得實現，這是金融結構優化的內在需求。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明白，一個先進的金融支撐體系對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尤為重要。金融可以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發揮主動作用以助推區域經濟一體化預期。對中國-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金融支撐體系的研究必須建立在金融支撐發展現狀的詳細分析基礎之上，因為只有通過考察金融支撐發展現狀才能知道金融支撐體系構建進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本部分將從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的整體層面來分析金融支撐能力的現狀。

　　三、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現狀

　　(一)中國-東盟金融合作仍處于初級階段

　　中國-東盟經貿往來的日益密切，使雙方的金融合作愈發受到重視。中國-東盟金融合作與發展領袖論壇認為，雙方金融合作已由過去的單一國際結算業務向信貸類、代理類、投資類等多元化方向發展，但區域內國家間金融市場發育程度高低不一，雙邊或多邊金融合作的緊密程度和活躍程度差別較大，金融合作仍處于初級階段。

　　中國與東盟各國互設金融機構已達40多家，并與東盟大部分國家簽訂金融合作備忘錄。但是，相較于規模日益擴大的雙方經貿及投資領域合作，基于區域內金融合作主要依賴政府間推動、金融監管標準不同等制約性因素存在，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金融合作呈現滯后性。目前，中國與東盟并未建立一個完善的金融合作機制，并且中國與東盟的金融發展水平有差異，至2013年底，中國銀行、證券和保險金融機構的資產總額達到了158.41萬億元。而東盟各國除新加坡外，其他國家金融發展程度不高，如柬埔寨于2011才成立證券交易所;緬甸至今還沒正式的股票交易場所。此外，不同的金融體系，不同的會計準則以及經濟制度的差異，都使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難度加大。本幣參與結算的比例低。增加了結算成本，造成利率損失，例如在柬埔寨只有10%的交易以人民幣來結算;金融開放程度不高，也成為促進雙方經貿發展的制約因素。在組織機構上，中國與東盟采取的仍然是雙邊或多邊的臨時磋商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一個超國家的金融合作、管理和監管機構。在戰略上，中國與東盟還也沒有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制定出符合本地區利益的長遠戰略性規劃。 　　(二)中國-東盟金融合作不斷深化

　　自2002年雙方簽訂《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來，中國與東盟的經貿交流與合作就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至2012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總額達到 4000.93億美元，中國已連續四年成為東盟的最大貿易伙伴，東盟已成為中周第三大貿易伙伴，貿易的迅速發展凸顯了雙方金融合作的必要性。

　　縱向來看，2000年，東盟十國和中日韓簽訂了《清邁協議》，該協議擴大了東盟成員國間互換協議的金額和數量并建立了東盟和中日韓國家間的互換協議，它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機穩定亞洲金融秩序，到2008年底，中國與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簽署了總額達230多億美元的互換協議。2009年，中國和東盟共同參與設立了總規模為1200億美元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并成立了貨幣金融穩定委員會，表明中國-東盟金融合作進一步深化。2010年，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由上海、廣州等城市擴圍到廣西等省區市，15個工作日內廣西中、農、工、建、交等5家銀行與新加坡、越南、菲律賓等國家的11家銀行共辦理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836筆，金額約9億元。同年，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正式啟動，用于支持雙方基礎設施、能源資源、信息通信等領域的重大投資合作項目。到2012年，中資銀行在東盟國家共設有8家分行;東盟國家在華設立7家外資法人銀行、6家外國銀行分行;東盟在中國的銀行機構資產總額近2000 億元人民幣，自2003年以來年均增速達38%。

　　橫向來看，首先，中國-東盟互設金融機構步伐加快，互設金融機構的增多是服務海外客戶的需要，取決于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目前，東盟國家在華設立了30多家銀行機構，包括7家外資法人銀行、6家外國銀行分行。其中，數量最多的是新加坡和泰國，共占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10%左右。中資銀行在東盟國家設立的分支機構以新加坡為中心，進而向周圍國家擴散。中資銀行機構與東盟各國銀行建立的代理行、境外賬戶行超過150家，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還與東盟國家銀行發起設立了“中國-東盟銀行聯合體”，雙方銀行機構的戰略合作呈現信貸類、代理類和股權投資類等多元化發展的良好態勢。中國銀行還計劃收購東盟國家的銀行，以提高中國金融機構在東盟國家的影響力。其次，金融監管合作加強。1998年，東盟各國財長簽訂了《理解條約》，其宗旨是監督成員國的金融部門，并及時發現成員國金融體系的弱點，這為以后中國與東盟的金融監管合作打下基礎。在銀行業，中國銀監會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確定的跨境銀行監管規則，先后與新加坡、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等6個東盟國家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雙邊諒解備忘錄，分別就市場準入、日常監管、現場檢查、雙邊互訪、信息交換與共享以及人員培訓等方面達成共識，諒解備忘錄的達成使雙方金融管理當局能有效的溝通信息，提高銀行業監管水平。在證券業，中國與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東盟國家的證券(期貨)監管機構簽署監管合作協議，促進雙方在證券期貨領域的跨境監管合作與信息互換。在保險業，從1978起，中國與東盟的保險業的聯系與合作日益緊密。2005年，中國與越南、馬來西亞等14個國家和地區共同建立了亞洲區域保險監管合作機制。自由貿易區建立以后，新加坡、菲律賓等國開始在北京、上海等地設立本國保險公司代表處，這是東盟各國開拓中國保險市場的重要一步。2013年中國-東盟金融合作與發展領袖論壇提出，中國-東盟保險業合作要堅持“服務發展、重點突破、制度保障、互利共贏”基本原則，推動人財保險更好地為中國東盟的經貿發展服務。

　　(三)中國-東盟金融合作愿望持續增強

　　重大的金融危機，導致各個國家經濟衰退，同時也增強了國家間的金融合作意識。1997年亞洲金融海嘯使東盟各國的經濟受到沉重打擊，東盟各國的股市下滑二成到五成，印尼貨幣貶值達340%，馬來西亞負增長6%-8%，菲律賓等地失業率急升10%，嚴重的經濟衰退使東盟各國認識到建立金融合作機制監控國際游資的必要性。同時，中國在此次危機中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從而避免了東盟各國經濟進一步衰退，中國由此樹立的負責任大國的形象為東盟與中國進行金融合作打下信任基礎。2008年金融風暴導致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經濟衰退，其中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由2007年的11.9%一路降到2012年的7.8%。盡管中國和東盟各國的金融并未受到重創，但是各國在美國的金融資產卻遭受巨大損失。這次金融危機再次證明了地區金融合作的重要性。這次全球金融危機還直接影響到中國和東盟國家嚴重依賴出口的實體上市公司及在海外有大量投資的金融機構，并且直接沖擊到銀行業的發展。在此背景下，中國與東盟各國積極探討區域金融合作的模式，并提出推進金融合作的諸多方案，為金融合作的推進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中國與東盟各國開始召開中國-東盟金融合作與發展領袖論壇。2009年，首屆論壇就提出雙方要務實創新，積極構建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一體化平臺。第二屆論壇雙方提出，要構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金融互利共贏發展的新格局，并認為銀行業要實現“走出去”和跨境發展之道。第三屆論壇認為，中國-東盟的金融合作還處于初級階段，要從金融穩定合作、金融市場深化合作以及貨幣合作等多個領域著手才能改變現狀。第四屆論壇認為，在新的世界經濟形勢和金融形勢下，要把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推向一個新的層面，就必須擴大雙邊貿易本幣結算、建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體系、加快互設金融機構。2013年，最新一屆論壇提出，要在經濟轉型的前提下注重深化雙方的金融合作，中國與東盟進一步深化金融合作的著力點是保險業、互聯互通、產業與投融資合作等方面。所以，金融危機過后的新時期，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范圍不斷深化擴展，新的國際形勢下存在的潛在經濟風險推動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意愿不斷增強。

　　(四)中國-東盟區域金融穩定機制初步建立

　　中國-東盟金融穩定機制的建立主要是圍繞《清邁協議》(CMI)來展開。《清邁協議》是東亞各國建立的一種相互融通外匯儲備以防止貨幣危機發生的合作協定。2000年，東盟與中日韓三國簽訂《清邁協議》，決定建立雙邊貨幣互換網絡(BSA)，提供國際收支的短期流動性支持，并擴大了東盟互換協議(ASA)的數量與金額。到2012年，中日韓與東盟為加強區域金融安全體，免受歐債危機波及，同意把貨幣互換規模擴大至2400億美元，其中中國出資768億美元，東盟十國出資480億美元。但是，清邁倡議簽訂的貨幣互換都只是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每個需要資金支持的國家面臨著許多輪的雙邊談判，同時還蘊藏著個別國家拒絕履行雙邊互換協議的危險，存在巨額談判成本和違約風險。貸款存在條件性，每個需要援助的國家能夠得到的援助資金相對有限。所以，2010年，東盟和中日韓及中國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宣布清邁協議多邊化正式生效。該協議規定，如果“10+3”成員中任何一個經濟體出現危機，都可以在其出資份額和事先設定的借款乘數相乘所得的額度內，用其本幣與美元實施互換，以補充流動性。也就是說，一旦陷入經濟危機，成員國能夠更快的從外匯儲備庫中獲得融資。清邁協議的多邊化能有效地阻止成員國內部金融市場波動對其他成員國的影響，并能有效防御外部金融危機對區域金融安全的沖擊。 　　四、中國-東盟金融合作阻礙因素分析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已圍繞金融支撐、金融創新服務、投融資合作等方面初步建立起中國-東盟金融合作體系。但是，由于雙方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差異和分歧以及國際關系的復雜性，導致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進程受到很多制約，這也決定了中國與東盟區域金融一體化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路。由于中國-東盟區域經濟合作的復雜性，所以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注定并非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糾合在一起限制了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順利發展。中國與東盟的政治歷史文化因素給雙方的金融互信平添了障礙;中國與東盟的經濟發展差異使雙方的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程度有很大不同;區域外勢力的干擾給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增加了外部阻力和金融風險。所以，本部分將從宏觀角度，對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進行分析，為尋找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突破路徑做鋪墊。

　　(一)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政治文化障礙

　　首先，中國與東盟國家政治制度和體制差異大。中國、越南和老撾是人民代表制國家;新加坡是議會共和制國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是總統制國家;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和文萊則是君主制國家;文萊是絕對君主制國家;緬甸是軍政府國家。政治制度和體制的多樣性導致各國決策存在較大差異。在歷史上，中國與東盟各國都受到帝國主義侵略，所以各個國家的主權意識都非常強烈。同時，宗教信仰、歷史文化和對外關系的分歧、差異導致國家間的合作缺乏信任基礎。

　　其次，中國與東盟一些國家還存在著領土爭端，特別是近來菲律賓、越南等國在南海問題上挑釁日甚，矛盾大有激化之勢。圍繞南沙群島領土主權之爭，這一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處理，將會導致中國與東盟某些國家缺乏互信基礎，還會進一步影響區域經濟金融合作。

　　再次，金融在現代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金融合作就意味著合作雙方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讓渡一部分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制定權，這對雙方政府和民眾的心理都是一種考驗甚至是挑戰。特別是經濟和國際地位相對弱小的國家，在合作中的防備心理較重、信任感較低，這會加大雙方之間談判的難度，實力較小的國家在合作中也常常持保守態度。

　　(二)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經濟發展差異障礙

　　首先，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經濟發展差異大，東盟各國之間的經濟實力也參差不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領跑世界，至2012年中國GDP總量達到8.23萬億美元。東盟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發展速度很快，經濟也很有活力，但是由于自身金融體系的脆弱和合作不足，1997年的金融危機給東盟各國的經濟以沉重的打擊。至2013年底，東盟國家 GDP最高為印度尼西亞0.88萬億美元，這說明中國與東盟雙方的經濟發展差距很大。從東盟內部來看，十個國家的發展差距也很大。其中，印尼和馬來西亞的經濟總量較高而新加坡的經濟體系較強經濟制度完善。相比之下，老撾、柬埔寨和緬甸的經濟實力較弱，經濟制度也較為脆弱。其次，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差異也很大。“最優貨幣理論”要求國家間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經濟周期等要相近，有一個統一的生產要素市場使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但是，中國與東盟、東盟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使國家間的經濟政策出現很多沖突，這就阻礙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以及經濟合作的發展。

　　區域內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產業結構相似、生產要素流動性低。中國與東盟10國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異。從2012年中國與東盟10國人均GDP來看，新加坡走出 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陰影后強勁反彈，經濟發展水平最高，人均GDP為5.2萬美元。其次是文萊，人均GDP達3.88萬美元，而柬埔寨、緬甸這些欠發達國家的人均GDP還不足1000美元，11國中人均GDP領先的新加坡是最低者緬甸的將近60倍(見表-2)。

　　(三)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區外勢力干擾障礙

　　美國是全球政治實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同時也是中國和東盟主要的出口市場。2012年，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中美雙邊貿易總額為4846.5億美元，占我國外貿總值的12.5%，我國對美出口額達3517.9億美元，增長8.4%。東盟的出口貿易對美國也有很強的依賴性，到2010年美國成為東盟的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的進出口商將利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最后談判所帶來的關稅優惠，使越南成為美國主要的進出口商品基地;新加坡和美國長期保持緊密的貿易關系，到2012年雙方的自由貿易協定已達八年之久。美元仍然是中國與東盟貿易結算的主要貨幣，是各國主要的外匯儲備，近十年來，美元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都保持在50%以上。同時，美國為了維護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一定會采取某些措施干擾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順利進行。近年來，美國一直在積極尋找機會重返亞太地區，特別是2012年，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使得中國與東盟合作必須考慮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本地區的影響問題。

　　在東亞內部，日本和韓國也同樣是經濟大國，中日韓三國在聯系日益緊密的同時也存在相互制衡狀況。 2012年，中日韓三國GDP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分別為第2、第3、第15，GDP總量分別為8.3萬億美元、5.9萬億美元、1.3萬億美元。在貿易上，2012年中日貿易總量為3294億美元、中韓貿易總量為2563億美元，相互之間的經濟聯系非常緊密，中日韓三國都分別于東盟建立起“10+1”的合作機制。作為經濟貿易大國，中日韓都希望能主導東亞經濟發展，同時也都希望與東盟實現區域一體化以增強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因此，中日韓三國在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同時，也在政治經濟上存在相互制衡的動因。此外，日本對歷史認識的問題也是影響東亞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日本對歷史認識的消極態度直接影響著其外交政策方針，間接影響著其對外經濟關系。所以，中日兩國的認識分歧更加增強了日本制衡中國的政策動因，進而影響到中國與東盟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發展。 　　五、中國-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金融推動策略

　　中國與東盟之間已開始一些金融合作，雙方的金融機構已進入對方境內開設金融分支機構開拓金融業務，但是，從總體來看，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還是處于初級階段，并沒有達到雙方經貿合作快速發展的要求。金融一體化是中國與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要求，所以加強金融合作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然要求。

　　(一)促進中國與東盟信用體系的建設

　　隨著金融的發展，貨幣交易的時間和空間距離不斷被拉大，整個經濟系統的風險也不斷被放大。信用體系的建立有助于對金融主體的風險進行評估，降低企業和個人投資的風險，提升經濟主體運行的質量，增強整個社會的誠信度。2014年5月，中國已開始構建國家信用體系。政務、商務、社會、司法等四大領域為主體的信用體系建設方案實現了社會信用的全面覆蓋;2017年，將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記、稅收繳納、社保繳費、交通違章等信用信息的統一平臺，實現資源共享。

　　中國與東盟也應構建如此的信用體系平臺，使中國與東盟的政府、經濟主體以及個人能夠更好的約束自身的行為，降低雙方經貿交流的風險，提高合作與交流的效率，增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質量。在當前，中國與東盟的信用體系建設應該從雙方政府信用體系的構建著手。因為，中國與東盟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差距較大，社會交流機制并不是十分完善。從政府信用體系著手，可以為雙方經貿合作等其他方面的合作起到示范作用。此外，政府信用體系的建設能夠加快雙方合作交流談判的進程，也是在經濟、社會和政府三個主體中成本最小可行性最高的一個。

　　(二)以人民幣東盟化推動中國-東盟金融合作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持續增強，人民幣已逐漸成為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貨幣互換和邊境貿易核算過程中追捧的對象，人民幣國際化的環境日趨優化，條件逐步成熟，人民幣東盟化的區域性優勢更是日益明顯，國家應該趁此機遇，調整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首先布局人民幣東盟化，既可以為人民幣國際化夯實基礎，又可以通過人民幣東盟化，在泛北部灣經濟圈的區域經濟金融合作中，掌握經濟金融主導權，重塑中國在該地區經濟金融的核心影響力。

　　1.完善人民幣在東盟地區的投放與回流機制。一般來說，貨幣投放與回流主要有兩種渠道：一是金融渠道投放，貿易渠道回流;二是貿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具體在東盟區域，人民幣投放機制的主要通道有進口貿易渠道、旅游渠道、對外直接投資渠道、人民幣貸款渠道、境內居民境外賭博、走私與購買毒品渠道，而人民幣回流機制主要通過貿易出口渠道、旅游渠道、境外發行人民幣產品渠道、人民幣FDI渠道、人民幣QFII渠道、貨幣走私渠道等。由于中國對東盟經濟格局表現為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經常項目逆差、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因此，人民幣東盟化應該首先通過貿易和金融雙重渠道對人民幣進行輸出，然后再通過貿易渠道實現人民幣回流的基礎上，逐步擴大金融渠道同流規模。

　　2.擴大人民幣在東盟地區的支付結算范圍。人民幣東盟化主要是在對外貿易、旅游、投資中有秩序地推進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增加其在周邊地區和國家的流通和使用，為人民幣在亞洲范圍內的國際化奠定基礎。商品貿易方面，建議對中國具有優勢的出口產品，強制采用人民幣結算，對于其他出口產品或服務，以價格折扣方式鼓勵采用人民幣結算，采取相關優惠政策吸引東盟境外人民幣以貿易或投資方式回流中國境內，相關企業由此產生的損失由國家補貼。服務貿易方面，解除東盟國家勞動力在中國境內就業限制，鼓勵境內中國企業吸收東盟國家勞動力就業，并以人民幣作為薪水支付貨幣。給予相關補貼鼓勵東盟國家中資企業以人民幣作為勞務薪水支付貨幣。擴大東盟國家來華留學生中國政府獎學金名額和地方政府提供的獎學金名額，鼓勵自費留學生以人民幣支付學費。

　　3.開放人民幣與東盟國家貨幣自由兌換試點。隨著中國與東盟之間的雙邊貿易的不斷擴大、金融合作的不斷深化，貨幣不能自由兌換已經成為制約中國一東盟金融合作的根本問題。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也是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的最大障礙。人民幣在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度度較高，可率先在亞洲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為推進人民幣在該地區乃至整個亞洲的自由兌換邁出關鍵性步伐。為了滿足中國與東盟國家巨大的跨境人民幣結算的需要，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進程，可以在中國廣西和云南設立人民幣與東盟國家貨幣自由兌換試點，實現經常性項目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成東盟十個國家的貨幣。

　　(三)推進中國-東盟人民幣雙向信貸業務

　　目前，東盟巨大的人民幣存量，國家開放深港跨境人民幣貸款的先行先例和東盟國家和中國金融機構相互在對方設立金融分支機構等因素都成為加快推進中國-東盟人民幣雙向信貸業務政策的客觀基礎。人民幣東盟化將形成東盟國家巨大的人民幣存量。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成及其升級版的推進，為人民幣在中國一東盟之間雙向互動提供了極佳時機。

　　1.與東盟銀行制度對接，開放東盟銀行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構，承辦人民幣業務。東盟10國央行確立了“東盟銀行”制度，統一將財務內容及貸款余額等達到一定基準，且總行位于東盟區內的金融機構指定為“東盟銀行”。今后此類機構只需得到東盟銀行認可，即可獲得能在 10國開設分行和支行的商業許可。只要企業本身得到東盟銀行認可，即自動授予經營證，可在東盟10國內任意設立子公司。東盟將指定金融市場較為發達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度尼西亞5國的銀行為首批“東盟銀行”。“東盟銀行”制度將服務于中國與東盟的金融發展，促進相互貿易與投資，增強區域經濟金融的一體化程度。建議在中國相關地區(如廣西、云南)與東盟銀行制度對接。放寬市場準入，開放東盟銀行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構，承辦人民幣業務，開展人民幣信貸、結算、存款和代理業務。允許此類分支機構從事一定額度的人民幣投資業務，為境外人民幣投資國內產品項目提供便利，增加境外人民幣的回流渠道。

　　2.組建項目庫、推介項目，吸引境外人民幣投資。通過開放東盟國家銀行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開展人民幣投融資業務、增加RQFII的額度，放寬金融市場交易限制，吸引境外人民幣直接投資中國的產業項目，并鼓勵中國企業對外部投資，推進中國-東盟的人民幣雙向信貸業務。目前，在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的條件下，可以通過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吸引境外人民幣直接投資于中國部分地區(如廣西、云南)的產業項目。目前，中國與東盟成員國在泛北部灣地區開展了廣泛的能源、基礎設施、農業、旅游和中小企業等領域的融資合作。建議中國以石化、電子、機械、鋼鐵等重點產業項目為依托，突出重點產業特色，組建招商項目庫，吸引境外人民幣投資，實現項目與資本的有效對接。 　　(四)探索人民幣與東盟國家直接貨幣交易機制

　　2008年以來，美國持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在促使國際資本流進東亞經濟體的同時也帶來了貨幣升值和資產價格泡沫等負面影響。在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期間，印尼盾對美元升值超過20%，馬來西亞林吉特對美元升值10%;國際資本流入可能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從股票市場來看，在第一輪QE中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新加坡股指分別上漲140%、90%、 72%，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國際資本流入的推動。～2013年美國宣布將逐步退出QE開始，美元成為全球主要的套利交易貨幣，資金開始流出新興經濟體，大宗商品價格和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出現回落。至2013年8月，新興市場股市ETF流出84億美元，2013年7月流入美股ETF的金額就達32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等經濟較為脆弱的東南亞國家已經出現經濟增速降低甚至衰退的局面。所以。美國利己性的經濟政策給以美元為媒介的間接貨幣交易機制和匯率形成機制的東南亞國家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增長壓力和金融穩定壓力。

　　東盟各國經濟總量小且對外依存度大，與中國的金融和貿易聯系日益緊密。中國與東盟各國探索直接貨幣交易機制和直接匯率形成機制有利于完善各國外匯市場，維持區域性金融市場和經濟穩定;降低企業匯兌成本，促進雙邊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有利于人民幣和東南亞各國貨幣匯率形成機制更透明、價格更真實，推動人民幣的“周邊化”發展。2012年中國與日本實現兩國貨幣直接交易，這直接為兩國每年省下30億美元的手續費。中國應與經濟穩定、與中國貿易聯系最密切、國內政治環境穩定而且與中國關系融洽的東南亞國家首先建立直接貨幣交易機制，然后再逐漸向其他國家擴散。

　　(五)培育發展中國-東盟多層次資本市場

　　中國與東盟應該促進區域內資本市場的合作與資本的流動，加強與東盟國家的證券交易所的合作，為境內企業境外上市融資提供便利的條件和制度安排，重點實施企業境內外上市，使中國與東盟的企業能夠在各自的市場進行融資。這首先要加強中國與東盟貸款和授信等基礎金融業務的合作，然后在此基礎上建立統一的金融交易結算平臺和金融體系規章制度，促進金融要素交易市場的發展，為未來更高層次的合作和更深層次的一致打下良好的基礎。2013年，新交所亦宣布與中國期貨業協會達成戰略合作;老一中證券有限公司在萬象成立，是中國在國外設立的首家證券金融機構，這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與東盟資本市場的發展。此外，為構建中國-東盟多層次資本市場，還應考慮適時推動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和外資股權投資基金發展，鼓勵中小企業多元化的債務融資等。

　　(六)推進中國-東盟統一保險市場發展

　　自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以來，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是大勢所趨。在市場經濟下，保險是社會的助推器和穩定器。中國與東盟同屬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在經濟發展上有相似的方面。而且，近年來，中國與東盟的保險業都在不斷發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通過加強雙邊合作交流，可以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促進本國保險業的健康發展。中國與東盟的保險業合作重點在于實施雙邊及多邊保險業務合作，加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對試驗區海外投資項目小微企業信用貸款保證保險和涉外企業信用保證保險。隨著中國與東盟的貿易不斷增長以及中國對東盟的援助和投資力度不斷加大，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必須提供大型成套設備出口融資項目及邊境(跨境)貿易出口業務等支持。此外，農產品是中國與東盟貿易的主要產品，探索建立農業大災風險分散機制在當前也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