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軍事關系處于兩國國家利益和安全戰略的全局之中，既是軍事問題，也政治、外交問題。冷戰結束后，兩軍關系幾度中斷恢復，從其發展歷程可以得到三點啟示：繼續開展戰略對話建立、加強信任機制、加強軍事力量建設。我軍要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完善對美軍事外交的戰略管理。

　　【關鍵詞】歷史職稱論文,軍事關系,戰略對話,信任機制,戰略資源,軍事力量

　　中美軍事關系處于雙方國家利益和安全戰略的全局之中，既是軍事問題，也是政治、外交問題。從冷戰后期中美結成共同對抗蘇聯的同盟起，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性逐步增強。在政治、經濟領域的雙邊、地區、全球議題上，兩國都有共同利益、相似的戰略認知。而冷戰后中美沖突的實質是美國作為守成國，重返亞太、構建“戰略再平衡”，防范“新興大國”，從而引發了競爭、矛盾與斗爭。總體而言，中美友好的政治氣氛直接有利于發展和諧的軍事關系。從冷戰結束后中美軍事關系的發展歷程中，得到如下三點啟示：

　　一、繼續開展戰略對話

　　戰略對話能夠避免沖突、提高透明度、增進互信，是中美軍事合作的關鍵內容。戰略對話不僅幫助我軍透徹地了解美國的利益，明晰中美之間的相互戰略定位，還有利于借鑒美軍軍事力量建設的經驗，優化自身的軍事理論、訓練和組織及創新能力。目前，兩國的政府和學術圈都有向制度主義發展的自由主義傾向。而認同制度化與制度內化這兩者是中美保持友好關系的社會基礎。一般而言，中國外交部、美國國務院中這樣的思想、觀念占據了主導。而人民解放軍及五角大樓的官員更多是在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思想影響下建構軍事關系。此外，在戰略認知層面上，中美意識形態存在的根本差異、美臺軍事準同盟關系的身份認定等給中美國家利益帶來潛在的沖突。這種現實背景為深入拓展戰略對話創造了條件。

　　例如，美國學者擔憂中國的反衛星能力及意圖，認為任何針對美國部署在太空上的50顆衛星的小規模反衛星武器進攻，都會給美國的軍力、甚至國民經濟造成災難性后果。對此，布什政府國防部長辦公室顧問白邦瑞指出，要“診斷”中國軍事政策的走向，開出美國未來如何與中國進行戰略互動的藥方，加強與中國軍方的交流很重要。中國核力量的現代化與美國發展導彈防御時間上重合，這為兩國實現戰略對話提供了機會。也有美國學者認為，雖然擔憂有其合理之處，但交往能促進軍事方面的更大透明性，改善美中之間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建立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溝通渠道，從而減少兩國軍隊發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借助戰略對話來分析美國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得失，判斷其戰略選擇和反應的力度，有助于加大中國的戰略選擇余地，減輕或化解我國的戰略壓力，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

　　中國相信戰略對話能夠達到增信釋疑的目的。美國則認為，戰略對話有助于加強各級別的軍事接觸，能夠更多了解中國軍隊，當中國在亞洲擴大實力和影響之時，降低中美發生沖突的幾率，從而消除相互猜疑。一般而言，美國的軍事交流分為八級，第一級高層將領互訪，第二級情報的交換，第三級召開雙邊研討會，第四級互派觀察員，第五級工程和醫療領域的聯合演習，第六級小規模受訓，第七級雙邊的軍事演習，第八級多國聯合軍事演習�？梢钥闯�，戰略對話應被視為美國第一級的軍事交流。

　　在中美戰略對話中，中國怎樣才能夠靈活運用對美的各種手段，協調與軍事關系有關的議題?反恐、朝核問題、對美軍事交流的層次、對臺軍售的武器內容，掌控議題的主動權將直接影響對美軍事外交的效果。此外，中美軍事關系的發展還涉及與其他雙邊、多邊軍事關系的協調。比如中俄、美日關系，中美在聯合國安理會及其維和行動、六方會談、東盟地區論壇問題上的關系。對于這些議題，中國都需要統籌管理、權衡利弊得失。

　　二、建立和加強信任機制

　　中美兩軍都十分重視探索軍事安全合作模式、拓寬互信交流渠道。中美通過一些與軍事、安全有關的安排，增加對對方行動的預測，確定對方的意圖，減少誤判避免沖突，達到雙方受益的目的。例如，避免沖突發生的措施包括設置熱線、軍事演習前的預先通知、避免海上機艦碰撞的協議。加強信任則需要通過采取宣示、溝通、透明化、限制性等措施，增加各層次、各種形式軍事安全議題的交流。美國的這種戰略認知反映了在認知上、信念上雙方仍有待了解對方，而理解對方對安全的關注是建立戰略信任的關鍵一環。

　　中美信任機制的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中美在軍事領域各議題上的長期積累。90年代，中美制定了國防交流計劃，實現了軍艦互訪、軍事人員交流;1994年10月中美國防工業軍轉民聯合委員會成立，幫助促進軍轉民聯合項目;1995年簽訂了測量和繪圖科學技術合作的協定;1998年6月舉行了軍方的人道主義救災研討會;1998年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太平洋空軍司令邀請中國軍方，參加1998年環太平洋演習、1998年迅雷聯合演習。1998年5月美太平洋總部司令普呂厄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國際小組委員會作證時稱，目前中國軍事力量尚不至對美構成直接威脅，到2015年后才能發展遠洋作戰能力。美國發展兩軍關系主要目標是建立互信并增進彼此開放和相互了解。1999年12月中國同意美軍P3C獵戶座星座式偵察機降落香港，參與美軍與解放軍駐港部隊舉行的聯合搜救演習。這種偵察機能夠進行反潛、外海偵察，這樣的決定是中美軍事交流的又一突破。2006年12月《中國的國防》白皮書闡明了我國的核戰略，2007年初美國就急切地盛邀我二炮司令訪美。2007年8月第二炮兵司令員靖志遠上將會見了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艾克・斯凱爾頓一行，代表團第一次來到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司令部訪問。這些軍事互動有助于中美實現對戰略利益、戰略環境的準確認知，達成了不會陷入無限的、訴諸戰爭的競爭，逐步形成信任機制。建立戰略信任對推動軍事關系沿良性軌道發展至關重要，而軍事關系在波折中逐漸擴展到新領域，反映了中美互信在逐步建立。

　　未來，中美就軍事學術、技術議題開展功能性交流值得期待。中美針對太空、核問題深入對話、交流將是大勢所趨。創建中美太空戰略對話機制值得嘗試。這種機制還能為中美提供在非敏感領域合作的機會。美國空軍航天司令部航空、航天和信息戰主任、專業人士泰德・克雷斯吉準將就認為，中國的反衛星導彈試驗已經“改變了軍事平衡”，這也迫使美軍需要“加深對中國反衛星導彈、地基激光、網絡戰以及其它地基攻擊能力對美國太空戰略威脅的理解。”在雙方的積極推進下，未來中美軍事關系依舊會展開、加深，從作戰部隊，到軍事院校，從相互派員觀摩軍事演習，到考察合作交流，從軍事科學研究，到軍事醫學、文化、體育的軍事交流與合作。兩國軍隊間的友好往來，將彰顯透明、互惠。 　　2006年7月，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將訪美，中美達成六大共識：加強兩軍高級領導人往來，加深互信;加強兩國國防部軍隊安全對話;加強現有合作機制，如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海上救援、軍隊環保合作;加強軍事院校交流和人員往來;加強中青年軍官交流互訪;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這宣示了中美軍事關系的明確發展方向，指明了解決安全困境、信任危機的最好的出路――長期的良性互動和建立信任機制。

　　三、加強軍事力量建設

　　軍事力量是國家實力的關鍵組成部分。軍事力量的運用帶給兩軍關系有形或無形的競爭。美國相信，中國是有潛力與其競爭的正在崛起的國家。美國“不僅要防范中國不斷發展的軍隊現代化，而且要應對中國戰略選擇對國際安全造成的影響。”冷戰后美軍在亞太針對中國的軍事部署調整、軍事聯盟活動、在我周邊不斷獲取的軍事準入能力，給我國安全環境帶來巨大的壓力。美國在軍事上防范遏制中國，利用“臺獨”勢力阻撓兩岸統一。而其發展導彈防御系統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削弱中國的戰略打擊能力，延緩、破壞中國的崛起。從軍事戰略和大戰略角度來說，美軍軍事力量的運用具有堅決性、有限性，體現了以下四個特點：“靈活和有選擇的參與戰略”確立的六條“出兵原則”(武力是最后手段、得大于失、取得國內支持與合作、取得國際合作、目的明確、及時撤出)可以視作美國在臺海危機中這類戰略行動的規律;對本國所不能允許的新興國家的挑戰性的行為進行堅決干預、威懾;強調謹慎運用軍事力量，避免深陷戰事、久拖不決;運用強制外交。1995～1996年臺海危機中美國運用軍事力量是其預防性防務的實戰應用，也是其實施強制性外交的實例。這種有限使用武力的方式與威懾一樣，主要依靠武力的潛在運用或者說主要通過威脅使用武力，以達到國家的對外政策目標。

　　軍事力量由兩部分構成：政府為軍事組織提供的可用戰略資源，這是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領導層將可用的戰略資源轉化為具有作戰能力的軍事力量，即通過一系列的戰爭能力最終表現出作戰力，從而在戰場上形成一種戰略對比優勢。國家擁有的這類戰略資源和轉化能力共同構成了軍事力量。“從政府獲得的戰略資源”能否轉化成軍事力量取決于多個因素。針對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2002年8月，美國防部總結了九條經驗教訓之一就是21世紀的戰爭不僅僅是軍隊的職責，而是越來越需要經濟、外交、金融、執法、情報等國家力量的參與。這體現了“戰略資源”向“軍事力量”的轉化。

　　軍事關系中的強勢方通常會利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各種手段影響弱勢方的資源“轉化能力”。弱勢方則會“學習”對方的軍事技術、作戰理念、兵力部署方式、作戰技術、軍事訓練項目和解決問題的技巧。面對美國對華塑造與防范并舉的政策，我軍要建立完善的中美軍事交流評估指標體系。一方面加強分析我軍軍事需求，重視指揮、軍事教育等特定人員的軍事需求分析。另一方面要科學評估交流效果，確定未來軍事交往的參照標準、衡量指標，有的放矢地依據新作戰使命以及軍事理論體系開展中美軍事交流。比如就目前的兩軍交流來看，多大程度影響了我軍的軍事裝備的提升、軍事理論的完善?以我國的戰略目標為出發點，軍隊具有的戰略資源轉化為有效軍事力量的程度究竟有多少?

　　從軍事力量層面看，我軍需要參照世界信息作戰發展的坐標，厘清信息作戰的體制與力量、指揮與控制、戰法與謀略、裝備與人才、戰場與保障等基本問題，將軍事領域各分支獲取的信息以及戰略認知整合在一起，創建信息作戰的理論體系，接受實兵演習等檢驗。而我軍武器裝備引入和研發要融合短期問題與長期戰略規劃，融入我軍事戰略，協調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這是維護我國國際地位、加強戰略威懾力、維持自身安全與地區穩定的必然選擇。

　　結束語

　　當前美國著眼于未來世界和地區秩序的主導權，加緊投棋布子，插手中國領土主權爭端、內部事務，妄圖消耗中國。雖有牽制中國的意圖，但依然需要在地區熱點問題上與中國增信釋疑、互利共贏。中國既要避開美國的鋒芒，又要與美國構建新型的大國關系。取得真正高效的對美軍事外交效果，應有兩個標準：一是增進互信，二是提高我軍的作戰力。我軍要在這兩個看似矛盾、充滿悖論的標準之下，不為美國的干擾所動，更不為美國的威懾所懼，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完善對美軍事外交的戰略管理。

　　【參考文獻】

　　[1]劉連第編著.中美關系的軌跡―1993～2000年大事縱覽[M].時事出版社，2001.

　　[2][美]阿什利・泰利斯等著，門洪華、黃福武等譯.國家實力評估：資源、績效、軍事能力[M].新華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