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針對當今市場經濟浪潮下中國城市出現的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的問題，探索問題的變現及其形成的社會、法制、心理因素。通過國內成功案例提出解決問題的設計、管理及法制機制。
　　關鍵詞：土地市場經濟弊端開發主體機制公眾參與公眾利益
　　2009年10月份的一次采訪中，上海世博會的主設計師馬丁•羅班再次對中國的城市發表評論：“中國的城市千城一面，讓人遺憾”。而對中國城市有著深刻理解的美國規劃協會秘書長、院士級注冊規劃師蘇解放(JeffreyL.Soule)則更為感慨中國，“一個有著最偉大城市設計遺產的國家，竟如此有系統地否定自己的過去。”中國快速城市化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千城一面”的問題再次引起專家級市民的關注。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路易斯•芒福德的名言清晰地揭示了中國當代城市的問題結癥縮在。而造成當今我國眾多城市“文化漠視”現象的背后，有著社會、經濟、法制及大眾心理各方面的原因。
　　在經濟全球化以及西方強權文化的進入下，在由久閉國門到對外開放的國際環境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國家政策體制下，壓制已久的城市生產力短時間內得到了快速的釋放，因而帶來了中國城市的快速城市化浪潮，并且由此引起了短時間內本地文化的漠視及快速消退。城市建設規模驟然間增大。08年的數據表明，房地產業年已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以上，已經成為我國的重要支柱產業。中國已經進入了開發商追求房地產利益的經濟導向型的城市更新階段。
　　國內的土地產權模式與國外的土地私有權不同，產生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城市發展模式。目前西方幾大歷史城市，如巴黎、伊斯坦布爾、佛羅倫薩等，其城市的建筑風格及城市結構機理基本都在數百年就基本確定了下來，然而在隨后的時間里，其城市的形態及建筑形式等卻大多保留至今，成為城市保護更新的典范。以巴黎為例，奧斯曼于1852-1871的20年之間對巴黎進行的改造，毀壞及拆除了相當數量的古建筑，形成了巴黎新的城市機理和格局。權力與利益主宰了城市發展的基本格局。此后的100多年間，由于西方土地產權的私有化以及法律的逐步健全，使得巴黎至今仍然保留著當年巴黎改造所留下的城市空間機理及建筑風貌。
　　而在中國，土地非私有化以及經濟發展的急切要求下，城市的變革力度比西方城市來得強烈得多。物權的共有必然容易導致對其價值及利益的漠視。這個與西方價值觀上的區別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目前中國城市中大規模的拆建。
　　另一方面，中國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缺乏有效的保護及開發機制。中國直至1982年才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造成了在強大的市場經濟發展背景下法律對城市文化保護發展的嚴重滯后性。雖然從1982年至今，國務院先后確定了112個歷史文化名城，但是仍然未能很好阻止城市的“同質化”和“去個性化”浪潮。
　　于是，國內眾多學者開始將國外的《威尼斯憲章》、《華盛頓宣言》及《奈良真實性宣言》中城市歷史文化保護的思想引入中國，掀起了一股“城市文化復興”的浪潮。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89年頒布《城市規劃法》，以及隨后各個地方出臺的相關地方法規，都力求對中國的城市特色進行“點—線—面”全方面的保護。
　　在目前的城市歷史文化保護中，政府及開發商是主體，兩者采取“公私伙伴”關系的合作機制。而二者從某種程度來說目標應該是相互沖突，相互牽制的。政府部分應該在滿足城市發展的前提下盡量保證公眾的最大利益。而開發商則在現有的制度前提下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這種“公私伙伴”關系確實成就了許多比較成功的案例。平遙古城、麗江、上海新天地、成都寬窄巷等案例，無論在物質、精神層面上的成功或者其帶來的巨大商業價值都無疑顯示了這種保護開發模式的成功之處。
　　然而，我們也應該從另外一份方面看到，政府與開發商聯合保護開發的折中主義開發模式也是人文主義與權力資本博弈的過程。因此過程中容易出現各種各樣問題和沖突，這些問題和沖突也已經越來越為社會所關注。除了我們常說的開發中的“過分保護”、“過分開發”的問題外，這種折中主義的保護方法還顯示了其他方面的弊端。
　　1、功利化。功利化下的保護必定是粗糙的。其本質在于借助歷史建筑及文化所蘊含的巨大力量追逐資本的利益最大化。巨大的開發投資下必然要求開發商追求的資金周轉的短期化、快速化。因此導致的在設計及開發過程中對歷史的原真性展示不足甚至錯誤。歷史的某些技術工藝或者文化信息因此遺失或者扭曲。如湖南的鳳凰古鎮，已經很難看到當地人原真的生活方式，一些民俗表演，手工藝制作已經過分商業化。而各地編制的各類保護規劃中，也不是單純為保護，而主要以商業開發，促進旅游業發展的目的為主。保護目標的錯位容易導致開發過程文化的毀壞和缺失。
　　2、活力的缺失。活力的缺失源于功能的單一。當前，商業開發、旅游開發已經成為了歷史文化保護的主要方式。功能的單一使部分保護區成了人們單純休閑購物的去處。保護區的開發與保護以趕走部分當地生活居民，毀壞當地人生活、生產方式為基礎。過多的商業設施的進入從功能上破壞了保護區在城市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應當承擔的歷史責任及歷史記憶。
　　3、主體的錯位。當前的保護及開發活動，大部分以政府和開發商為主體，缺乏公眾的參與及其支持。眾多城市中缺乏相應的公眾參與機制，形成了公眾對城市文化的生疏化及漠視化。市民應該成為保護的主力軍。
　　城市需要發展，同時也需要保護。在當今市場經濟的巨大沖擊下，如何處理好發展和保護之間的問題成為當今每個城市必須面對的難題。《華盛頓憲章》序言第一條便提出：所有城市社區，不論是長期逐漸發展起來的，還是有意創建的，都是歷史上各種各樣的社會的表現。恰當處理好發展與保護地關系，是城市和諧發展的必要條件。在這里，我們不妨學習蘇州在城市文化保護方面的經驗。
　　蘇州建城2500多年的歷史中，老城區內至今仍然保存著河街相鄰、水路相鄰的雙棋盤城市結構。進入蘇州老城，你很難想象這個充滿了江南水鄉及吳文化特色的城市，GDP已經躍居中國的第五，僅位于沿海四大城市之后。在協調城市發展保護之間的關系時候，蘇州吸取了北京以及西方城市發展經驗，采取了“一體兩翼”的發展格局。將城市的發展轉移到城市的東西兩側，有效地保存了城市的空間格局及城市特色。此外，在建立健全的保護法律法規基礎上，蘇州建立了有效的群眾參與機制，吸引民間資本，投入古城的保護中，這些民間的資本占到總保護投資中的三分之一。制定《蘇州市區古建筑搶修貸款貼息和獎勵辦法》及《蘇州市市區依靠社會力量搶修保護直管公房古民居實施意見》，通過各種獎勵形式鼓勵公眾關心參與城市文化的保護及營造。蘇州內的各類房地產建設均采取了當地的建筑及空間方式，自覺融入城市的文化體系中。此外，在對街區的保護規劃中，劃分不同等級街區，對其實施不同的保護措施。使原本的街區功能得到恢復和強化，同時回歸城市，為廣大市民使用。
　　因此，我們可以總結市場經濟體制下舊城的保護與更新方式。
　　1、整體協調保護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正確處理好兩者在城市用地、功能上的矛盾。
　　2、強調整體控制，循序漸進，逐步開發的方式。在保證城市整體風貌的基礎上減少商業開發的力度與強度。一方面防止開發過程中出現的粗制濫造問題的出現；二來留足充足時間解決和減緩舊城更新過程中的矛盾；再者通過適當規模的開發提升和帶動區域的開發和發展，避免招商過程中產生的成本過高、資金不足而導致整體價值減弱。
　　3、建立健全保護和開發的法律機制。在《文物保護法》的框架下完善地方法規，對文物的保護、開發模式進行適當控制。規范房地產開發市場。
　　4、建立健全市民參與機制。提高市民保護的意識和積極性，提升市民的城市歸屬感。
　　5、確定所保護城市、街區的性質及定位，提倡多樣化、綜合化、市民化的城市功能定位。
　　6、強調保護區的城市公共價值及社會屬性。使城市歷史文化更多融入人們的生活及觀念中。
　　在現如今中國快速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經濟浪潮背景下，中國城市似乎已經不可避免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建設工地及試驗場，只有正確處理好保護與發展之間的關系，中國城市才不會重新洗牌，中國的文化也才會在城市的物質空間載體中不斷發展，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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