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職稱論文發表期刊推薦《中國刑事法雜志》。辦刊宗旨：是堅持以學術為重，以研究刑事法領域的前沿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的突出問題為己任，突出理論性和實踐性的有機結合。國際標準刊 號：ISSN1007-9017;國內統一刊號：CN11-3891/D;郵發代號：82-815：主管單位：最高人民檢察院;主辦單位：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理論研究所;周期：月刊。

　　摘要:法定代表人制，是關于法人對外代表權的制度安排。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權力系統中居于重要地位，代表公司法人進行民事活動。然而現實中存在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行為，尤其是一些非典型越權代表行為，如雖然超越了公司授權范圍，卻沒有超出公司經營范圍的越權行為，其效力如何直接關系到相對人的利益和經濟效益。本文研究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及其效力，并對防治該越權行為提出合理化建議。

　　關鍵詞: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效力

　　《民法通則》將“法人”的定義落腳于“組織”二字，其社會性的特征可見一斑。然而作為組織的法人在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時候，必定需要依賴于自然人來行使，因此，法律規定由自然人作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來實現這一目的。

　　一、法定代表人

　　《民法通則》第三十八條規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組織章程規定，代表法人行使職權的負責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中也對法定代表人作了規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長、執行董事或者經理擔任，并依法登記。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應當辦理變更登記。”

　　簡單通俗地說，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公司業務范圍內有權直接代表公司從事一切與公司活動有關的行為，該法定代表人的行為直接就可以代表公司，而不需要公司另外授權，其行為后果直接歸屬于公司。法定代表人需要對公司的經營合法性承擔法律責任。

　　二、代表權

　　事實上，公司法調整的是縱向經濟管理調控關系，而民法調整的是橫向經濟關系，這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么代表權是法人賦予其內部人員的權利，而代理則是彼此獨立的民事主體之間的委托授權關系。

　　代表權不同于代理權的兩點在于：第一，公司法上的代表權是指代表權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而享有的對外代表公司的資格或地位。亦即前文提到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公司業務范圍內有權直接代表公司從事一切與公司活動有關的活動，他的行為被認為是公司的行為，其行為后果直接歸屬該公司。第二，公司法定代表的代表權并非由公司股東授權而產生，而是根據法律規定和公司章程規定而產生的代表整個公司的權利。

　　可以看出，為代表行為需要具備兩個要件，即代表行為需要是出于職務本身的要求，并且進行代表行為的主體需要來自法人內部。

　　三、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及其效力

　　我國現有的關于法人代表的規定只規定了法定代表行為，卻沒有涉及到現實當中存在的大量非法定代表的代表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對代表行為的范圍及責任承擔等未作出明確規定。如《公司法》對董事、經理、監事挪用公司資金等行為的規定等都沒有詳細說明，而對法人的注意義務、忠實義務等也較為籠統。加之現實生活當中，法定代表人有權代表公司從事一切有關公司的活動，通常情況下，公章、格式合同等均由其保管，這些都為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提供了客觀上的可能性。

　　越權代表行為的典型形態包括超越法律對代表權限制的行為、超越公司章程對代表權限制的行為和其他內部決議對代表權限制的行為等。對于以上幾種典型形態，按理來說毫無疑問應當視為無效。然而這往往不利于調動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事務的積極性，甚至會導致公司在對自身不利時以“越權”為借口逃避應負的法律責任。這在事實上設立了不公平的交易程序，使公司處于越權責任和風險之外，把經營風險轉嫁給與公司進行交易的相對人。從長遠利益考慮，越權無效也不利于促進現代經濟的發展。因此現代立法漸漸由越權無效發展為越權效力待定甚至完全有效。我國《合同法》第五十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

　　根據《合同法》注釋本的解釋，該法條即是面對現實中大量存在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合同的情形，法律規定他們執行職務行為所產生的一切后果都應當由法人或其他組織承擔。究其原因，無非是考慮到對于合同相對人而言，一般不知道也沒有義務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組織負責人的權限到底有哪些，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內部規定不應對合同的相對人構成約束力，否則將不利于保護交易的安全，也不利于保護合同相對人的利益。當然，若合同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行為是超越了權限，而仍與之訂立合同，則具有惡意，此時合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此條所謂的超越權限，主要指以下兩方面：一是超越授權范圍的越權。在這種情形下，法定代表人的越權行為雖然超越了公司授權范圍，卻仍在公司經營范圍之內。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法定代表人不超過公司經營范圍的越權行為有效，由公司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樣的法律效果從某種程度上說，是類比于表見代理而得出“表見代表”的結果。相應地，表見代表行為的構成也需要越權人具有法定代表權的外觀，并且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越權人具有該代表權而與之進行交易。此種情形之下，法人應當對法定代表人的越權行為向相對人承擔責任；該越權行為如果造成了對法人的損害，越權人還應當對法人承擔損害賠償的內部責任。

　　二是超越經營范圍的授權。我國《民法通則》第四十二條規定“企業法人應當在核準登記的經營范圍內從事經營”，《公司法》第十一條也有“公司應當在登記的范圍內從事經營活動”的規定，不難看出，我國現行法沒有以反面方式對超越經營范圍的行為作出禁止性的規定，因此不宜認為超越經營范圍的行為直接無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將法人的經營范圍理解為法人對法定代表人的內部限制，對外不對相對人發生效力較為妥當。因為法人的經營范圍只是法人對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機制，這樣的限制只具有內部效力。相對人善意地從事交易活動時，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對其章程中關于法定代表人權限的規定進行審核，不應當加重相對人的責任，也不應當增大交易成本，阻礙經濟流通。具體而言，代表人因其職權與公司產生聯系，這屬于內部關系，第三人對法定代表人依其外觀存在的職務而產生信賴，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表權并一般情況下不會對其代表權產生懷疑。因此相對人只要能夠確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就應當算盡到了合理注意義務，可以認定代表人享有代表權。即便代表人行為超越章程，也只能因其是內部限制而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是由公司對相對人承擔責任。類似地，《公司法》也將法定代表人不代表或者超越代表公司的行為定為承擔對公司的責任，即當法定代表人越權時，公司承擔外部責任，法定代表人對公司承擔內部責任。因此法定代表人超越經營范圍的行為不當然無效，相對人為善意第三人應當認定代表行為有效。該規定與《合同法》第五十條的立法精神一脈相承。

　　當然，從其表述來看，《合同法》第五十條規定如有相反證據可以推翻善意第三人，其舉證責任在于被越權代表的法人。應當說，法人的舉證責任相對較重，現實中法人很難舉證證明相對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的情況下仍與之締約。不過，非善意相對人有兩種情況，即惡意相對人和過失相對人，該條不予保護的相對人既包含惡意相對人，也包括過失相對人。也就是說，相對人惡意或者過失與越權代表人締約都不應當受到法律保護，被越權的法人只要能夠證明相對人在締約時應當知道法定代表人系越權代表的事實，就可以不受越權代表行為簽署的合約的約束。此時的相對人即使沒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惡意，也存在應知卻不知的過失。

　　四、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行為的防治

　　綜合以上闡述，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的經營范圍的行為或是超越其代表權限實施的行為，法律為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及經濟效益、秩序，傾向于認定其有效。然而，這就不得不考慮一種特別的情況：如果法定代表人故意濫用代表權損害公司利益呢？為了最大程度防治類似問題的產生，筆者認為可有以下措施：

　　首先，既然法定代表人受到與公司之間的內部限制，那么加強這種內部限制的限制力度就顯得尤為關鍵。一方面，法定代表人竭心盡力對公司事務進行管理，另一方面，公司應當視情況對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進行懲戒。誠然，法定代表人越權一旦發生，極有可能導致公司、股東、相對人三方利益俱損，然而，出于對越權行為的懲戒和調動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事務的積極性之權衡考慮，可以適當減輕法定代表人對公司的責任。通常而言，由于與正常的商業風險難于區分，一般過失越權行為不宜采取過重的責任追究，避免加大行為成本。但若是由于重大過失或故意而發生的越權行為，則需要法定代表人承擔對公司的責任。

　　其次，逐步建立法定代表人對于相對人的責任制度。將法定代表人越權的行為區分為有權代表、無權代表或表見代表。有權代表的情形中由法人對相對人承擔責任；對于無權代表的情形，由于相對人與法定代表人雙方均存在過錯，各自于范圍內承擔責任較為公平。而針對表見代表的情形，盡管《民法通則》第四十三條規定“企業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即將法定代表人的行為認為是法人的行為，由法人承擔責任，但應當排除法定代表人由于重大過失越權代表或是濫用代表權的情形。若有證據證明法定代表人明知自己無權代表（如已經離開公司等）而仍與善意第三人簽訂合同，損害公司利益，應當由法定代表人對相對人負擔責任；另一種比較特殊的情形是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導致法人破產，此時規定法定代表人對相對人的責任尤為重要。在這一點上，日本《商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時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董事與公司相對人承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這種立法價值取向值得參考，從一定程度上確保了法定代表人依照法人的意志行使代表權，從而限制法定代表人行為的同時也保護了法人和向對方的利益。

　　當然，為了防治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行為的發生，積極發揮監督監管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為落實監督，法人成員、法人、債權人等由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而遭受損失時，應當有權請求其停止損害，并請求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甚至是提起訴訟的權利。如日本《商法》便規定，因董事進行不在公司目的范圍內行為和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對公司產生不可恢復之虞時，6個月前起持續持有股份的股東，可為公司請求停止董事的請求。不過，停止請求權有效的前提應是與相對人達成協議之前，否則不得行使該權利。這種立法價值拓寬了對法定代表人代表行為的監管途徑，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