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院調解是中國糾紛

　　解決機制中無法回避的選擇

　　法院調解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頑強的生命力。論文在中國古代,訴訟內調解是州縣堂審的重要形式,也是息訟的主要手段。中國現行的法院調解制度的直接淵源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訴訟調解制度,當時以馬錫五審判方式為代表的法院調解實行“調解為主,審判為輔”的方針,較之以前的顯著變化是規定法院調解協議一旦達成就具有強制力。

　　1958—1982年,是法院調解地位十分重要的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的“以調解為主”到1982年《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著重調解”,雖然措辭有所變化,但對司法實踐的影響并不大。在司法實踐中,強調調解、片面追求調解率仍然是當時民事調解的一大特色。1991—2001年,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將“著重調解”改為“自愿合法調解”,并確立了調解的自愿、合法與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原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給法院調解帶來了重大變化:這場以規范審判程序的運作為目的的改革,借鑒當事人注意的審判模式,增強了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能動性,限制了法官的職權行為,此舉勢必限制調解的使用。同時,理論界對“法官調解偏好”的猛烈批評,諸如調解是低能法官的喜好,法官借此可限制當事人上訴、逃避錯案追究;調解是“和稀泥”、以犧牲實體權利為代價,等等,于是重判決、輕調解的傾向開始顯現出來,調解結案率明顯下降,民事案件調解結案率從1989年的76. 7%下降到2001年的30. 78%。此后,輕視法院調解的弊端很快顯現出來,尤其是上訪問題、執行難問題、社會穩定問題和審判資源“不足”問題等,使人們不得不重新考慮訴訟調解這一民事審判傳統經驗的價值。在2003年度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將“加強訴訟調解工作,提高訴訟調解結案率”作為落實司法為民的重要舉措進行布置。

　　當前,中國法院調解重興的動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悠久的調解傳統具有明顯的慣性和強大的影響力,世代相傳的調解經驗是法治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法院調解作為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承載著許多社會功能和價值取向,并成為社會治理方式的風向標。第二,在世界范圍內的司法改革過程中,由于對ADR(替化性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重視,各國對法院調解的態度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法院調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第三,法院調解有著審判不可替代的比較優勢,中國社會發展快、地域廣,法律在適用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滯后性和統一性,而法院調解正好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只須遵循常理和法律原則等一些一般條款,在實體法不明確的情況下妥善地解決糾紛。第四,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了“訴訟爆炸”與司法資源缺乏的矛盾,在此基礎上,法院調解制度在促進糾紛的“柔性解決”及實現社會穩定方面的獨特功能,在新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認同。

　　在現階段,中國法院在民事訴訟過程中重視以調解結案,是現實條件下的必然選擇,是客觀條件“迫使”的舉措,尤其在面對大量“不適合審判”或是“不要求審判”的新類型糾紛時,“調解具有排斥和糾正形式主義的功能。因為處于轉型期中的社會,尤其是在面對繼承的法律制度時,會助長因價值體系的異質性和多重性而導致的形式主義的傾向,所以有必要設置某種制度裝置以彌補這種缺陷。因而,向以前那種實質主義的調解求援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二、法院調解的強制因素

　　中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法院調解必須遵循自愿原則, 畢業論文20世紀90年代,法院調解因存在“強制調解”和“壓迫調解”等現象而受到猛烈批判,但法院調解中的強制因素并未因此而消失。

　　首先,在目前民事訴訟制度中,關于法院調解適用中的相關規定體現出一定的強制性。

　　《民事訴訟法》第9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但2003年頒布的《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14條則對婚姻家庭等六類案件科以調解的前置程序。由此,法院調解成為審理此等案件的必經程序。2004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明確規定,“對于有可能通過調解解決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應當調解”。

　　這一規定使得調解成為法院的一項義務。有了上述規定,法院調解便成為民事訴訟中無論法官還是當事人都無法回避的過程。而且同時,從法院內部機制來看,無論是積極方面還是消極方面,都促使法官進行調解。尤其是在當前注重調解的政策指引下,各級法院更將提高調解率作為工作的重點,以種種內部措施迫使法官實施調解。這些內部措施既有正面的引導,也有諸如錯案追究制度下的功利導向。

　　而接連不斷的新聞報道,如“調解結案成司法首選”、“上海法院創新訴前調解機制成功調解大量案件”、“河北法院以大調解促和諧”、“北京朝陽法院推行和解受案量21年首次負增長”、“貴陽法官進言引導調解”、“重慶市二中院創新調解方法取得實效”等[4]造成了極大的社會輿論攻勢,迫使法官和當事人接受法院調解及與法院訴訟相對接的社會調解。

　　其次,法院調解本身即具有強制性。法院調解與其他調解最大的區別在于由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的法院進行調解,醫學論文從法院調解的定性來說,法院調解是中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也是中國各級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審判權的重要方式。

　　它以司法審判權的介入和審查為特征,以當事人之間處分自己的權益為內容,實際上是公權力主導下對私權利的一種處分和讓與[5]。既然是“司法審判權的介入和審查”、“公權力主導”,那么,其強制力的本質屬性必然相隨。但調解協議達成的基礎是當事人對私權的處分,故對當事人自愿處分妥協的結果就是強制性的降低,但無法徹底清除其強制色彩。

　　經法院調解所達成的調解協議具有強制執行力,這也是法院調解較之其他民間調解具有強制性的集中體現。20世紀90年代,對法院強制調解進行批判,很多人把原因歸結為是“審調一人”,認為作為審判者的法官在調解時就會利用審判權的威力來影響當事人的真實合意的達成。但筆者認為,“審調分開”并不能消除法院調解的強制性色彩,在調解過程中,法官的職權理念還是必須的。在審判外的糾紛解決的過程中,為了獲得當事人對解決方案的同意,糾紛處理機關通常要行使“中介”、“判斷”、“強制”的功能。強制的功能體現在“糾紛處理機關為了形成合意而不斷動員自己直接或間接掌握的資源來迫使當事人接受解決方案”的方面。所以,法院調解由于與審判有關,使得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純化幾近不現實。

　　第三,法院調解的強制是“理性的強制”。誠然,法院調解以自愿原則為前提,以調解解決民事糾紛的價值在于利益平衡和平等協商。工作總結但現今的法院調解已經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公民沒有進行過法治教育、現代訴訟文化的熏陶、法院斷案沒有完善的法律依據時期的教化型調解大不相同。在經歷了“訴訟爆炸”、社會由單位人型轉向社會人型后,法院調解的成功在于調解法官的理性判斷和當事人的理性交涉兩方面。法院調解的一大優勢在于節約成本、提高效率,法官調解時需要將糾紛正確解決,同時在與審判比較的意義上,把降低正確解決所需要的成本作為價值取向。因此,在進行調解時,法官必須具備當事人可以信賴的素質,要主動、耐心做“說服教育”工作。同時,法院調解也是當事人在估計糾紛由審判處理時可能得到的解決以及所需成本的基礎上,以自己的期望值為上限與對方進行談判及討價還價的過程。所以,當事人的合意并不能脫離社會而純粹存在,在“談判”過程中,各式各樣的因素將會“迫使”當事人作出這樣或那樣的不同選擇。所以,成功的法院調解,是各方主體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場上,充分發揮能動性進行良性互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