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隨著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社會越來越開放，人們的思想越來越多元化，作為社會民眾喉舌的社會輿論發揮的作用日趨重要。然而，由于司法實踐中判決不公，報道不當，出現了“媒體審判”、“輿論審判”等現象。網絡輿論在為民主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給司法界出了諸多難題，不少司法案件由于網絡輿論的傳播而成為了熱門話題。例如“許霆盜竊案”，“梁麗拾金案”，“藥家鑫殺人案”“李昌奎死刑爭議案”“南京彭宇案”等等。司法獨立與輿論監督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兩個重要參考因素。兩者在最終的價值判斷上高度一致，但是在實踐中往往存在一定的沖突，平衡公民的輿論監督權與司法獨立審判之間的關系至為重要。

　　關鍵詞 公司法論文發表,網絡輿論,司法審判,司法獨立

　　綜觀近年來中國的司法實踐，許多標志性的法律案件，如“孫志剛案”、“鄧玉嬌案”、“齊玉苓案”、“黃靜案”等，經由媒體和輿論的報道、重述或者放大，在不同的層面和意義上促進了中國法制建設的自我反思或轉變。但另一方面，“張金柱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法律案件在輿論的壓力下，也制造出了一系列違背司法正義的冤假錯案。如果說前者展現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步，后者卻暴露出中國法制建設中的種種瓶頸。因此，輿論干預并不完全都是正義的，司法判決的唯一依據是且只能是法律和事實，要減少網絡輿論對司法判決的干預必須從源頭做起，需要每個司法工作者都做到嚴格執法、秉公執法。

　　一、網絡輿論影響司法判決的典型案例

　　(一)張金柱案

　　1997年8月24日晚，鄭州市某公安分局警察張金柱酒后駕車逆行，撞到了一對騎自行車的父子，兒子當場死亡，父親被裹在車輪下并向前拖了1500米后死亡。此案被報紙跟蹤報道后，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當時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看出，張金柱的交通肇事行為不應招致判處死刑的判決結果;但由于新聞報道引發的強大的社會壓力，迫使審判此案的法院最終以“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理由對張金柱判處死刑。這一事件留下了張金柱的一句“名言”：“我是被記者寫死的”。或者說，是媒體的傾向性報道與社會公眾的非理性態度共謀殺害了張金柱。

　　(二)藥家鑫案及藥父訴張顯侵犯名譽權案

　　2010年10月，藥家鑫駕車撞人后又將傷者連刺八刀致其死亡，逃逸途中又一次撞傷行人。媒體報道后，一時間，網絡上要求判處藥家鑫以死刑的呼聲愈喊愈烈，以至于有人說如果二審改判就是司法過程存在“貓膩”。當二審審判結果送到最高法院備案和批復時，也有人懷疑不立即執行就是在為藥家鑫的“起死回生”尋找時機。2011年9月，藥家鑫父親藥慶衛狀告被害人家屬代理人張顯名譽侵犯，《人民日報》針對此事撰文呼吁公共輿論要有邊界。同樣如此，在2011 年九月份發生的李天一和蘇楠的案件中，廣大民眾也要求對二人尤其是李天一進行嚴懲，而有些學者公開表示對李天一的處罰過重時，民眾又不解地對這些學者進行聲討和謾罵。一時間，在這兩起案件中，新聞媒體是否存在“媒介審判”的嫌疑成為學界和業界議論的焦點。

　　藥家鑫案中，許多的新聞媒體和人民群眾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表達了對藥家鑫一案的看法，網上有網友留言：“基于知識和經驗的判斷，我們認為藥家鑫的死刑判決不會也不可能有懸念，但有的網友‘聽到了公正的判決，不由得淚流滿面感覺’!從媒體報道和微博言論來看，很多網友都表現了這種‘公正焦慮’!有網民將此案與“李剛門”相提并論。對于藥家鑫殘忍的做法，網民一邊倒地進行了聲討。2011年5月26日，《華商報》報道西安五名教授聯名呼吁免除藥家鑫死刑，對此絕大多數輿論媒體持批評態度，認為五個教授對藥家鑫的“善良”只會導致以后產生更多的李家鑫、張家鑫。為何一般公眾在二審判決結果上會有與法律人不同的判斷?或許這和一審法院推行的所謂“征求庭審人員量刑意見”的制度有關，有人甚至認為一審法院的這種做法是“選擇性了解民意”，如果沒有藥家鑫案，也許我們永遠不知道陜西法院還有一個這樣的司法改革措施，媒體和廣大網民發出藥家鑫必死的憤怒呼聲，都與這個制度不無關系。耐人尋味的是，在藥家鑫二審案件中，法院并沒有繼續執行這個制度。這是不是輿論監督對司法審判正確的行使了監督權還是干擾了司法獨立?誰是誰非不好判斷，但是卻反映了輿論監督對司法審判的影響。

　　(三)李某某涉嫌強奸案

　　“李某某涉嫌輪奸案”發生后，李天一成為了輿論的“聚光點”，輿論界的質疑聲、謾罵聲鋪天蓋地襲來。在信息冗雜的網絡世界里，人們極易將網絡作為情感宣泄的工具，通過網絡吐槽換取一種“群體認同感”。由于網絡的匿名性、不確定性，多數網民在未判定帖子是否真實的情況下盲目跟風，導致流言大肆傳播，最典型的就是針對公眾人物的人身攻擊和誹謗。“李天一案”看似是輿論的狂歡，實則體現了網民對于公眾人物負面消息的“刻板印象”和“仇特權”心理。刻板印象是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一些固定看法，對人們的認知和行為能產生重大的影響。在公眾眼里，“紅二代”、“星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往往都是特權的代名詞，他們遇到棘手的問題多會用金錢、特權擺平。當輿論話語權釋放到草根大眾的手中，在煙霧彈的感染下，由于個體責任意識淡薄，文化素養參差不齊以及對社會不公長期積壓的憤懣之情，很多人在還沒弄清事情真相的情況下，就開始瘋狂吐槽，大量的口水跟帖不僅浪費網絡資源，也污染了輿論環境。此外，本案還有泛娛樂化傾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聞報道中總以“李雙江之子李天一”來稱呼涉案人，這樣多少會引起網民的反感和仇視。在短短幾天，李天一的過往被翻了個底朝天，部分“爆料”沒有兼顧《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隱私權的保護，輿論和媒體沒有把焦點集中在案件本身，積極還原案件的真實情況，而是把矛頭都指向了李某某的父親李雙江和母親夢鴿，這極大地體現了民眾的仇富仇官心理，輿論一邊的聲討李某某并給予受害人極大的同情，而沒有理性的看待案情本身，這自然也會影響法院對案件的審判。 　　二、網絡輿論監督存在的問題

　　顧培東教授指出：“一旦道德意義上的結論形成，傳媒便盡情的利用道德優勢表達自己不容質疑的要求和傾向，甚至以道德標準和法律的內在矛盾具體展示為公眾和司法機關之間的現實沖突。”

　　(一)案件審判前的媒體傾向性導向不利于法院獨立的做出判決

　　我們會經常的看到，在案件審判結果尚未確定之前，很多網絡媒體就對案件的結果發表帶有一定主觀感情色彩的評論，或者是對尚存疑點的案件進行肯定的論述，或者是過分的把案件的事實夸大，借以博得廣大群眾的同情。這些報道往往會激起民憤，從而使公眾在法院尚未判決之前就對案件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時無疑給法官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壓力與干擾，導致法官不能獨立地根據事實和法律做出決定，即使判決得到了廣大公眾的認可，其實質上卻是使得本應獨立審判的案件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

　　(二)網絡輿論對案件的評判往往是從個人的道德感情出發，過分的追求事實真實，而忽略了法律的真實

　　所謂法律真實，是指公檢法機關在訴訟證明過程中，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應當符合實體和程序的規定，應當達到法律的角度認為是真實的程序。法律真實與事實真實是相輔相成的，只有以事實上的真實為前提，才能得到符合法律事實的結果。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公眾對某一案件的認識多數還是從個人的道德感情出發，而對于法院的判決存在著很大的不理解。更嚴重的是有些民眾為了追求轟動效應，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發表不真實的情況，甚至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實。面對這些情況，我們應當明確社會輿論的目的不是對審判獨立進行干擾，更不是想盡辦法使得審判迎合民眾，而是監督法官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依照法律法規做出公正的判決。

　　(三)對社會輿論的過分關注，可能會妨礙正常的司法程序

　　司法公正的核心就是程序要正義，保證正常的司法程序才能保證結果的公正。而公正的程序要求中立的裁判者，只有司法不受外界因素的影響，嚴格的依法辦案才能實現司法公正。

　　(四)不合理的輿論監督體制會降低人民對法律的信任度

　　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得不到這個國家的公民的信賴，可想而知，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現代社會，司法審判制度越來越注重審判的公開性和群眾的參與性，這是我國司法審判制度進步的體現。但是我們也應該清楚的認識到，這種公開和參與并不是說毫無限制的，“無規矩則無方圓”，沒有限制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最終的結果只能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正如我們的法院，在群眾和媒體的輿論下，對案件的判決左思右量，甚至為了平一時的民憤，而更改以前的判決，且不說結果是否真正的公正，單就對我國法律法規的態度來看，法律到底有多大的約束力，法律的國家強制力、公信力何在，我們還能不能相信我們的法律。

　　三、減少網絡輿論對法律實施的影響的方法

　　(一)加強對廣大公民的法律素養的培養

　　對全體社會成員要進行更深層面的普法教育，以提高國民法律素質、推進我國公民現代法律意識為目標，調整教學的內容和方法。具體來說：第一、應將公民法律意識現代化作為普法教育的目標，變單純的守法教育為公民法律意識的培養，特別是普法教育，宣傳媒介等更應把引導和強化公民對國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認同作為重中之重，進而塑造公民積極的守法精神。第二、在普法教育的內容方面，由原來的具體法律規范和條文的教育為主轉化為現代法律意識的教育為主，編寫全國統一的普法教材，主要灌輸給公民現代法的基本觀念和主要內容。第三、通過普法教育，告訴廣大公民，遇到法律問題、發生糾紛應當如何尋求法律保護，如何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二)從法院自身方面出發，法院應樹立自己良好的形象，增強法院的威信度，真正履行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責

　　作為一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中立機關，我們的法官應當熟練的掌握我國的法律法規，提高自身的職業技能，遵守職業道德，嚴格依法判案。這樣才能得到公眾的信任，也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公眾相信我們的法院，相信我們的法律。孫笑俠教授認為，現代法官的職業品格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剛毅，而剛毅即是指“需無畏于公眾的喧嘩。”

　　(三)從立法方面來講，應當確立責任追究制度

　　人民法院必須接受和支持網絡公眾與新聞媒體的監督，但對于嚴重失實報道案件造成嚴重后果的網民、媒體應該追究其相應的責任，即對社會輿論監督行為規范化、法制化，防止社會監督被某些人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