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種類有很多，行賄是一種很嚴重的犯罪行為，也是我國法律中明令禁止的。近年來，行賄案件越來越多，我國也在不斷加大對行賄犯罪的制裁。本文是一篇律師發表文章范文，主要論述了行賄罪的立法完善。

 　　論文摘要 近年來，在反腐敗的高壓態勢下，行受賄犯罪日趨隱蔽，給行受賄犯罪的查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行賄行為與受賄行為作為一對對合行為，加大對行賄行為的查處有利于遏制目前腐敗高發的形勢。為此，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加大了對行賄犯罪的處罰力度。本文擬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為基礎，對行賄罪的立案完善提出一些淺見。

　　論文關鍵詞 行賄罪,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近年來，隨著受賄犯罪不斷高發，加大對行賄犯罪的懲處以遏制腐敗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行賄是受賄行為的先行行為，加大對行賄行為的處罰對于遏制受賄犯罪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加大了對行賄犯罪的處罰力度。按照“草案”的規定，刑法修正案(九)的出臺勢必會加大對行賄犯罪處罰的力度，改變目前“輕行賄重受賄”的格局。本文擬結合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對我國現行刑法就行賄犯罪的規定存在的弊端及立案完善提出淺見。

　　一、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對行賄犯罪的新規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對現行刑法關于行賄犯罪的修改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加重了對行賄行為的財產處罰：現行刑法對行賄罪的處罰主要是以人身處罰為主，除了情節特別嚴重的情況下規定了“可以沒收個人財產”外，其余的行賄罪犯均無財產刑的要求。《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則對行為罪犯在人身刑的基礎上增加了財產刑，即要求對所有的行賄犯罪均要求“并處罰金”，對情節特別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要“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2)嚴格限制對行賄行為“免于處罰”的條件：現行刑法規定行賄人只要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的，就可以減輕處罰、免除處罰。這一規定成了行賄人的保護傘，司法實踐中，大部分行賄人因這一規定逃過了處罰。而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嚴格限制了對行賄人“免于處罰”的條件，即只有行賄人只有滿足兩個條件才能免除處罰，即犯罪行為較輕并且有檢舉揭發行為對案件偵破起到關鍵作用或有重大立功表現。對于一般的行賄行為且不具備上述兩個條件的，即使主動交代，也不能免除處罰，只能從輕或減輕處罰。同時，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規定，單位行賄罪對單位及直接責任人均需并處財產刑。新規定大大縮減了可以免除處罰的行賄人的范圍，使得行賄罪能真正得到有效的追訴。(3)增加了行賄罪打擊的范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增加了對一類行賄行為的處罰，即向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關系密切的人，或離職國家工作人員及其近親屬或其關系密切的人行賄的，也會構成行賄罪。該項規定被看作是對“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對合犯的處罰。

　　二、現行刑法對行賄罪規定的弊端

　　(一)對行賄罪的處罰弱于受賄罪

　　行賄和受賄行為是在極為隱蔽的情形下發生的，一般都是行賄人與受賄人一對一進行，如果受賄人不交代其受賄行為，那么就只能依靠行賄人的檢舉揭發才能使行受賄行為暴露于司法機關，如果沒有行賄人揭發，對于受賄人不能說明正當來路的財產就只能認定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而該罪的量刑是明顯輕于受賄罪的，實踐中為了有效打擊受賄犯罪，對行賄人往往采取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方式進行處理。這便是司法實踐中“輕行賄、重受賄”的主要原因。現行刑法規定的受賄罪的起刑點是5000元人民幣，而行賄罪的起刑點是10000元人民幣。對行賄罪的處罰，不論從刑罰的種類還是刑期看，均遠遠輕于受賄罪，甚至有大量的行賄犯罪最終不予追究法律責任。對行賄罪處罰較輕使得行賄人通過行賄獲得的收益遠大于付出的成本，因此也助長了行受賄犯罪的高發。

　　關于行賄罪的處罰是否應與受賄罪對等的問題，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有觀點認為行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小于受賄行為，故行賄罪的處罰理應輕于受賄罪。有的認為作為對合犯，行賄罪與受賄罪應承擔相同的刑事責任，也有觀點認為行賄是受賄的先導，沒有行賄便不可能有受賄，故行賄罪的處罰應當重于受賄罪。筆者認為，行賄罪與受賄罪的刑事責任是否對等不能一概而論。在受賄人主動索賄的情形下，行賄人明顯是出于無奈才行賄的，這時行賄行為顯然輕于受賄行為，而在行賄人主動行賄的情形下，行賄人是導致行受賄發生的關鍵因素，其主觀惡性明顯大于索賄的情形，這種情況導致的行受賄，當然是行賄行為重于受賄行為。

　　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稿)限制了對行賄行為免于處罰的條件、豐富了刑罰的種類，增加了處罰力度。

　　(二)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要件

　　現行刑法以“謀取不正當利益”作為行賄罪的構成要件，即行賄人行賄是為獲取不正當利益，才能構成行賄罪，如果行為人雖有行賄行為但謀取的是正當利益，則不構成行賄罪。筆者認為將“謀取不正當利益”作為行賄罪的構成要件明顯不妥。由于對于不正當利益難有統一的評價標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實踐中人們僅憑自我的認識對某種利益是否正當進行評價，很難有統一的、確定的標準將二者區分開來，因此，高檢和高法出臺了多部司法解釋來明確“不正當利益”包括哪些情形，但很明顯，司法解釋必然無法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實踐中只要行賄人謀取的利益不是很明顯“不正當”，司法機關通常都會將此類行賄行為做出罪處理，使得一大部分行賄行為沒有得到追訴。再者，行賄行為不論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都侵害了國家公職人員的職務廉潔性。從這一點上講，對行賄行為的追訴也不應以謀取利益是否正當為要件。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稿)對行賄罪的修正并沒有改變“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要件形式。

　　(三)行賄罪的賄賂范圍僅限于“財物”

　　我國現行刑法規定行賄罪的賄賂范圍僅限于“財物”，其他非財產利益均排除在外。這與日益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是明顯不符的。實踐中充斥著大量非財產利益賄賂，比如性賄賂、信息賄賂、業績賄賂等等，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些非財產利益賄賂的形式往往更加隱蔽、更不易被察覺，加之不能被認定為行賄罪，行賄人便能更加肆無忌憚的使用這些新型的方式賄賂國家公職人員，使得這些新型的賄賂方式層出不窮，卻不能得到應有的刑罰處罰。同樣的，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稿)對行賄罪的修正也并沒有擴大行賄罪的賄賂范圍。

　　三、完善行賄犯罪立法架構的設想

　　由于我國對行賄犯罪的立法不完善，僅從司法解釋的角度以難以有效的遏制賄賂犯罪，因此，有必要對現行刑法進行修改，建立完善的行賄犯罪立法架構，加大對行賄罪的懲處力度，進而遏制腐敗。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從立法的角度著手完善對行賄犯罪的處罰，但仍有不當之處。筆者認為，應從以下三方面入手，完善行賄犯罪的立法架構。

　　(一)建立層次分明的行賄罪刑罰架構

　　對于行賄罪的刑罰處罰，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增加了罰金刑的內容，并嚴格限制了對行賄行為免于刑責的條件，這無疑是行賄罪立法的一大進步。我國現行刑法對行賄罪采取的以自由刑為主的刑罰已明顯不能遏制行賄行為，因刑期較短，行賄人的違法成本小，導致對行賄行為的懲罰和矯正效果不好。引入罰金刑之后，可以加重行賄人的經濟制裁，增加違法成本，從而有效遏制行賄行為。筆者認為，有必要建議層次分明的行賄罪刑法架構，使行賄罪罪行責相適應，唯此才能有效打擊行賄犯罪。

　　(二)刪除“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要件要求

　　現行刑法規定行賄罪構成要件中必須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對此并未修改。事實上，行賄罪的本質是其侵犯了國家公職人員的職務廉潔性，而與行賄人謀取什么樣的利益無關，不論謀取的是正當利益還是不正當利益，行賄行為都會收買公職人員手中的職權，都會造成對公職人員職務廉潔性的收買。國際上多數國家刑法對于行賄罪并沒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要求。筆者建議，關于行賄罪的構成要件，應取消行賄罪構成要件中“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限定條件。

　　(三)擴大行賄罪的“賄賂范圍”

　　對于行賄罪的賄賂范圍，筆者認為不應僅限于財物，而應擴大行賄罪的賄賂范圍。筆者認為可以借鑒新加坡的立法模式，新加坡《反賄賂法》規定的“賄賂”除財產性利益外，還包括：(1)提供公職、勞務或者其他合同利益;(2)提供貸款、或其他種類的債務的支付、豁免、解除等;(3)提供任何服務、好處或此類利益，例如性賄賂、信息賄賂等;(4)免除已經遭受或者可能遭受的處罰、訴訟、質控或其他不利情形。這種立法的模式可以極大的擴大賄賂的范圍，從而更加有效的打擊行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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