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作為近代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學家，其法律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梁啟超將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與西方法律思想相結合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思想為中國法治現代化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方向，對中國的法治現代化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強調了法治主義的重要性，為中國現代法學確立了基本概念。梁啟超提出的民主立法、提高全民法治意識等都對中國的法治現代化有著重要的啟示。

　　一、梁啟超法律思想的淵源

　　(一)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影響。梁啟超作為近代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其學術思想對當時的中國社會和中國知識分子影響巨大。梁啟超生于書香門第，其祖父梁維清、父親梁寶瑛都曾以士紳的身份參與鄉政，在當地有一定影響力，優越的家庭環境使梁啟超從小便受到良好的傳統教育。幼時的梁啟超在中國傳統的教育模式之下，熟讀儒家經典，了解傳統儒家文化，所以在后來梁啟超的法律思想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從小受到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和影響。在儒家傳統經典中，《孟子》《論語》是梁啟超最認同的兩部經典。他認為“《論語》為兩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勢力亦與相坪。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學者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略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二)西方法律思想的影響。梁啟超作為近代中國學貫中西的思想家，西方法律思想是其思想的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飽受戰火的摧殘，處于列強瓜分的危機之下，中國在列強武力威脅之下被迫打開國門，接受了列強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條約。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國門的敞開大量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涌入中國社會，影響著中國的精英階層。受中國數千年儒家文化影響和教育的中國士階層在思想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梁啟超作為中國士階層的代表接觸到了大量的西方法律思想，在眾多西方法律思想家中對其影響最大的當屬盧梭，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對梁啟超的法律思想影響，盧梭法律思想的核心在于:人們通過社會契約建立國家，國家代表著人民的利益，國家主權應該由人民來行使。盧梭的思想成為了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重要理論武器。梁啟超對于盧梭的思想十分認同，梁啟超曾評論盧梭道:“及盧梭，其說益精密，雖至牢籠一世，別開天地。”

　　二、梁啟超法律思想的啟蒙意義

　　(一)強調法治主義的重要性。梁啟超在《中國法理發達史論》中強調了法治主義的重要性，其指出:“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立法事業，為今日存國最急之事業。”梁啟超認為法治是挽救當時中國最有效的手段，在梁啟超的法律思想中法治主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國法理發達史論》中梁啟超闡釋了法治主義的概念，并將法治主義與放任主義、禮治主義、人治主義進行了充分的比較論證，認為放任主義者，以不治為治也。放任主義的核心在于使人民無欲無求，順其自然，這一學說來自以老子、莊子為首的道家學派，梁啟超認為放任主義只能用來管理自己以及一部分人不能達到有效治國的目的，放任主義者過于強調道德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而忽視了法律的作用，在中國古代特定的歷史時期放任主義會發揮起作用，但其并不適合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禮治主義多存在于人類社會的早期，早期社會人們的認知水平有限，無法將具體的社會生活抽象成為規則，進而將一些日常生活行為習慣納入禮的范疇。禮治主義的本質是自然法，這種自然法是具體的，應用于生活之中的所有事物。禮治主義的強制力多來自于道德，是一種社會制裁，而非國家強制力。用道德對人進行制裁是一種不完全、不徹底的制裁，然而國家是具有強制力的，需要的是完全、徹底的制裁，僅僅憑借道德責任來規范國民的行為顯然是不夠的。所以，國家需要的是法治主義，在這一方面法治主義相較于禮治主義更加適合國家的治理。禮治主義的取向更多的是一種勸導而不是強制，所以禮治主義并不適合當時的中國。人治主義的核心在于崇拜英雄，推崇英雄之力，認為憑借一位或者數位英雄個人能力可以建立國家并且治理好國家。但國家的治理并非憑借英雄個人之力更要依賴背后法治的力量，將法律作為其后盾、保障，人治主義所推崇的英雄之力才會發揮出效果。人治主義歷來被儒家所提倡，但儒家所謂的尊人治者，其所尊崇的并非是人，仍然是法。儒家所倡導的并非是膚淺的人治主義，實際上是一種人治與法治的結合。梁啟超將放任主義、禮治主義、人治主義深入研究并分別與法治主義進行對比之后認為，法治主義優于其他三者，推行法治主義才能挽救中國。(二)為我國現代法學確立基本概念。我國現代意義上的“法學”，以及漢語的“法系”一詞，可以認為出自梁啟超。梁啟超在《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指出:“近世法學者稱世界四法系，而吾國與居一焉。其余諸法系，或發生早于我，而久已中絕;或今方盛行，而導源甚近。然則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引起了法學界的熱烈討論，歷代學者圍繞“法系”做了持續的研究，如:陳顧遠的《中國法制史》、居正的《中法法系之重新建立》、楊鴻烈的《中國法律發達史》等，都沿用并繼承了梁啟超的法系概念。至今，法系依然普遍適用于法史學、比較法學、法理學與各部門法學。梁啟超對于“法學”和“法系”的定義對于我國法學理論的研究和法學教育影響深遠。“法學”作為西方傳入中國的舶來品，在梁啟超之前幾乎沒有其他學者對“法學”這一學科的具體概念做出過明確的解析，而明確“法學”、“法系”概念是深入研究法學的必要前提，從這一個角度上說，梁啟超對于我國現代法學的建設貢獻是十分巨大的，他確立了現代法學的概念。“法學”“法系”的概念對于我國現代法學，尤其是法理學、法律史學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梁啟超在《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從語源的角度上解釋了“法”字的意義。“法”字總共有七種釋義，一釋“法”;二釋“刑”;三釋“律”;四釋“典”;五釋“則”;六釋“式”;七釋“範”。梁啟超從這七個方面結合中國傳統舊學派法之觀念以及西方法學家對于“法”的定義重新總結、定義了“法”。其對于“法”的定義為我國現代法學確立了基本概念。尤其是為法理學、法律史學的研究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創新。

　　三、梁啟超的法律思想對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啟示

　　(一)加強民主立法。立法民主化是指要將立法權賦予國民，在國家立法的過程中尊重國民的意志，讓國民充分參與到國家的立法活動中來。“國家者人格也。凡人必有意想而后有行為。……國家之行為何?行政而己。國家之意志何?立法而己。”梁啟超認為立法應當體現國家意識，而立法權應當由國民享有。立法權歸屬于國民這本身就是梁啟超法律思想的一部分。梁啟超在《論立法權》中首先闡明了當今大多數文明國家的立法權都歸屬于該國的大多數國民，對于中國立法權的歸屬，梁啟超認為“然則雖以一二人操立法權，亦豈必無賢君哲相，忘私利而求國民之公益者。曰斯固然也。然論事者語其常不語其變。持此千載一遇之賢君哲相其不如民之自持也明矣。……即使有賢君哲相以代民為謀，其必不能如民之自謀之尤周密而祥善。”可見，梁啟超認為中國的立法權應當歸屬于中國的絕大多數國民。(二)培養全民法治觀念。要徹底實現我國法治現代化，提高我國法治現代化的程度需要廣大人民一起努力。我國法治現代化發展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民的法律知識是否具備、法治觀念是否健全以及人民群眾整體的文化水平和綜合素質。只有廣大人民群眾具備了良好的法治觀念、基本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思維才有助于提高加快我國法治現代化的進程。梁啟超認為要使當時的中國擺脫列強瓜分的危機走上現代化強國的道路就必須要“開民智”。“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權利;有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權利;一毫不客假者也。故欲求一國之自立，必使一國之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國之事，然后可。民智不開，人才不足，則人雖假我以權利，亦不能守也。士氣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學不明，則雖有千百忠義之人，亦不能免于為奴也。”可見，在梁啟超的法律思想當中“開民智”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的，“開民智”:提高人民的法治意識與法治觀念對于中國法治現代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梁啟超認為要開明智的先決條件在于普及教育、宣傳變法，通過普及教育讓民眾提高知識儲備、開闊視野，了解中國傳統的學說之外，還要加強對于西學的了解和認識，宣傳維新變法。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加強民眾的認識水平進而為加快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營造一個扎實的社會基礎。開民智固然需要提高民眾的認知能力，但除此以外，開紳智、開官智對于開明智來說同樣必不可少。鄉紳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精英階層，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要想開民智開紳智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官吏群體作為中國社會最有權力的一個階層，其思想和行為直接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走向，讓官吏接受認可維新思想，提高他們的法治觀念，通過官吏進而可以影響到民眾，開官智對于開民智來說往往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結語

　　梁啟超作為近代中國的著名的思想家，其法律思想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十分重大的進步意義的，并且影響了之后中國幾代學者對于法學的研究和探索，加速了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進程。其法律思想中蘊含的民主立法、開民智、國家觀念都對中國法治現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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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M].北京:中華書局，1989

　　《法律思想對法治現代化的影響》來源：《產業與科技論壇》，作者：呂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