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極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其階級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并應當負何種刑事責任，給予犯罪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本文選自省級政法期刊《檢察風云》的職稱論文范文：談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原因及對策。

　　摘要:當前對職務犯罪被告人過多地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情況已經成為全國范圍內的普遍問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原因,還有社會干擾因素等。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是進一步完善立法,從法律上嚴格掌握職務犯罪適用緩刑、免刑的條件;二是進一步強化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量刑建議權;三是檢察機關進一步加大審判監督力度。

　　關鍵詞:職務犯罪,輕刑化,定罪量刑

　　一、導致職務犯罪案件緩刑適用過高的原因呈現綜合性和多樣化,主要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刑法》中職務犯罪的法定刑給量刑輕刑化提供了條件

　　一方面,由于立法不完善,量刑規則的缺失導致法官在對職務犯罪的審理量刑中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彈性空間過大。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對職務犯罪處罰的規定是:個人貪污受賄在以5千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 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節特別嚴重的, 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為1至10年。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在當前復雜的司法環境中難免會出現操作上的不規范,從而形成了對職務犯罪實際適用刑罰輕刑化。

　　另一方面,由于法定的緩刑條件僅有實體性條件且過于主觀,對法院宣告緩刑是否適當,沒有具體的客觀標準。刑法第七十二條緩刑適用中“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標準的認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為依據的。刑法對大部分職務犯罪規定了數額標準,是較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刑標準,故法官在審理職務犯罪案件時,通常比較注重犯罪金額、認罪悔罪表現、有否退贓方面的考察,而對于犯罪動機、手段、社會影響等難以量化的因素較少關注,加之刑法有關緩刑的規定注重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與再犯可能性,因此導致該類案件過多地適用了緩刑。

　　(二)對自首的認定條件過寬導致緩刑大量適用

　　自首是我國刑法規定的重要法定量刑情節,對鼓勵犯罪人自動投案、強調法律感化功能、節約國家司法成本有著重要的意義與促進作用。但司法實踐中卻存在著對職務犯罪人自首的認定條件掌握過松、自首適用非常頻繁的現象。自首的前提是自動投案,即不論司法機關是否發覺,都要在不受司法強制的情況下主動交代犯罪事實。而根據我們的調查,許多案犯并非是出于悔悟等原因主動交代的。犯罪嫌疑人主動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的僅占26.6%,其余均是在檢察機關收到舉報信、向案犯了解情況,單位收到舉報信或發現問題向案犯核實,或是在檢察機關掌握了一定的犯罪材料,傳訊案犯時交代的。

　　(三)證據收集不充分及缺乏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深挖細究導致判決的輕刑化

　　職務犯罪的嫌疑人多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職務和一定反偵查能力的國家工作人員,其實施犯罪的手段較普通犯罪更為隱秘、狡猾,有的已呈現智能化特點,偵查取證難度較大,犯罪證據的固定相對不易。目前職務犯罪偵查部門每年都將立案數作為年終考核的標準,立不夠上級院規定的案件數就會影響全院的考評成績,所以偵查部門往往會采取“短平快”的方式偵查一些數額較小的案件,對大案、復雜案件注重突破而忽視深挖,以至于案值在5萬元以下的貪污賄賂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觀上為法院多判緩刑創造了條件。同時由于偵查手段相對滯后,證據收集不扎實、不充分,導致公訴不力,從而影響整個案件的量刑,也導致了案件判決的輕刑化。

　　二、職務犯罪案件過高比例的緩刑和免于刑事處分,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后果。不僅給群眾的印象是被告人沒有因犯罪受到罪刑相當的懲罰,更重要的是削弱了案件查處對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威懾、教育作用,其不良影響集中在以下幾點

　　(一)違背刑法基本原則

　　刑法對職務犯罪適用緩刑的規定是比較原則的,然而與同期一般刑事案件的緩刑率相比,職務犯罪案件的緩、免刑率明顯較高,這種量刑上的失衡,不僅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則,而且與罪責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產生沖突,同時有悖刑罰公正的要求。

　　(二)削弱了對職務犯罪的打擊力度

　　目前司法實踐中對于職務犯罪如此之輕的刑罰處罰,抑制了刑罰的特殊預防作用的發揮,同時也對其他在職人員形成了職務犯罪容易逃避處罰,而且即便進入司法程序也會被從輕判處的錯誤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刑罰應有的一般預防功能的發揮,從而強化了犯罪分子的僥幸心理,給職務犯罪的預防和打擊工作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三)降低司法機關公正執法可信度,挫傷公眾反腐敗的積極性

　　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向來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深惡痛絕,依法嚴懲腐敗分子是民心所向。而緩刑適用過多的結果在普通老百姓看來,犯罪分子依然像往常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著,并沒有受到任何制裁。這不免給普通百姓一種誤解,判緩刑等于沒有判刑或者緩刑可以用錢贖罪,導致人民群眾對司法機關失去信賴,對公正執法產生懷疑,不僅影響人民群眾反腐敗斗爭的決心和信心,法律的權威亦受到挑戰和褻瀆。

　　三、遏制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對策和建議

　　(一)從立法和司法上解決職務犯罪量刑問題

　　上文已論述到立法的原因給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活動空間過大, 很容易導致量刑失衡。因此, 建議從立法上改變這種狀況, 通過對犯罪情節、犯罪數額的具體量化, 縮小量刑幅度,對1至10年的刑期做出合理的、有層次的分解, 特別是判決3年以下的更應該有量化的法律依據, 這樣既有利于司法操作, 又削減了自由裁量權的彈性空間, 降低了少數司法人員利用自由裁量權謀取私利的可能性。適當修改刑法適用緩刑的條件,使某些抽象法律概念更加具體化、明確化。

　　(二)強化檢察機關職務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議權,確保量刑適當

　　檢察機關是唯一參與刑事訴訟全過程的司法機關,對了解犯罪人的作案手段、危害后果、悔罪情況等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如果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公訴就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明確、更加具體。如果檢察官提出一個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或者檢察官并沒有提出緩刑、免刑的建議,那么法官如果不按建議判,他就要在判決書論證適用緩刑、免刑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且要能經得起本院審委會、上級院的監督,這樣會有效減少乃至杜絕因暗箱操作所導致的緩刑適用不當的問題,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符合公開、公平、公正的要求。

　　(三)嚴格把握對職務犯罪自首的認定條件

　　從立法上細化自首的適用標準,增強自首制度的可操作性,減少人為因素的介入。人民法院認定自首應當嚴格按照法律關于自首的限制性條件規定進行,要符合“自動投案”的自首本質特征。檢察機關要提高自身的素質和對自偵案件的偵破能力,杜絕為了偵破案件以認定自首來換取犯罪人的“口供”的錯誤的司法傾向。

　　(四)提高證據意識,減少公訴之累

　　要多把功夫下在間接證據的運用上。一是針對職務犯罪案件證據多為言詞證據的特征,嚴格按照《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的要求,對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和詢問重要證人實施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加強對重要證據的復核和固定工作;二是充分運用各種技術偵查手段,解決好配套措施的問題,真正把偵查、起訴工作的重點放在實物證據的收集上來,努力實現從重口供到重證據的轉變,提高案件辦理的質量,避免證據收集不扎實、不充分,導致公訴不力現象發生。

　　(五)履行審判監督職責,加大審判監督的力度

　　檢察機關應依法履行審判監督職責,加大對職務犯罪輕刑化的監督力度。對自偵案件的判決裁定文書要實行專人審查,嚴格把關。特別是對我們沒有提出適用緩刑、免刑量刑建議,而法院適用緩刑、免刑的判決,要重點審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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