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發展都是在伴隨著一個經濟規律的產出，因為任何背景和歷史文化都會必然得令其文化得到進步或者退步的縮影。那么經濟的發展和犯罪有什么關系呢？本文就針對經濟規律與犯罪規律的聯系進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政法核心期刊投稿的論文范文。

　　摘 要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迅猛發展。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生活質量得到了提高，但是我國犯罪率并未因此而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趨勢。在經濟規律與犯罪規律中，它是事物、現象和過程內在的、本質的，具有本原性的、客觀性和普遍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不能創造改變和消滅規律，只能認識它，利用它來進行改造我們所認知的世界，并卻以它的某些規律來限制人類世界對屬于自然規律發展的破壞，同時他還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客觀依據。所以，規律在經濟與犯罪中也就產生屬于其特有的規律與特點。

　　關鍵詞 經濟規律,犯罪規律,社會期間

　　作者簡介：王祥妹，西藏民族學院本科生;宋一鳴，西藏民族學院。

　　一、經濟規律與犯罪規律概述

　　犯罪，是否也會隨著一個個歷史背景與文化而得出屬于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呢?顯然，這個答案是必然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不論是在自然界還是在我們人類社會，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有他自己的關聯性和客觀規律性，并在人們的生活中起到指導性的作用。

　　在“經濟規律體系”中經濟規律是在一定生產方式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規律的總體。生產力好，則社會經濟發展的越快，例如，沃伊采霍夫斯基在《發達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一書中指出：“經濟規律體系首先被看作是在一定的物質財富生產方的條件下產生和起作用的彼此以因果依存性相聯系的規律的總體”。可見，生產力在經濟的發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種歷史文化，創造一種文明，一種背景，折射不同的社會現實。歷史文化與社會背景的結合，則產生出一種規律，這種規律，與我們所存在的、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息息相關。不能由誰捏造，因為規律的產生是不可改變的。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形成和發展的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并不只是隨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成熟而逐漸發展起來的，而是在隨著經濟過渡時期的完成和社會主義的建成中得到全面發展的。在我們看來，經濟越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越高，大家的文化素養越好，則犯罪率就一定越低這一觀點也是片面的。因為我們在實踐的生活中與統計調查中發現，經濟的發展并沒有讓我們的犯罪率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趨勢。可能在很多人的觀念中，人們的經濟水平越是高、生活水平就能夠得到改善，犯罪率就越低。在我國諸多專家、學者的理論中也不乏此類的觀點。如，在“反比論”學者眼中：犯罪率與經濟發展成反比，在此解釋為經濟越是落后，犯罪率越高;而經濟越是發展，犯罪率越低。但是現實問題是，經濟的發展，并沒有讓我國的犯罪率得到下降，反而有著明顯的上升趨勢。好像正在如以下幾種觀念所表述的在發展的：第一種是“正比論”者。認為犯罪率與經濟發展成正比，其結論和“反比論”學者的觀點完全相反，其意為經濟越落后，犯罪率越低，經濟發展的越好，犯罪率越高。第二種是“同步論”學者。持此觀點的學者和持“正比論”學者的觀點相似，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犯罪率與經濟發展的趨勢呈同步上升狀態。第三種是持“代價論”觀點的學者。認為社會要實現現代化，就要為此而付出相應的代價;而犯罪率上升則是其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之一。雖然，觀點諸多，但是現實的問題上是犯罪率并沒有因為經濟的發展而得到改善。我們應該認識到犯罪規律是犯罪本身及各類犯罪之間、犯罪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犯罪與反犯罪之間的本質關系。經濟規律則是在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的基礎之上而產生的聯系。

　　二、我國各時期的經濟與犯罪的規律

　　統計資料表明，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經濟與犯罪的聯系形式多種多樣，在我國經濟規律和犯罪規律的形成在各個時期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自建國以來，我國在經濟上一直堅持社會主義，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但在犯罪規律的發展與趨勢下，我國經歷了五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包括“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義改革時期”;“改革開放初期以后的新時期”。每個時期，我國的經濟和犯罪都呈現著很大的差異。這充分的可以看出經濟的發展與犯罪形態的出現與不同的社會歷史現實以及國家的刑事政策有著密切的聯系。

　　在建國初，我國正處于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犯罪總體情況呈急劇下降趨勢。其犯罪規律為：犯罪與階級斗爭緊密相連，國家暴力機器嚴厲打擊，懲罰與控制犯罪的嚴厲程度和犯罪率呈反比，雖在性質上大多犯罪事實是破壞社會主義新生政權的犯罪很多，但相較于改革開放之后，此時我國的犯罪率與之相比較低。

　　從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我國的犯罪總的來說，出現了大起大落、起伏不定的發展趨勢，其犯罪形式呈現出多樣化。其犯罪規律為：國家政策的失誤導致犯罪率激增，自然災害的發生，導致人們的生活困難，社會治安極為不穩定。

　　文化大革命及徘徊時期，在此“十年動亂”期間，我國的社會主義進入到了一個曲折的時期。此期間的犯罪發展規律為：政治動蕩，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的破壞，國家暴力機器削弱，控制力下降，犯罪率上升，經濟決策失誤，經濟發展滯后，經濟體系遭到嚴重的破壞。

　　社會主義改革時期，在“四人幫”被粉碎滯后，刑事案件急劇上升，社會工商管理無法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經濟領域犯罪嚴重。其發展規律為：改革開放初期社會體制的改革、相關體制未能得到建立與完善和市場經濟的負作用導致犯罪的增多，但在“嚴打”情況下使犯罪得到短暫下降的效果。

　　改革開放初期以后的新時期，職務犯罪出現持續性的高發和嚴重化的趨勢，犯罪結構出現多樣化。此階段的犯罪規律呈現出：數量增加，類型結構不一，手段多樣，犯罪主體變化重大。

　　綜合起來，各個時期的犯罪規律都有其不一的特點，從這些規律中可以看到，經濟的發展與犯罪基數之間有著一定的聯系，但是彼此不是唯一特定性的、決定性的因素。實際上，若把視角移至私有經濟比重和經濟發展類型上，就會發現經濟對于犯罪的作用極其重大，彼此之邏輯關聯也很確切。其中最顯著的是，私有經濟的比重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犯罪的水平和走勢，經濟規模的擴張發展也引起了犯罪的增加等，盡管在政治、人口、文化等因素影響下也有例外。 　　經濟犯罪是指一切與經濟有關的犯罪行為，包括賄賂、玩忽職守、貪污、徇私舞弊以及企業內發生的與經濟相關的犯罪行為。但是經濟與犯罪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它所涉及到的是關于經濟將要反映出來的犯罪事實。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建筑反映經濟基礎”這一經典觀念，它在許多經濟、政治、法學等作品中都會見到。什么是上層建筑?它的范圍比較廣，包括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等觀點，以及適合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著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在方方面面都有著密切的聯系，那么，經濟與犯罪又有著什么聯系呢?其實，在各家學者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來，各個時期經濟所反映的不僅僅是生產力的發展，還有犯罪現象的形成的結論是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影響。

　　三、經濟與犯罪規律的表現

　　(一)看社會背景

　　即包括經濟的發展，還包括文化、教育等因素在內，都會對犯罪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所以，經濟因素并不是犯罪的唯一罌粟。不過，在市場經濟資源配置中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價值規律調節社會主義生產和流通，犯罪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是對社會規范的嚴重背離，從人類社會形成起，犯罪就與社會共存。如工業革命時期，社會經濟發展，可是階級斗爭的存在，讓社會并不穩定。

　　(二)看經濟體制的完善

　　在經濟體制愈漸完善的現今社會，犯罪并沒有因為經濟的發展而得到緩解，貧富差距的增大、人們傳統信仰的破壞，社會模范等各方面皆存在巨大的隱患，致使犯罪不僅是經濟體制的問題，還是社會文化的傳承等問題的亟待解決的需要。

　　(三)在犯罪規律中看經濟

　　經濟的發展也需要一個社會背景、需要文化的支撐，一場經濟變革與市場配置相關，還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在犯罪規律中，犯罪的規律的存在是必然存在的，它的存在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損害者經濟的發展，但是它也在促進經濟的發展。

　　(四)收入分配，社會矛盾問題

　　這也是反應經濟與犯罪的一個主要方面。“現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里面，勞動所得的比重，居民所得的比重和居民收入里邊，勞動者勞動收入占的比重。另外提出了同步，提出了收入調節理念……北京整個常駐人口是2000萬，流動人口加起來是3000萬規模，這些人里面，勞動者，在一線的勞動者，我們打個對折也有1000萬，很可能比這個多一點，這里面只有10萬人通過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收益了，它占比重多少，不到百分之一……。”這是賈康在其《中國經濟發展、深灰變革中的重大現實問題》的演講中說講述的問題之一。在其表述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收入分配的問題不僅僅是某一地區的局部問題，還是全局性的問題。在涉及的領域中，它不僅是在經濟中體現，還與之相關的各個方面相關都有體現。因為經濟的發展，社會物質分配不均，從而引發矛盾，促使了犯罪概率的增加。

　　四、總結

　　經濟與犯罪之間存在的規律，它們之間的增長或者下降趨勢是存在必然聯系的，但是它們之間并不具有決定性因素的存在。因為不管是經濟還是犯罪規律的表現，都與社會文化、政治，歷史發展等各個方面相關聯的，同時，在經濟與犯罪之間，我們要看到，經濟的發展并不是犯罪趨勢的必然因素，而犯罪也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體現，經濟可以成為體現犯罪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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