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吏部尚書致仕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僅有兩成，這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是分不開的。宋代吏部尚書致仕官品階以從三品及以上為主，這是因為北宋前期吏部尚書為正三品的官階，本身就很高，元豐改制后吏部尚書為從二品的職事官，寄祿官階也不太低，而且他們在擔任吏部尚書之后往往還有升遷，因此宋代吏部尚書的致仕官品階是比較高的。沒有致仕的吏部尚書則以擔任實職或者祠祿官而卒為主，其他遭貶謫、棄官不仕的比例很小。以實職卒于任上的吏部尚書往往是因為皇帝對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者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祿官卒則是吏部尚書一種較為委婉的引退方式，這對于官員的晚年生活有較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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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仕，又稱為引年、致政、休致、休退、掛冠、請老、告老等，指的是古代官員退休，告老還鄉;致仕官，指古代官吏退休時的官職。在宋代，致仕官的品級分為從正一品到從九品共18個等級。致仕官品級的大小對官員退休后的待遇影響很大，以高品級致仕官退休的官員可以繼續享有豐厚的俸祿，恩蔭數名子孫為官。宋代是中國古代官員致仕制度逐漸形成、完善的重要階段，而吏部尚書又是宋代朝廷高級官員的代表，對宋代吏部尚書致仕情況進行考察，既有助于對宋代致仕制度的進一步認識，也有助于管窺中國古代社會朝廷官員的致仕情況。

　　目前，學術界對官員致仕情況的研究論著比較多，如苗書梅的《宋代官員選任與管理制度》、游彪的《宋代蔭補制度研究》、祝豐年與祝小惠的《宋代官吏制度》、朱瑞熙的《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張希清的《宋朝典章制度》、龔延明的《宋代官制辭典》、李旦與張傳亮的《宋代官吏的致仕制度研究》、吳擎華的《北宋官員致仕制度淺探》、景北記的《北宋的致仕制度和冗官冗費》等。這些論著均涉及到官員的致仕情況，其中，苗書梅、祝豐年、朱瑞熙、張希清、吳擎華等側重從對官員管理的角度來探討官員致仕制度;游彪是從致仕蔭補的角度探討致仕，景北記則探討了官員致仕制度與冗官冗費的關系。此外，還有張霞的《宋代致仕官生活研究》，從社會生活史的角度對宋代致仕官員進行了探討。總體上看，學術界對朝廷重臣吏部尚書群體致仕情況進行專門研究的論著目前尚未出現。本文擬通過對宋代吏部尚書致仕情況的考察，探討其特征以及宋代高級文官的致仕制度，以期對當今社會的管理制度和退休制度提供一些借鑒。

　　一、宋代吏部尚書致仕考

　　宋代可考吏部尚書共222任。其中，3次擔任吏部尚書的只有 1人，即洪擬;2次擔任吏部尚書的共22人，即王曾、陳執中、文彥博、李清臣、曾孝寬、許將、唐恪、盧法原、李光、沈與求、孫近、張燾、晏敦復、汪應辰、胡沂、鄭僑、樓鑰、劉德秀、袁說友、許應龍、趙以夫、葉夢鼎。因此，宋代吏部尚書實際可考人數為198人。另外，盧法原在北宋后期與南宋初期均擔任過吏部尚書，為避免重復統計，只在北宋后期統計盧法原的致仕情況，南宋時期不再統計。本文在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所統計的吏部尚書人員基礎上，又進行了再判斷，去掉了李先生誤以為吏部尚書的官員，增加了經過考證確實是吏部尚書的官員。

　　宋代官員的致仕官很多時候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官員退休時如果滿足政府規定的各種條件，一般可以獲得比其退休前寄祿官相同或者高出數階的致仕官;其后每逢朝廷舉行大禮、皇帝登基、慶壽等活動時，部分致仕官有可能繼續得到提升。因此，在宋代某些官員的致仕官記載中，會出現1種至幾種甚至數十種致仕官。本文考察宋代吏部尚書的致仕官時，以其最高致仕官為研究對象。

　　宋初，張昭任吏部尚書之職時，吏部尚書為實際職務，之后吏部尚書成為階官，大多不領實際職務，直到元豐改制以后，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的職能才得以恢復，吏部尚書成為職事官，重新恢復實際職務。有鑒于此，本文在考察宋代吏部尚書致仕情況時，凡是官階達到吏部尚書和職事官為吏部尚書的官員一律統計在內，但不統計元豐改制后寄祿官階為金紫光祿大夫的官員。因此，本文考察的官員包括北宋元豐改制前的張昭與其他官階達到吏部尚書的官員和元豐改制后實職為吏部尚書的官員。由于南宋地域縮小，諸多方面與北宋有所不同，故本文將宋代分為如下3個時期來分別考察其吏部尚書致仕情況：北宋建立到元豐改制前的北宋前期(960―1082)、元豐改制到靖康二年的北宋后期(1082―1127)、南宋時期(1127―1279)。

　　按照首次擔任吏部尚書的時間順序進行排列，從建隆元年(960年)首任吏部尚書張昭，到景炎元年(1276年)最后一任吏部尚書陳仲微，宋代吏部尚書的致仕情況如下。

　　1.北宋前期

　　張昭，“宋初，拜吏部尚書……太祖不說，遂三拜章告老，以本官致仕，改封陳國公”[1](P9091)，致仕官為吏部尚書，正二品。

　　宋琪，至道二年(996年)春，“拜右仆射……是年九月被病……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1](P9131)，未致仕，以實職卒。

　　呂蒙正，“凡七上章求解政事，改太子太師，仍封萊國公”[2](第14冊，P268)，致仕官為太子太師、萊國公，從一品。

　　張齊賢，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代還，再抗章請老，授特進、守司空致仕”[2](第16冊，P190)，致仕官為特進、守司空，從一品。

　　宋白，“乃以兵部尚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虞其匱乏，時白繼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于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1](P13000)，致仕官為兵部尚書，致仕后因家貧被召為吏部尚書，從二品。 　　王欽若，“畢加司徒……三年冬十月兼譯經使，赴上于傳法院歸第感疾請告……十一月……戊申薨”[3]，未致仕，以實職卒。

　　向敏中，“祠禮成，進位左仆射加昭文館大學士……比至中夜，疾不可起，乃明日己?以不起聞”[4]，未致仕，以實職卒。

　　寇準，天圣元年(1023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衡州司馬，是月七日以疾終于貶所”[2](第14冊，P35)，遭貶，以行衡州司馬卒，未致仕，以散官卒。

　　丁謂，“明道末復秘書監致仕，居安州，又徙光州卒”[5](P206)，遭貶，致仕官為秘書監，正五品。

　　馮拯，“五上表愿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卒”[1](P9611)，以使相卒，未致仕，以實職卒。

　　王曾，“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仆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如期而薨，年六十一”[1](P10185)，未致仕，以實職卒。

　　呂夷簡，“尋致軍國之議，頻表請老，乃以太尉致仕”[6](P592)，致仕官為太尉，正一品。

　　夏竦，皇?三年(1051年)秋，“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河陽、鄭國公以疾請歸于京師……公疾寢劇矣，既就第，未幾以薨”[7](第1916冊，P449)，以使相卒，未致仕，以實職卒。

　　陳執中，嘉?四年(1059年)二月，“制除守司徒、岐國公致仕”[6](P622)，致仕官為守司徒、岐國公，從一品。

　　文彥博，元豐六年(1083年)，“請老，除守太師、河東永興軍節度使。彥博又固辭，許罷兩鎮，以守太師致仕”，元?五年(1090年)“復以太師致仕”[2](第16冊，P347―348)，致仕官為太師，正一品。

　　王拱辰，元豐八年(1085年)七月，“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北京留守王拱辰卒”[2](第16冊，P440)，以節度使卒，未致仕，以實職卒。

　　曾公亮，“旋以太傅致仕”[1](P10233)，致仕官為太保，正一品。

　　趙?，“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8]，致仕官為太子少師，從二品。

　　王安石，元?元年(1086年)四月，“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充集禧觀使、荊國公王安石薨”[2](第16冊，P357)，未致仕，以祠祿官卒。

　　吳充，“明年春，肩輿歸第，遂拜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宮使，四月甲午朔公薨”[2](第15冊，P231―232)，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2.北宋后期

　　李清臣，崇寧元年(1102年)正月，“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9]，未致仕，以實職卒。

　　曾孝寬，元?五年(1090年)八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守吏部尚書曾孝寬卒”[10]，未致仕，以實職卒。

　　呂大防，“未幾，遂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逾嶺卒”[2](第16冊，P387)，遭貶，未致仕。

　　范純仁，“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癸亥薨”[11](P375)，未致仕，以祠祿官卒。

　　孫永，“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罷選事，提舉中太一宮，未及拜命，以不起聞制”[12]，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蘇頌，“以太子少師致仕，今上即位遷太子太保”[11](P384)，致仕官為太子太保，從一品。

　　許將，“拜觀文殿學士，除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召為佑神觀使，未幾而卒”[13](P826)，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蘇轍，致仕官為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14]。大中大夫，從四品。

　　鄧潤甫，“遂拜尚書左丞。卒”[13](P826)，以實職卒，未致仕。

　　傅堯俞，元?四年(1089年)“拜中書侍郎。在位二年卒”[13](P764)，以實職卒，未致仕。

　　蘇軾，“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2](第15冊，P228)，遭貶，致仕官為朝請郎，正七品。

　　王存，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十七日，“韓忠彥……資政殿學士、右正議大夫致仕王存各降一官”[15](P3899)，致仕官為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通議大夫，正四品。

　　胡宗愈，紹圣元年(1094年)閏四月，“資政殿學士、新知定州胡宗愈(卒)”[15](P1400)，以實職卒，未致仕。

　　彭汝礪，“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至郡數月得疾，草遺表，家人怪之。公笑曰：‘此何可免?’作詩貽其子。十二月某甲子，有星隕于郡衙。是日，公終于正寢”[2](第15冊，P300)，以實職卒，未致仕。

　　林希，“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1](P10914)，以實職卒，未致仕。

　　王震，“為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1](P10407)，以實職卒，未致仕。

　　黃履，“徽宗立，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未逾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1](P10574)，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邢恕，“俄復顯謨閣待制、知鄭州，提舉崇福宮，以中大夫致仕”[13](P845)，遭貶，致仕官為中大夫，正五品。

　　葉祖洽，“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四月六日終于真州寓舍”[16](P2035)，以實職卒，未致仕。

　　韓忠彥，“以宣奉大夫致仕，逾年薨于安陽之里第”[2](第16冊，P34)，致仕官為宣奉大夫，正三品。

　　陸佃，“遂罷為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1](P10920)，遭貶，未致仕。

　　溫益，崇寧二年(1103年)正月，“中書侍郎溫益卒”[1](P5514)，以實職卒，未致仕。 　　趙挺之，“京復相，挺之再除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未幾而卒”[13](P875)，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何執中，致仕官為太傅[17](P275)，正一品。

　　徐鐸，“進吏部尚書，卒”[1](P10607)，以實職卒，未致仕。

　　虞策，“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于道”[1](P11194)，以實職卒，未致仕。

　　朱諤，大觀元年(1107年)六月，“尚書右丞朱諤卒”[1](P5517)，以實職卒，未致仕。

　　時彥，“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1](P11169)，以實職卒，未致仕。

　　林攄，“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于首而卒”[1](P11111)，以實職卒，未致仕。

　　余深，致仕官為特進[18]，從一品。

　　管師仁，大觀三年(1109年)六月，“管師仁自同知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領佑神觀使，尋卒”[1](P5519)，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劉拯，“時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彥?并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1](P11200)，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王襄，“至是，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1](P11127)，遭貶，未致仕。

　　張克公，“為徙吏部尚書……居吏部六年，卒”[1](P11033)，以實職卒，未致仕。

　　許光凝，“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之。后登第，終吏部尚書”[19]，以實職卒，未致仕。

　　蔣猷，致仕官為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20]。左宣奉大夫，正三品。

　　宇文粹中，紹興九年(1139年)五月戊戌，“資政殿學士、左光祿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薨”[21](P2077)，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王孝迪，紹興十年(1140年)二月，“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孝迪薨于紹興府”[21](P2152)，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何志同，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坐父子誤國，降充集英殿修撰”[21](P658);紹興三年(1133年)正月，“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卒”[21](P1060)，以實職卒，未致仕。

　　唐恪，“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恪既書名，已而呼其諸子，謂曰：‘吾為大臣，而國家至此，何以生為?’乃仰藥而死”[13](P924―925)，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盧法原，“張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為龍圖閣學士、川陜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1](P11651―11652)，以實職卒，未致仕。

　　李?，后降金，未致仕。

　　衛仲達，紹興二年(1132年)十二月，“秘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衛仲達卒”[21](P1049)，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梅執禮，“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死時，年四十九”[1](P11233―11234)，為金人所殺，未致仕。

　　莫儔，“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北歸，議責者論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傳送邊檄一人之數，再徙韶州”[22]，投奔偽楚遭貶，未致仕。

　　王時雍，投奔偽楚，后被誅殺于潭州，未致仕。[1](P13365)

　　謝克家，紹興四年(1134年)七月，“資政殿學士、知衢州謝克家薨”[21](P1277)，以實職卒，未致仕。

　　3.南宋時期

　　路允迪，致仕官為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23]。朝請大夫，從六品。

　　周武仲，建炎二年(1132年)八月十六日，“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謝事，轉朝請大夫致仕”[24]，致仕官為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朝請大夫，從六品。

　　呂頤浩，“詔頤浩除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15](P4166)，少傅，正一品。

　　劉玨，“責授秘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1](P11668)，遭貶，未致仕。

　　洪擬，“起知溫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1](P11750)，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胡直孺，紹興元年(1131年)十一月，“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卒”[21](P869)，以實職卒，未致仕。

　　李光，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六月，“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21](P3026)，致仕官為左朝奉大夫，從六品。

　　權邦彥，紹興二年(1132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卒”[1](P12076―12077)，以實職卒，未致仕。

　　沈與求，“除同知樞密院事，從駕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月得小疾，一夕薨”[25](P264)，以實職卒，未致仕。

　　席益，“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席益九年四月贈五官”[15](P2027)，“特贈五官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制”[25](P305)，致仕官為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左中大夫，正五品。

　　鄭滋，紹興十九年(1149年)二月，“顯謨閣學士、知建康府鄭滋卒”[21](P2576)，以實職卒，未致仕。

　　胡松年，紹興十六年(1146年)十月，“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胡松年薨”[21](P2518)，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孫近，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故責授左朝散郎、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追復資政殿學士……因奏孫近亦已死于貶所”[21](P2806)，遭貶，未致仕。

　　劉大中，紹興十年(1140年)九月，“中大夫劉大中以憂免。至是卒，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仕”[21](P2215)，卒后致仕，致仕官為資政殿學士，正三品。 　　陳卓，“端平初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丐祠，以資政殿學士還里”[29](P277)，致仕官為資政殿學士，正三品。

　　李埴，“李埴轉一官守同知致仕制”[46]，致仕官為守同知樞密院事，從二品。

　　魏了翁，“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1](P12970)，致仕官為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通奉大夫，從三品。

　　李鳴復，“未幾，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予祠。監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宮觀，后卒于嘉興”[1](P12550)，遭貶，未致仕。

　　余天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1](P12552)，致仕官為觀文殿學士，正三品。

　　許應龍，“累辭，會正言郭磊卿有論疏，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1](P12555)，“積階至中大夫致仕，特贈大中大夫。遺表上，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47]，致仕官為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大中大夫，從四品。

　　趙彥?，“累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48]，以實職卒，未致仕。

　　游似，淳?五年(1245年)十二月，“自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授宣奉大夫，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加封邑”[1](P5623-5624);淳?七年(1247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薨”[1](P12498)，致仕官為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從二品。

　　袁甫，“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1](P12242)，以實職卒，未致仕。

　　趙與?，“拜少傅，卒”[1](P12406)，以實職卒，未致仕。

　　吳潛，“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端坐而逝”[1](P12519―12520)，遭貶，未致仕。

　　徐榮叟，“徐榮叟自朝奉大夫、權禮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1](P5619―5620)，淳?二年(1242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轉一官致仕。卒”[1](P12556)，致仕官為朝散大夫，從六品。

　　高定子，“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1](P12322)，致仕官為資政殿學士，正三品。

　　金淵，“侍御史劉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政予祠。監察御史劉應起言，落職罷祠。十一年，妻盛氏訴于朝，乞曲加貸宥，少敘官職。詔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1](P12559)，遭貶，未致仕。

　　杜杲，“請老，詔不允，再疏，進一秩，升寶文閣學士致仕”[49](第1323冊，P34-35)，致仕官為寶文閣學士，正三品。

　　錢相，不詳。

　　趙與躊，寶?三年(1255年)，“以觀文殿學士再守郡……景定元年復知平江，丐祠封周國公，八月卒”[50](第4冊，P128)，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趙以夫，“自正奉進光祿大夫，自端明進資政殿學士致仕”[49](第1323冊，P60)，致仕官為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正三品。

　　史宅之，淳?九年(1249年)十二月，“同知樞密院事史宅之卒”[1](P5629)，以實職卒，未致仕。

　　徐清叟，景定三年(1262年)十月，“徐清叟授宣奉大夫、守觀文殿學士致仕，十一月丙申，卒”[1](P5643)，致仕官為宣奉大夫、守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正三品。

　　趙性夫，淳?十二年(1252年)八月，“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趙公卒于府”[49](第1323冊，P42)，以實職卒，未致仕。

　　張?，“進對長樂郡公，轉三官，守參知政事致仕。九月，卒”[1](P12578)，致仕官為守參知政事，從二品。

　　陳塏，致仕官為資政殿學士[51](P167)，正三品。

　　顏頤中，致仕官為寶章閣學士、通奉大夫[49](第1306冊，P134)，通奉大夫，從三品。

　　蔡抗，開慶元年(1259年)七月，“蔡抗自參知政事致仕，癸亥卒”[1](P5638)致仕官為參知政事，正二品。

　　陳顯伯，“歷轉至吏部尚書兼端明殿大學士、通奉大夫，爵長樂郡開國侯……乃詔加端明殿大學士致仕”[52]，致仕官為端明殿大學士、通奉大夫。通奉大夫為從三品。

　　徐栗，不詳。

　　饒虎臣，“敘復原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德?元年，禮部侍郎王應麟、右史徐宗仁乞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1](P12580―12581)，卒后以守資政殿學士致仕，從三品。

　　江萬里，“丐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及饒州城破……萬里竟赴止水死”[1](P12525)，為國以實職卒，未致仕。

　　王?，德?元年(1275年)七月，“罷王?為醴泉觀使……十二月戊申，王?薨”[1](P5653―5654)，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葉夢鼎，德?二年(1276年)，“益王即位于閩，召為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后二年卒”[1](P12436)，以祠祿官卒，未致仕。

　　陳?，“引年，拜端明殿學士提舉秘書省，進職資政殿致仕”[53](P798)，致仕官為資政殿學士，正三品。

　　常挺，咸淳四年(1268年)十一月，“以資政殿學士致仕”[1](P5649)，致仕官為資政殿學士，正三品。

　　洪燾，不詳。

　　程塏，“宋亡棄官歸”[53](P1233)，宋亡棄官，未致仕。

　　章鑒，德?元年(1275年)三月，“章鑒罷右相，予祠，戊戌，罷祠，六月庚戌，放歸田里”[1](P5653)，遭貶，放歸田里，未致仕。

　　陳宜中，至元十九年(1282年)，“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終不至……大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沒于暹”[1](P12532)，宋亡至占城，未致仕。 　　劉黻，景炎元年(1276年)五月，“宜中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為右丞相，陳文龍、劉黻為參知政事”[1](P940)，“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于是黻托宗祀于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1](P12249)，以實職卒，未致仕。

　　常?，德?二年(1276年)，“拜參知政事，為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后六年卒”[1](P12598)，拜疏出關，未致仕。

　　王應麟，德?元年(1275年)十一月，“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為御史……(王應麟)繳奏上疏，駁之并糾夢炎……疏入，又不報，即引歸。十二月……以翰林學士宣召……力辭不赴。二年丙子，五十四歲，是歲，宋亡。先生杜門不出”[54]，宋亡不仕，未致仕。

　　丁應奎，德?元年(1275年)十二月，“權吏部尚書丁應奎、左侍郎徐宗仁遁”[1](P936)，未致仕。

　　陳仲微，“?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1](P12620)，未致仕。

　　宋代吏部尚書致仕情況統計見表1。

　　二、宋代吏部尚書致仕特征

　　從表1可以看出，宋代吏部尚書的致仕情況有以下特征。

　　1.從整體上看，宋代吏部尚書致仕比例不高

　　宋代吏部尚書總人數為198人，其中有85人擁有致仕官，占比為42.92%;沒有致仕官者達99人，占比為50.00%;情況不詳者14人，占比為 7.07%。也就是說，宋代吏部尚書五成以上的都沒有做過致仕官，他們要么在職而卒，要么以其他方式而卒。其中，北宋前期20位吏部尚書中，只有10人擁有致仕官，占比為50%;北宋后期47位吏部尚書中，只有9人擁有致仕官，占比為19.15%。這就是說，北宋后期超過八成的吏部尚書都沒有做過致仕官。南宋時期131位吏部尚書中，有66人擁有致仕官，占比為50.38%。

　　2.從致仕官品階來看，宋代吏部尚書以正三品致仕者居多，其他各品人數較少

　　宋代吏部尚書有85位擁有致仕官，其致仕官品階除沒有正六品之外其他官階都有，以正三品致仕的吏部尚書最多，為28人，占比為32.94%;以正一品致仕的吏部尚書有11人，占比為12.94%，其他各品人數均較少，而且比較分散。其中，北宋前期有10位吏部尚書擁有致仕官，其中9人致仕官階均為從二品或者以上品階，占比為90%;北宋后期有9位吏部尚書擁有致仕官，其中以正三品致仕者2人，占比為22.22%;南宋時期有66人擁有致仕官，其中以正三品致仕者為26人，占比為39.39%。

　　可見，宋代3個時期的吏部尚書致仕情況大體如下：北宋前期五成吏部尚書擁有致仕官，其中九成吏部尚書的致仕官品階為從二品及以上，品階較高;北宋后期吏部尚書擁有致仕官的比例大幅下降，不到二成，其中六成以上吏部尚書的致仕官品階為正三品及以上品階;南宋時期吏部尚書致仕官比例有所上升，有五成的吏部尚書擁有致仕官，其中七成吏部尚書致仕官品階為從三品及以上品階。總體上看，北宋后期吏部尚書致仕者最少，其他2個時期基本持平，致仕官品階總體上還是以高品階為主。

　　3.從未致仕的吏部尚書情況來看，以實際職務和祠祿官而卒者占絕大多數

　　祠祿官，指的是擔任宮觀官并且享受俸祿，但大多時候并無實際職掌的官員。宋代有99位吏部尚書最終并沒有致仕，以實職和祠祿官而卒者達79人，占比為 79.80%，占據絕對優勢，其他情況人數則相對較少。這79人當中，其中有44人以實職而卒，占比為44.44%;以祠祿官而卒的吏部尚書占比為 35.35%;其他情況，如以遭貶安置、居住某地、被放罷、放歸田里等方式而卒沒有致仕的吏部尚書共11人，占比為11.11%;而由于宋王朝的滅亡而投敵、棄官不仕、遁、至他國者達9人，占比為909%。其中，各個時期又有所不同，北宋前期有10位吏部尚書沒有致仕，7人以實職卒，占比為70%;2人以祠祿官卒，占比為20%;遭貶為1人。北宋后期有38位吏部尚書沒有致仕，其中22人以實職卒，占比為57.89%;11人以祠祿官卒，占比為 28.95%;2人遭貶、3人投金/偽楚而未致仕。南宋時期有51位吏部尚書沒有致仕，其中15人以實職卒，占比為29.41%;22人以祠祿官卒，占比為4314%;其他因遭貶而卒、宋亡而沒有致仕者14人，占比為27.45%。

　　總之，宋代3個時期吏部尚書未致仕情況大體如下：北宋前期有五成的吏部尚書沒有致仕，其中有七成以實職卒，兩成以祠祿官卒;北宋后期吏部尚書沒有致仕者大幅增加，八成多的吏部尚書都沒有致仕，其中又有將近六成的吏部尚書以實職卒，近三成的吏部尚書以祠祿官卒，吏部尚書以實職卒的比例下降一成，以祠祿官卒的比例增加一成;南宋時期，吏部尚書沒有致仕者將近四成，同北宋后期相比大幅下降，其中三成吏部尚書以實職卒，四成多的吏部尚書以祠祿官卒，同北宋后期相比，吏部尚書以實職卒的比例大幅下降，下降三成，以祠祿官卒的比例又增加一成。也就是說，吏部尚書沒有致仕比例最高的是北宋后期，其中以實職卒的比例在不斷下降，而以祠祿官卒的比例卻在不斷上升。

　　三、宋代吏部尚書致仕情況分析

　　宋代繼承了唐代的致仕制度，并且逐漸發展，從而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致仕制度。致仕對于官員而言，主要有以下優待：一是可以領取一半或者全額的退休俸祿，二是致仕官階可以循資遷轉，三是可以根據其級別蔭補子孫為官，四是有可能被賜予一些錢財田產，五是遇郊祭大禮等可以為直系親屬敘封官爵等。因此，致仕對于官員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

　　宋代初年，仍然遵守“士大夫七十而致仕”[55]的古制。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詔：“文武官七十以上求退者，許致仕;因病及歷任有贓犯者，聽從便”[15](P4148)。提前致仕者，則稱為“引年致仕”。真正70歲整致仕的情況并不是特別普遍，不少人于70歲之前卒，有的官員則過了70歲才致仕，比如官至宰相的文彥博，85歲才致仕。 　　宋初致仕沿襲前代慣例，中上層官員70歲致仕，個別年邁的大臣先被安排為祠祿官，之后再致仕;隨著政局的日益穩健，致仕逐漸形成了制度，待遇同之前相比也逐漸優厚。然而，在元豐改制到北宋滅亡的這段時間里，北宋后期朝廷動蕩，內憂外患，致仕制度遭到了一定的破壞，許多官員由于政見不同要么被貶謫，要么被授予祠祿官，要么勸退而未及時辦理致仕手續，因此許多官員都沒能夠致仕。隨著南宋的建立，各種制度也逐漸慢慢恢復，尤其到了宋孝宗時期，他勵精圖治，重視人才，擴大了大臣致仕的范圍，提高了致仕的待遇。

　　導致宋代3個時期吏部尚書致仕情況各異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1.從整體上看，宋代吏部尚書致仕比例不高，這與宋代政治環境有密切關系

　　宋代吏部尚書最終得以致仕者僅占42.42%，比例并不高。宋代吏部尚書各個時期均有，吏部尚書職位沒有出現長時間空缺的現象。北宋前期致仕形成制度，范圍較廣，因此北宋前期20位吏部尚書中有10人擁有致仕官，比例達到了五成;北宋后期，宋神宗將一大批反對派授予祠祿官，又因朋黨之爭、元?更化、宋哲宗紹述、宋徽宗時期的變動、靖康之難等，大批的官員不能夠按時致仕或者根本不能致仕，這一時期47位吏部尚書僅有8位正常致仕，比例非常低;南宋時期致仕制度又逐漸得以恢復與完善，官員能夠致仕的比例又逐漸升高，吏部尚書擁有致仕官者的比例又回到了北宋前期的五成。

　　2.從致仕官品階上來看，從三品及以上品階的致仕官最多，這與宋代元豐改制前后吏部尚書品階接近從三品有很大關系

　　宋代吏部尚書致仕官品級為從三品及以上品階者，各個時期均達到60%以上的比例。吏部尚書在元豐改制前其官階為正三品，因此能夠在仕履中官階達到吏部尚書的官員，只要沒有遭到貶謫，其致仕官階一般來說是不會低于正三品的。當然，部分官員由于是兼吏部尚書，其本官階則不一定能達到正三品。所以，北宋前期 10位擁有致仕官的吏部尚書中，只有丁謂的致仕官階為正五品，這與丁謂在政治生涯的晚期遭到貶謫有直接關系。丁謂與寇準之爭，造成2人最終均遭貶黜，其致仕官階較低。

　　元豐改制后，吏部尚書成為職事官，為從二品，隨著新的寄祿官階的推行，吏部尚書的寄祿官階要比從二品低一階或者低更多。不過，許多擔任吏部尚書的官員在之后的仕履中都得到了升遷，因此他們致仕時的官階要比其擔任吏部尚書時的官階要高一些，寄祿官階會升到從三品或以上，當然還有不少吏部尚書的寄祿官階仍然不高。北宋后期致仕官品階較低的各一人，分別是正五品、正七品，這與其遭到貶謫有直接關聯。邢恕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傳，其 “內懷猜猾”“天資反覆”[1](P13704―13705)，故致仕官階不高。蘇軾則是由于元豐改制前后政見的不同而被貶謫，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引起王安石的憤怒，被迫請求出京任職;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又因“烏臺詩案”而被宋廷一貶再貶，險些丟掉性命;元?年間，蘇軾終于被召回中央任職，但他的政見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紹圣年間，蘇軾再次不斷地被貶謫，最遠時被貶謫到今海南省。 [1](P10801―10819)因此，蘇軾最終能夠致仕本已是萬幸，故致仕官階只有正七品。南宋時期情況較為復雜，高低品階的致仕官都有，而且數量都不少，這與南宋時期吏部尚書出現的新特點有很大關系。

　　南宋時期，由他官兼吏部尚書或兼權吏部尚書的情況大量出現，其寄祿官階也是各個級別的官員都有，尤其是不少官員本身官階很低，比如以權工部侍郎的身份兼權吏部尚書，其寄祿官階之低可想而知。因此，南宋時期，除了正三品這一官階以26人占了同時期致仕吏部尚書的近40%之外，其他致仕官品階分布都很分散，但是仍然以高官階為主，即吏部尚書在之后的仕履中得到了升遷。

　　再來看致仕官階為一品的情況。普通官員的官階想達到一品，是十分困難的。作為致仕官，一品的官階在許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優待，能夠以一品致仕是宋代官員的一大殊榮。宋代吏部尚書中共有16位致仕官階為一品，包括從一品與正一品，這16人中只有1位薛極仕履中最高官只做到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等而沒有擔任過宰相，其他15位吏部尚書都官至宰相。

　　3.沒有致仕官的吏部尚書中，絕大多數以實職或祠祿官卒，以實職而卒的吏部尚書，往往是皇帝對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祿官卒則是吏部尚書一種較為委婉的引退方式，對官員晚年而言有較大意義

　　(1)宋代3個時期以實職卒的吏部尚書占同期沒有致仕官人數的比例分別為70%、58.97%、2941%。這一時期改革變法、打擊反對派、政局的變動、靖康之難等，造成了許多官員不得致仕，最終卒于任上，或者離開崗位后因未辦理致仕手續而最終沒有致仕。

　　北宋前期，“七十而致仕”的標準并沒有得到嚴格的執行。由于宋朝剛剛立國，大多機構沿用后周舊臣，宋朝人才暫時匱乏，同時外敵(遼、西夏、北漢)壓境，國內的穩定就顯得格外重要。因此，宋廷盡可能讓官員久任，許多官員年過70歲仍然要擔任實職。另外，由于突發的疾病或者壽終正寢等原因，也造成了不少吏部尚書以實職而卒。

　　北宋后期，超半數的吏部尚書是在實際職務的任上而卒，與這一時期的政治環境有很大關系。北宋后期伊始，宰相王安石為了富國強兵，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推行了許多新政策，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與此同時，以保守派為代表的部分官員反對變法，甚至從中作梗、破壞新法。為了使新法能夠順利推行下去，宋神宗對不少反對變法的官員予以貶黜，其中很多官員死在被貶謫的路上，從而沒有得以致仕，以實職而卒。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執政，王安石變法期間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官員重新得勢，占據要職，而支持變法的官員則大多被貶謫，史稱“元?更化”。隨后宋哲宗親政，高太后執政期間，王安石變法期間支持變法被貶謫的官員得到平反，而之前得勢的保守派官員再次被貶謫，史稱“哲宗紹述”。“元?更化”與“哲宗紹述”2次大的政局變動，貶謫了一批又一批官員，他們中很多死在被貶謫的路上，從而沒有得以致仕，以實職而卒。北宋后期，宋徽宗時期以蔡京、童貫為首的“六賊”將政局攪得烏煙瘴氣，稍不順其心意者即遭打擊、報復，要么被貶謫卒于路上，要么被強迫致仕卻沒有來得及辦理退休手續，從而沒有得以致仕，以實職而卒。到了北宋末年，宋金交戰，京師開封最終陷落，部分官員抱著“國在人在，國亡人亡”的信念，毅然決然自縊而死，因而未能致仕，以實職而卒。 　　北宋立國168年，各項制度均較為完善，南宋在諸多方面直接順承北宋，較少作出變動。在致仕制度方面，南宋的致仕范圍不斷擴大，致仕待遇也不斷提高。相對而言，南宋的政局較之北宋穩定。當然，南宋也發生過不少較大的政治事件，諸如“開禧北伐”“湖州之變”“端平入洛”等，但是總體來看，南宋政局的變動較之北宋平和。因此，大多官員能夠順利致仕，吏部尚書沒有致仕者較少，以實職而卒的比例得以降低。

　　(2)宋代3個時期以祠祿官卒的吏部尚書占同期沒有致仕人數的比例分別為20%、28.21%、4314%。可見，以祠祿官而卒的吏部尚書的比例是在不斷提高的。其實，祠祿官本身就是一種優待，許多官員晚年雖然沒有致仕，卻能夠待在家中，擔任著祠祿官的閑職，并能領到不錯的薪俸。譬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嵩山崇福宮顯然已經不在南宋統治范圍內，因此這類的祠祿官僅僅是為了優待某些大臣而設立的，就是為了讓他們能夠有可觀的收入，安度晚年。

　　北宋前期，人才較為匱乏，部分官員盡管年事已高，仍然被委以重任，故而不少以實職而卒。同時，部分年事已高的官員屢次求退，皇帝又不應允，但為了安撫他們，皇帝通常會授予他們以祠祿官，這其實是朝廷對重臣、人才、皇帝寵臣的一種優待。

　　北宋后期，由于王安石變法、“元?更化”“哲宗紹述”等政治因素，部分官員被貶謫而卒于路上，還有部分官員雖然也被貶謫，但是皇帝出于對他們的喜愛，大多讓他們擔任祠祿官的閑職。如宋徽宗朝廷大臣劉拯，與“六賊”之首宰相蔡京不和，反對其將元?期間的一些大臣編入奸黨，后又上言戶部入不敷出，徹底激怒蔡京，遷為他官。直到張商英任宰相時，劉拯才被召為吏部尚書。不久，張商英宰相去位，侍御史洪彥升在蔡京的指使下立即彈劾劉拯，劉拯職務被免，僅提舉鴻慶宮，不久卒。足見，劉拯以祠祿官卒與北宋后期以蔡京為首的“六賊”有很大關系。

　　南宋時期，順承祖宗之法，官員的待遇，包括在職時的俸祿、致仕后的待遇等都在不斷提高。因此，部分官員即使與宋廷政策政見不一，或者是由于老病而無法正常處理事務，大多會被授予宮觀的閑職，給予優待。事實上，以祠祿官卒的吏部尚書比例的不斷提高，也正是南宋王朝政策靈活的體現。

　　四、結語

　　宋代吏部尚書致仕比例并不高，特別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最低，這與北宋后期元豐改制中對不同政見的打擊、朋黨之爭、元?更化、哲宗紹圣、靖康之難等政治環境是分不開的。品階方面，得以致仕的吏部尚書品階以從三品及以上為主，這是因為北宋前期吏部尚書為正三品的官階，元豐改制后吏部尚書為從二品職事官，寄祿官階也不低，而且他們在擔任吏部尚書之后往往還有升遷。沒有致仕的吏部尚書則以擔任實職或者祠祿官去世為主，其他遭貶謫，投金、遁、棄官不仕等的官員比例很小。以實職而卒的吏部尚書，往往是皇帝對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祿官卒則是吏部尚書一種較為委婉的引退方式，對官員晚年而言有較大意義。

　　宋代吏部尚書致仕較為優厚。致仕對官員而言，并不是簡單的退休，而是涉及到諸多方面，比如離任后的俸祿、致仕官階的升遷、子孫的恩蔭等。因此，歷代統治者都重視官員致仕制度，致仕制度對于穩定、安撫曾經為王朝作出貢獻的官員來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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