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代理訴訟是指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本文分析了公民代理制度的現狀及該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及原因分析。文章是一篇公司法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公民代理制度的若干問題及建議。

 　　論文摘要 立法對于公民代理制度的嚴格化規定對職業公民代理問題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過分增加了公民代理的阻力、滋生新類型職業公民代理、提高了職業公民代理的隱蔽性等問題。誠然，公民代理應當有所規制，但是這種規制不能違背立法最初制定公民代理制度時的本意。本文希望立足當前公民代理的現狀，找出問題所在，從而提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議。

　　論文關鍵詞 新民事訴訟法,職業公民代理,當事人

　　一直以來，由于職業公民代理產生的消極影響，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限制公民代理制度的呼聲很高。從《民事訴訟法》第58條的修改到省高院《若干意見》的施行，我們也不難看出立法對于公民代理制度的態度轉變，即希望通過對公民代理的嚴格化規定，來限制職業公民代理人 參與到訴訟活動中。實踐中，不可否認，這一改變對職業公民代理問題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同時它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

　　一、公民代理制度的現狀

　　以臨安市人民法院為例，筆者通過統計2012年-2014年公民代理案件的數據，并結合司法實踐，了解公民代理制度的現實情況。

　　(一)職業公民代理案件數量下降，但占比變化不明顯

　　2012年公民代理案件數量為587件，2013年為526件，2014年下降到了356件。同時，職業公民代理案件數量也呈現了相似的下降過程，2012年職業公民代理案件數量為178件，2013年小幅度下降，2014年則顯著下降為99件。但是，另一方面，職業公民代理案件數量占公民代理案件總數量的比例變化并不明顯。2012年，職業公民代理案件占比為30%，2013年反而略微上升到了31.6%，2014年為27%。總體來看就是數量下降明顯，但占比變化不大。

　　(二)職業公民代理類型發生變化

　　民訴法修改以前，職業公民代理人主要依賴兩種方式生存，一種是許可型，即通過人民法院的許可來成為公民代理人，另一種則是推薦型，由有關社會團體或者當事人所在單位進行推薦成為公民代理人。 2013年以后產生了虛構勞動關系型職業公民代理人，而許可型則徹底消失了。2014年相較于2013年職業公民代理類型未發生變化，但是推薦型數量明顯下降，從113件下降到了23件，而虛構勞動關系型則有所增長，從37件增加到了63件。

　　(三)當事人對公民代理的要求有抵觸情緒

　　對于大部分當事人來說，他們沒有訴訟經驗，往往根據常識來看待問題。當事人愿意委托，受托人愿意受托，他們相互信任，為什么法院反倒不同意了。例如，在李某訴陳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中，李某全家常年在外做生意，因此希望可以委托其多年的好友孫某代理訴訟。孫某拿著李某的授權委托書和身份證原件前來起訴，卻因為不符合公民代理要求而無法立案。孫某當即不滿，表示銀行取錢這些材料都夠了，怎么我還不是幫李某來領錢這些材料居然不行。還有一些近親屬關系的公民代理中，有結婚證、戶口簿或者仍居住在同一社區開證明不難的情況倒還好，若非如此，當事人則難以理解，比如說自己的父親讓他辦件事，他還得證明這是他的父親，關鍵是他該找誰來證明這就是他的父親?

　　(四)產生了“隱形職業公民代理”現象

　　當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職業公民代理人，從書面材料來看，他們并不進行公民代理，但是私下卻與當事人有代理協議，收取代理費用，他們會為當事人準備訴訟材料，陪同當事人前來立案，在審理過程中以當事人“親友”的身份坐在旁聽席，示意當事人做出各種決定，更有甚者，當事人幾乎成了傳聲筒。這類“隱形職業公民代理人”往往都是一些比較有經驗的職業公民代理人，他們利用已經建立的人脈所形成的信任感，或者是一些中介機構的介紹，直接略去代理手續，繞過法院門檻，以“隱形”方式，來實現訴訟的代理。由于無需任何書面材料，因此這一類人的案件數量我們根本無從統計，但在實踐中卻時常出現。

　　二、公民代理制度的若干問題及原因分析

　　首先，也是最關鍵的問題，許多真正需要、也應當被準許進行公民代理的當事人被攔在了公民代理的門外。例如在王某訴李某、陳某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一案中，王某系河南人，跟隨其舅舅張某一同來臨安打工，受李某和陳某雇傭在某建筑工地施工。施工過程中，王某不慎摔傷，故起訴李某、陳某要求其賠償各項損失。在該案中，由于原告王某尚未完全康復，而其父母又都遠在河南，故其希望可以委托舅舅張某代理訴訟。那么，舅舅張某能否辦理為王某進行公民代理的手續呢?首先，張某與王某非近親屬關系，更非系當事人的工作人員，這一項自然不適用。再考慮是否有被推薦的可能，同一單位、同一社會團體的情況不成立，同一社區是否成立則要看張某與王某的戶籍是否在一個社區內。而隨著我國人口流動性的增加，不在同一社區、同一村鎮的親屬比比皆是，這一唯一的可能性對他們來說也并非一定能夠如愿。現實中我們常常會遇到像王某與張某這樣的“尷尬”關系，一方面我們希望能夠盡力幫助他們，為他們提供便利，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無奈找不到依據，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次，滋生了大量虛構勞動關系的職業公民代理人。從職業公民代理類型情況表來看，虛構勞動關系型職業公民代理從2013年開始逐漸產生，到了2014年幾乎占了所有職業公民代理案件總數的64%。這類職業公民代理人通過與關系良好的企業串通，偽造勞動合同，虛構勞動關系，假裝企業的工作人員進行公民代理。而通常法院對于公民代理的材料只進行形式審查，不做實質審查，蒙混過關并非難事。這一手段，材料偽造簡單，違法成本低，使得越來越多的職業公民代理人開始依賴這一土壤生存。職業公民代理人利用其價格優勢，向企業這一肥沃土壤的逐漸轉移，對于律師行業來說是不可小覷的威脅，對于整個社會的司法進步亦會起到反作用。

　　最后，職業公民代理人的隱蔽性越來越強，給法院的審查工作增加了困擾，更有可能會侵害到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職業公民代理人或披上了完美的合法外套， 登堂入室;或從地上轉為地下，以一種隱形方式存在，他們全然不受任何制度約束，但他們卻幾乎掌握著當事人的全部訴訟利益。由于人民法院受形式審查的限制，即使根據經驗知道他們是職業公民代理人，也不能毫無憑據地否定其代理資格。至于隱形職業公民代理的情況，更是看得見卻管不著。一旦當事人的利益因職業公民代理人的過錯受到侵害，而要尋求救濟時，卻未必找得到依據。比如一些職業公民代理人在代當事人領取款項后，會無故扣除一些費用，再轉交當事人。當事人發現后去找他們理論時，卻因為毫無任何書面憑證，只能吃個啞巴虧了。

　　產生上述問題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對公民代理制度進行了嚴格化的規定增加了當事人公民代理的阻力。新民訴法刪除了“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可以擔任公民代理人這一情況，也就意味著所有的公民代理必須完全符合條文所列的情況，毫無例外。省高院的《若干意見》又再次明確“當事人所在社區、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公民代理人的，應當從本社區、單位、社會團體成員中推薦。”一下子，將推薦的范圍大大縮小了。

　　第二，增加了當事人的工作人員這一范圍給職業公民代理提供了機會。當事人的工作人員在提供委托書以及可以證明勞動關系的材料之后，便有權作為公民代理人代理案件。當事人的工作人員雖然在之前的立法中并未明確列舉，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通常都會允許當事人的工作人員作為公民代理人參與訴訟活動，所以說新民訴法其實只是明確了這一群體，而并非新增了一個群體。但現實中，這一明確卻恰好給一些人找到了更好的依據。

　　第三，公民法律意識淡薄。他們對職業公民代理和專業訴訟代理概念的認識模糊，將職業公民代理人理解為律師的情況普遍。另一方面，當事人對訴訟專業性要求高的認識不深，易受眼前的利益驅使，選擇收費相對低的職業公民代理，而不考慮長遠的訴訟利益。

　　三、完善公民代理制度的建議

　　筆者認為一直以來對于公民代理問題的研究都存在一個誤區，即如何通過對公民代理制度不斷嚴格化的規定來限制職業公民代理人的存在。而這一研究方向最終所產生的效果卻不僅僅是限制了職業公民代理人，也給真正需要公民代理的當事人增加了困擾。誠然，公民代理應當有所規制，但是這種規制不能矯枉過正，從而違背立法最初制定公民代理制度時的本意。因此，結合上述問題，筆者認為對于公民代理制度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將當事人的近親屬擴大為親友。由于計劃生育的實施，獨生子女的增多，當事人近親屬范圍內的人數已經大大減少，再加上人口流動性的加大，人們外出工作、旅游等等，使得當事人常常找不到近親屬可以委托。從司法實踐來看，委托近親屬的人群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時間不能，因為工作或者人在外地無法分身(尤其是勞動工資案件中);第二類是身體不能，當事人生病(尤其是交通事故案件中)或者身體殘疾不便于參加訴訟的;第三類是知識不能，現實中確有不少當事人且不說法律知識可能連文化水平都不是太高，以自己的能力水平無法參與訴訟活動的。這三類人往往是打工人員、疾病患者、農民或者殘疾人，如果無法進行公民代理而必須委托律師，那么律師費對于他們來說又將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擴大可以擔任訴訟代理人的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的人群，以滿足當事人訴訟的實際需要。

　　第二，發揮人民法院在規制公民代理方面的主導作用。按照《若干意見》，雖然法院不再有權限直接許可某些公民有代理資格，但對于公民代理人提交的證明材料仍有審查的義務。在訴訟過程中，對公民代理人可能存在的違反程序、違規行為的，人民法院可依職權及時制止。另外，對公民代理人提交的身份證明、推薦材料法院只作形式上的審查，但是對于可能存在職業公民代理的情況，可以要求提供進一步的證明材料，比如證明勞動關系的，除了勞動合同外，可以要求提供交納社保的證明;而對于真正需要公民代理的情況，在材料上可以稍加放寬，只有委托手續而無相關身份證明、推薦材料的，應當允許庭后補交。

　　第三，完善公民代理的釋明引導工作。制定《公民代理須知》，將代理權限、法律后果、可能產生的訴訟風險、應當遵守的相關規定以及違法代理的法律責任告知當事人和公民代理人。當事人和公民代理人同時在場的，當場釋明簽字;若當事人不在場的，可以直接郵寄給當事人或者電話告知當事人，以確保當事人充分了解公民代理的風險，并增加當事人對公民代理人的監督。

　　第四，完善登記備案制度，有效落實“黑名單”制度。我省上一次的“黑名單”公示是在2008年，可見該制度一直流于形式。明確列入“黑名單”的標準，加強對職業公民代理情況的審查，形成上下級法院聯動審查機制，定期對全省范圍的職業公民代理情況進行公示，對職業公民代理起到直接遏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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