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個國家的法規政策都是不同的，當然也是根據各國的國情來制定的。物權法是我國法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涉及到關于征收的一些問題。本文是一篇 法律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我國征收制度的條件限制。

　　摘要：公權與私權的沖突與協調向來是我國立法所關注的焦點之一。而征收則是公法對公民所有權作出限制的典型。本文以我國《物權法》為研究中心，分析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不動產征收行為的法律規制，并立足于當代中國司法實務現狀，提出進一步完善相關立法的構想，同時結合國外立法實況進行比較論述。

　　關鍵詞：征收,沖突,限制,協調

　　一、引言

　　奧地利思想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曾言：“哪里沒有財產權，哪里就沒有正義”。該法諺言下之意為：公民合法的財產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法律明確認定某些特定情況下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外，任何人的合法財產權都不得被剝奪。然而，維護私權的合理性并非是絕對的。當公益與私益發生沖突且具有維護公益的必要性時，合理利用公權力以保全更大的公益則是實現利益衡平的一項重要手段，縱使須以犧牲私益為代價。

　　“征收”一詞是民法學中蘊含著公益與私益間的沖突與衡平的重要概念。所謂征收，是指國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強行將集體或私人所有的不動產歸為國有。從上述含義可以看出，征收蘊含著公權與私權間的利益博弈，其在本質上為公權對私權的限制。因而，國家必須施行相關法律法規以規制征收行為，對其作出嚴格的條件限制，避免因濫用公權而致使私權受到不當干涉。

　　二、國內外法律規范對不動產征收行為的規制

　　早在1951年，日本便制訂了專門用于規制土地征收的法律文件——《土地收用法》。其法理依據為《日本國憲法》第29條第3項“私有財產在正當的補償下可以用于公共目的”。具體來說，日本土地征收采“事業法定主義”。日本《土地收用法》第3條詳細列舉了可進行土地征收的各類公共事業，亦即對公共利益這一概念的具體內涵通過列舉的方式作出了嚴格限制。除此之外，在征收補償方面，日本的《土地征用法》遵循“無補償即無征收”原則，切實保障公民合法的財產權利。

　　在英國，土地征收常表述為對土地的強制性購買(compulsory purchase)，其主要的法律依據包括1965年的《強制購買法》、2004年的《規劃與強制性購買法》等。與日本法律不同，雖然英國立法亦強調土地征收的目的為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沒有通過列舉的方式列明公共利益具體涵蓋了哪幾類公益事業。在土地征收補償的規定方面，英國法律對此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包括補償原則、補償范圍與補償標準等方面。

　　我國《憲法》第10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在憲法的指引下，我國《物權法》第42條第1款明文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

　　筆者認為，相較起日本等其他國家對征收行為的立法而言，我國立法仍存在著對公共利益概念內涵的界定不嚴密、征收及補償程序透明度不夠等缺陷，亟待有關法律對其加以完善。

　　三、我國《物權法》對規制征收行為的缺位與完善

　　不可置否，我國《物權法》對不動產征收的規定較之早期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等法規，具備效力位階更高、規范更為全面等特點，極大的完善了我國的征收制度。具體來說，《物權法》對征收制度的完善體現在幾個“明確”上。其一，明確了征收的目的在于追求公共利益;其二，明確區分征用與征收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其三，明確承認被征收者所享有的征收補償權;等等。

　　總的來說，《物權法》的出臺使得我國在建立現代化征收制度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豐富了《憲法》中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的內涵。但從中外法律的比較研究中可看出，我國《物權法》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對征收制度的規制多為不明確的原則性規定，對某些問題的規定模糊不清。以下，筆者將提出幾點關于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征收行為的缺位及其相對應的完善方向。

　　(一)在對公共利益內涵的界定上

　　雖然我國《物權法》第42條規定征收必須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確未具體界定究竟何為“公共利益”。換言之，《物權法》對公共利益的表述過于抽象。公共利益是一個極具彈性的法律概念，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疇對于法官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具有重大意義。若法律沒有對公共利益進行具體限制，極有可能導致司法或行政機關在某些案件中對公共利益進行不合理的擴充解釋，致使國家機關假借公益之名濫用征收權，行謀取私利之實。在對公共利益的限制的方式上，我國學者眾說紛紜。國外對公益的限制有概括式、列舉式、排除式等立法例。

　　筆者認為除了需要對可以進行土地征收的各類公益事業進行限制，也需要對土地基于公益目的的使用時間進行限制。如果法律不對基于公益目的而使用土地的時間進行限制，則極有可能使得拆遷成為不法分子進行商業開發的借口與手段。如我國湖南省某市政府曾聲稱出于修建希望小學的目的而征收土地。但當希望小學建成后不到五年，該小學便被夷為平地，隨之“拔地而起”的是一幢幢高檔商業樓盤。若此時法律明確對基于公益目的而使用土地的時間進行限制，如規定希望小學建成后20年不可拆遷等，則可避免此類情況的發生。因此時間限制也是對公共利益進行限制的重要方面。具體限制時長則仍需法學學者結合具體土地用途等因素商討決定。

　　(二)在對征收程序的規范上

　　在我國《物權法》頒布以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對征收行為的規制起著重要作用，但《條例》公開性、民主性不足且無司法權介入等弊端使其備受詬病，不利于我國征收制度的完善。《物權法》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條例》的缺陷，但在征收程序的規定上仍有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司法權的缺位。司法權是維護社會公正和平和秩序的一項重要公權力，素來被法學家譽為“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因而司法權介入征收決定和征收補償不僅能夠提高征收的民主性，賦予當事人提出異議、救濟權益的權力，更是建設現代化法治國家之必須。在法學家的倡導下，我國于2011年施行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14條規定：“被征收人對市、縣級人民政府做出的房屋征收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國家征收行為屬于具體行政行為，而該條例明確賦予了被征收者可通過訴訟渠道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權利，是對我國征收制度的重大完善。但該條例僅適用于國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其適用范圍是否能夠擴大到其他征收行為仍有待商榷，但該項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司法干預征收行為的趨勢與潮流。

　　其二，缺乏監督，公開性與民主性不夠。要保障征收權的正當行使，必須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監督機制，保障被征收人、被拆遷人的知情權、聽證權、陳述權、申辯權、參與決策權等。可以通過多方面措施來構建完善的監督程序，如建立健全論證、聽證程序，充分發揮行政系統內外部監督的作用，等等。

　　(三)對征收補償的限制上

　　我國《物權法》第42條雖規定“征收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應當依法給予拆遷補償”，但該法規未對補償的范圍、內容、程度和時間等作出具體規范，規定粗陋簡單且不明確。因此，相關法規需要明確由于征收行為導致的企業的經營損失、個人的失業損失、鄰地損失、承租人的損失等的賠償方案。

　　在補償程度方面，《物權法》規定“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該項條款對于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但該規則也需要進一步具體化，需要進一步明確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取得的相關規則，如社會保障費如何取得、能夠取得多少、無法取得時可采取的救濟措施等。

　　除上述外，在征收補償的時間上，學理觀點主要有二，其一為先拆遷后補償，但加以時間限制;其二，先補償后拆遷。顯然，后一種補償方式更為合理、更符合以人為本的法治理念，因而成為學理通說。我國于2011年施行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27條規定：“實施房屋征收應當先補償、后搬遷”。該規定便明確采納了第二種學理觀點。

　　四、結語

　　綜上所述，對征收行為進行嚴格限制是具備其合理性、正當性及現實必要性的。在當今中國司法改革進程不斷推進及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進一步完善我國《物權法》中對征收的相關規定，出臺相關規定以合理規范征收行為，不僅是對憲法賦予人民的合法財產權利的保障，亦是我國實現建設法治現代化國家目標、順應世界法治改革潮流之必須。

　　法律職稱論文發表期刊推薦《行政與法》作為校(院)的窗口，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鄧小平理論，堅持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把握正確的導向，貫徹、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提高政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的管理水平和技能，研究探索行政管理與法律工作中相關問題，具有鮮明的理論性、實踐性、權威性、可讀性，為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務，為廣大教師及科研人員提供展示科研成果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