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是規定各類公司的設立、活動、解散及其他對外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市場的主體法。很多大學都開設了法律專業，其中公司法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向。本文是一篇公司法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檢察管理模式創新的定位困境與角色困境。

 　　論文摘要 建立有別于行政管理體制的檢察管理模式是當前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議題，本文從檢察機關當年面臨的定位困境與與角色困境，深入探討了法律監督屬性與行政管理體制之間的碰撞，以及檢察官身份與獨立行使檢察權之間的碰撞，指出當前檢察權運行體制嚴重違背了司法權的運作規律，不利于實現司法公正目標，不利于檢察權的依法獨立行使，進行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論文關鍵詞 檢察管理,法律監督,職能錯位,司法改革

　　一、定位困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盡管對于“法律監督”的性質，不同學者提出不同的見解，但從當前中國的法律實踐來看，檢察機關屬于司法機關的論斷已經在實然層面得以普遍確認。檢察權及檢察工作的司法屬性(規律)要求檢察管理區別于普通的行政機關管理，即檢察機關的司法定位旨在破除管理模式上的行政化色彩。然而，當前檢察管理過程中所呈現出的行政化甚至半軍事化特征嚴重制約了檢察權的順利運行，從根本上制約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履行。

　　(一)法律監督屬性對檢察管理的根本要求

　　何為法律監督，顧名思義，即是監督法律規則正確實施。法律監督的屬性本質上是司法屬性，因此檢察管理工作應該契合司法管理的屬性規律，即嚴格按照司法的特性開展工作。一是中立性。司法中立是檢察機關作為司法機關的首要屬性，不偏不倚，中立裁斷，是實體正義的要求，也是程序正義的要求。二是被動性。決定了檢察機關不可能像普通行政機關那樣主動執行法律，而是依據當事人的告訴、申請被動啟動工作職能。司法的被動性是確保裁判過程和結論獲得爭議各方普遍認同、確保裁判者的公正形象得到社會公眾信賴的基本保證之一。 “提前介入偵查”、“深挖案源”、“為地區經濟社會保駕護航”等口號與表述都是有違于司法權被動特征的。三是客觀性。該特性是依附于中立性的司法屬性而存在的，指的是檢察機關履行檢察職能職能依據客觀的證據材料和法律規定明斷是非，從而做到公正司法，不偏袒任何一方當事人。四是獨立性。表現在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便是只依據法律的規定行使職權，不受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個人的干涉。五是終局性。是指司法作為化解社會矛盾、定紛止爭的最后一道防線，具有最終的權威性，非經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推翻已經作出的司法決定。如檢察機關所作的不立案、撤銷案件、不起訴等都體現了司法終局性的特性。

　　(二)行政審批、集體負責的辦案體制

　　從我國當前檢察權運行的實際現狀來看，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主要采用由“承辦人辦理-部門負責人審批-檢察長或檢委會決定”的權力運作模式，這種層層審批、集體負責的行政化管理特點直接違背了司法權的運行規律，構成對案件辦理親歷性和直接性的挑戰。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一線辦案人最了解案情但最沒有發言權，有時甚至連一件極其簡單的刑事案件的命運都無法掌控，這在根本上不利于辦案效率的提高，不利于檢察人員司法職業的認同感，不利于辦案責任制的真正落實。

　　(三)行政化的議事決策機構

　　根據《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在我國，檢察長統一領導檢察院的工作。各級人民檢察院設立檢察委員會，檢察委員會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檢察長的主持下，討論決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應當說，這種針對重大、疑難案件集體討論的決策機制是建立在民主原則和以防范冤假錯案為理由基礎上的重要辦案機制，具有十分理性的價值考量。但是，實踐中的檢委會組成人員多半是按成員的行政職務從高到低構建而成的，受該行政隸屬關系的影響，其導致的必然結果便是：決策形式上的民主、實質上的“一言堂”。行政化的議事決策機構扭曲和弱化了組織法上設立檢委會的初衷，使得決策的民主化趨于個人專制，最終給檢察機關的權力運行蒙上“人治主義”的面紗。

　　(四)行政化的檢察官管理制度

　　檢察官管理屬于檢察人事管理的重要內容，目前，在創新檢察管理模式的探索中，探索建立符合司法屬性和司法規律的檢察人員管理體制成為近年來檢察改革的重點。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在沒有對檢察人員實行分類管理的現狀下，對檢察人員的管理仍然沿用與普通行政人員一樣的管理模式。行政化的檢察官管理體制降低了檢察人員的司法職業認同感，不利于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創建，也嚴重阻礙了檢察職業化和專業化建設。

　　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當前的檢察業務和檢察人事管理均存在嚴重的行政化色彩，與檢察機關作為司法機關的屬性相背離，嚴重違背了司法權的運作規律，最終不利于實現司法公正目標，不利于檢察權的依法獨立行使。

　　二、角色困境

　　“檢察官”是檢察權行使的主體和重要載體。按照我國檢察官法的規定， “獨立行使檢察權”是首要原則，由于我國檢察權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所呈現出的行政化的檢察管理體制，已然對“獨立行使檢察權”構成了嚴重威脅，除此以外，檢察官在角色錯位、權力異化、責任承擔等方面也常常陷入瓶頸之中，成為我國檢察管理創新的重要障礙，也使得我國的檢察管理創新喪失最根本的動力。

　　(一)角色錯位

　　受中國傳統社會專制集權統治的思想，中國的司法一直缺少獨立的精神土壤，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檢察機關是隸屬于審判機關進而附設于行政機關的，盡管很快建立起了專門的檢察機構并隨之從行政機關體系剝離，但具有獨立司法精神的司法傳統卻沒有建立起來。一方面是檢察機關人事、財政的地方政府高度依賴化，一方面是人民大眾對“司法獨立”的企盼和對司法腐敗的痛惡，限于地方檢察機關制約監督同級政府的乏力，檢察官的價值取向被迫扭曲，內心的價值觀念產生碰撞。另外，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檢察官直接參與案件的辦理，對案件的定奪和判斷是最感同身受的，也是最應有發言權的，但是不論從組織法的規定還是從訴訟法的規定來看，我國目前都僅承認檢察院是唯一獨立行使檢察權的主體，檢察官的自身獨立性并不受到認可，其在訴訟過程中僅作為檢察機關意志的執行者，本身缺乏獨立的訴訟地位。

　　(二)權力錯位

　　在一個科學的檢察管理體制下，案件交由檢察官辦理，并由檢察官負責，那么根據權責相統一的原則，就應當同時賦予檢察官獨立的辦案權力，這種獨立的辦案權限在本質上是與檢察官的角色相一致的。如前所述，由于當前我國的檢察管理體制實行司法管理與行政管理并軌制，整個管理流程充斥著大量的行政化痕跡，這就使得檢察官的檢察權難以得到有效行使，加之缺乏有效的與機關決策者(領導者)溝通與意見反饋機制，在具體的案件處理過程中，就很難抵制上級的不當干預，在處理案件時受到的掣肘很大。

　　(三)權利錯位

　　雖然，我國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就檢察官的職業保障作出了明確規定，但大都蜻蜓點水、點到為止。以檢察官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為例，檢察官法的規定非�；\統模糊，這就容易造成法律確認的權利難以在現實中實現的尷尬局面。又如對檢察官身份權利的保障方面，法律硬性規定難以對抗現實中由同級黨委的組織部門審批認定的實踐做法，導致多數權利性條款被架空，檢察官的權利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檢察機關是由許多具有獨立人格的個體組成，檢察管理創新的最終落腳點亦應在人。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現有的檢察管理模式使檢察官主體的角色定位發生異化，這就造成了目前檢察管理體制創新模式中最大的始源性障礙�？傮w而言便是，在行政管理體制下，在身份上與同級黨政機關的公務員并無分別，但就工資待遇、職級晉升相比處于較大略施，并且與檢察官自身所承擔的司法責任并不相匹配，從而造成了檢察官對身份榮譽感認識不強等消極問題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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