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2日專家組報告分發給各成員之后，中國政府于2009年9月22日通知WTO，決定就專家組報告中涉及的一系列法律問題和專家小組的一些法律解釋問題向上訴機構提出上訴。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中就“錄音產品分銷服務”所作出的承諾是否僅適用于物質產品，是否還適用于電子方式分銷的產品論文。
　　專家組的結論是，電子分銷屬于中國所作出的承諾之列，中國禁止外資實體在中國從事錄音產品電子分銷業務，而對國內此等服務提供者卻沒有類似的禁止措施，這違反了《服務貿易總協定》第17條的規定。①
　　中國政府認為，專家組的上述結論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結果源于專家組對條約術語“錄音產品分銷服務”的錯誤解釋。中國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專家組對有關WTO協定及特定術語的宗旨和目標的分析是有缺陷的，因為“錄音產品分銷服務”存在著幾種含義。尤其重要的是，專家組在分析過程中沒有考慮到可對其解釋提供相關指導的一些重要原則，如遵循主動列舉原則、達成平衡減讓和逐步自由化原則，等等。據此，中國政府堅持認為這些原則要求專家組在審理此案時要認真考慮如下因素：(1)WTO成員決定其服務市場開放的空間和范圍的主權。(2)在《服務貿易總協定》承諾表中缺乏明確的特定承諾的情況下，一項特定服務不應被認為屬于任何承諾的內容。(3)《服務貿易總協定》序言明確地宣稱，應“通過在相互有利的基礎上，促進所有利益方參與的后續回合的多邊談判，……同時適當尊重國家政策目標”來取得逐步自由化。②中國政府特別強調，適當檢討《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目標和宗旨，意味著中國對“錄音產品分銷服務”的承諾應基于條約締結當時的定義。然而，專家組對條約術語解釋采用的是一種“變革的方法”，即將中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中的承諾以其當代意義進行解釋。依照中國的觀點，逐步自由化原則不允許一個WTO成員所承諾的范圍基于“語言的現時變化”予以擴展。③因此，中國認為，條約術語的解釋應該依照條約締結時，而不是爭端產生時的定義進行解釋論文。
　　美國顯然同意專家組在這個問題上的解釋方法。“……至于逐步自由化原則要求專家組對中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承諾表中有關術語的解釋應依照中國入世時的意義進行的觀點，美國認為這種解釋方法會對一個成員的承諾設置一種限定，而這種限定在其承諾表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不符合《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要求。”④
　　上訴機構維持了專家組的意見，即錄音產品的電子分銷屬于中國所作出的承諾之列。為了形成這一結論，上訴機構在如何對條約術語進行解釋問題上注入了一些新的視角(尤其是在條約術語的含義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生了變化的情況下)，這一情況頗值得我們重視和思考論文。
　　首先，上訴機構認為，中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承諾表中使用的術語，即“錄音產品”和“分銷”具有充分的一般性，這些術語使用的情形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上訴機構注意到，《服務貿易總協定》承諾表與《服務貿易總協定》本身和所有WTO協定一樣，都是WTO成員(不論是創始成員，還是后來接納的成員)締結的一種無期限的、具有繼續義務的多邊條約。
　　其次，上訴機構斷定，基于條約術語通常意義的概念來解釋《服務貿易總協定》具體承諾的術語，其唯一的意思只能是承諾表締結當時所具有的含義，這樣的解釋意味著極為相似或類似措辭的承諾取決于這些承諾通過之時或一個成員國加入條約的日期而被賦予不同的含義、內容和范圍。依上訴機構的推定，這種解釋會損抑經過后續回合談判達成的《服務貿易總協定》各項具體承諾的可預見性、安全性和清晰性，這些承諾必須依照國際公法解釋的習慣規則來解釋論文。
　　再次，上訴機構還援用其在“美國龍蝦案”中對GATT1994第20條(g)項中“可枯竭自然資源”所采用的解釋方法，來進一步證明其在本案中對這一問題裁決的正確性。在“美國龍蝦案”中，上訴機構指出，GATT1994第20條(g)項中“可枯竭自然資源”措辭在五十多年前就已形成了，必須通過條約解釋者根據國際社會對環境保護和維護的當代關切來解讀。同時上訴機構還援引《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序言中“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措辭來佐證環境保護作為當代國家和國際政策目標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上訴機構由此得出結論：GATT1994第20條(g)項中的“自然資源”是一般性術語，其內容或范圍不是“靜止的”，而是“變革”的，它既指生物資源，又包括非生物資源。⑤上訴機構援用此案的用意在于，其在本案對于“錄音產品分銷”的解釋方法與其先前對于“可枯竭自然資源”的解釋方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