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嘗試分析墨西哥獨立媒體的產生及其在墨西哥政治轉型中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變革推動者、危機事件和經濟私有化改革 多因素作用下，革命制度黨政府的庇護主義媒體控制制度逐漸瓦解，以公民社會模式媒體和市場驅動模式媒體為核心的獨立媒體開始產生并發展壯大。獨立媒體在墨 西哥政治轉型中起了很大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墨西哥選舉過程的影響上。

　　關鍵詞：國際政治論文發表,獨立媒體,政治轉型,墨西哥政治,比較政治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于2000年總統選舉中失敗，輸掉了總統職位，后期處于反對黨地位的國家行動黨贏得總統職位，獲得了執政地位，墨西哥多年的政 治轉型告一段落。中國學者在考察墨西哥政治轉型過程時主要著眼于以下幾點：墨西哥政治轉型是革命制度黨政策調整和政治改革的產物，走了一條漸進、和平的政 治轉型道路。[1]墨西哥政治轉型過程中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重大事件對墨西哥政治轉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墨西哥政治轉型具有更重要的動 力來源，即社會運動對黨國體制的反抗與施壓。[3]還有學者認為政黨在墨西哥政治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

　　在這些解釋中，有一個重要因素被相對忽視了，那就是墨西哥的獨立媒體。最近，有傳播學的學者在這方面作出嘗試，試圖從獨立媒體這一視角分析墨西 哥的政治轉型過程。[5]但是該研究對于影響墨西哥獨立媒體產生的原因及其在政治轉型過程的作用分析得并不充分。本文希望能夠更加深入地探究墨西哥獨立媒 體的產生過程及其在政治轉型中所發揮的作用。

　　一、獨立媒體的界定

　　依據新聞媒體能否在新聞報道中展示自主性，報道對象是否具有多樣性，以及能否在信息收集中展示主動性，休斯將墨西哥媒體劃分為三類：公民社會模 式，威權模式，以及市場驅動模式。[6]4其中威權模式媒體的主要特征是，在新聞報道中缺乏自主性，只表達支持現政府立場的觀點，報道對象主要是革命制度 黨政府，反對黨和邊緣群體很少受到關注，新聞來源主要靠被動接受來自政府的新聞發布和公告。與之相反的是公民社會模式媒體，它的產生能夠創造一個充滿活力 的公共空間，最終帶來具有參與意識的公民社會和具有責任意識的政府。要做到這一點，公民社會模式媒體必須在新聞報道中表現出自主性，向民眾傳達多樣性的觀 點，主動地去收集新聞信息。市場驅動模式媒體更多地將新聞報道當作有利可圖的生意，它獨立于政府卻不獨立于市場，當觀眾和廣告商需要時，它會提供多樣性的 政治信息，在新聞收集過程中表現出主動性。但是出于同樣的理由，它們也會對特定的政治力量進行偏袒性的報道，只要這樣做符合本集團的利益。

　　威權模式媒體與公民社會模式媒體和市場驅動模式媒體之間存在著明顯不同，前者仍然屬于第一節中所提到的傳統媒體，而后面兩種則是新興的媒體或者 傳統媒體轉型的產物。在與政府的關系模式上，后面兩種媒體模式可以歸為一類，雖然它們進行新聞報道的初衷不同――一個是為了完成自己在公民社會中的角色， 另一個則是為了追求商業利益――但是它們都擺脫了革命制度黨政府的媒體控制制度，在新聞報道中擁有自主性、多樣性和主動性，休斯認為這兩類媒體也可以被稱 為“獨立”媒體。[6]6

　　勞森認為墨西哥媒體的獨立性可以通過考察其新聞報道中的9項指標進行測量，這9 項指標又可以歸納為三類：議程設置，主動性和政黨立場。[7]64議程設置主要是考察媒體對待政府主張的態度，是簡單地進行照本宣科式的公布，還是自己設 定報道主題，并進行獨立調查，發布一些不同于政府主張的新聞報道。主動性主要是指媒體是否敢于報道一些敏感的新聞，比如毒品交易、政府腐敗、選舉舞弊、反 對黨抗議和政府鎮壓等，這些新聞主題都是革命制度黨政府最不希望出現在新聞報道中的。政黨立場主要考察媒體對待革命制度黨的態度，是做革命制度黨政策的宣 傳者還是批評者。

　　二、墨西哥獨立媒體的產生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墨西哥是研究獨立媒體產生過程的最佳場所。墨西哥獨立媒體的產生具有過程上的漸進性、模式上的可觀察性和內容上的可測量性，我們可以很好地考察影響墨西哥獨立媒體產生的因素及其過程。[6]12

　　(一)變革推動者與獨立媒體的出現

　　媒體所有者關于媒體在社會中角色觀念的轉變和他們朝獨立媒體方向的努力，是獨立媒體出現的原動力。[6]33-44在庇護主義媒體控制體制下， 維護這一體制從而獲取經濟利益才是媒體所有者的理性選擇，選擇脫離這一利益聯盟明顯是一種經濟上非理性、政治上有風險的行為，作出這樣選擇的媒體所有者只 能是出于對一種更優先級別的事項的追求，并愿意為此承擔風險。墨西哥媒體中最先表現出獨立傾向的是印刷媒體，其中走在前面的是兩家歷史悠久的報紙――《至 上報》(Excélsior)和《北方報》(El Norte)，這兩家報紙的共性在于，它們都是由具有相似觀念和視野的團隊創立的，這些團隊的核心成員對媒體在社會中的角色持相似的看法。

　　《至上報》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胡里奧・斯科爾(Julio Scherer)任主編，在他的主導下，《至上報》變得越來越具有獨立性，越來越敢于超出革命制度黨政府為新聞報道設置的界限，揭露墨西哥威權體制中不太 光鮮的一面。它讓民眾發現墨西哥還存在著另一個貧窮落后的世界，在它的報道中經常出現一些無地的農民、失業的工人以及無依無靠者，它還向民眾展示了這個國 家一直都存在著的沖突和斗爭。[7]66-67這些新聞題材很少出現在以前的媒體報道上，《至上報》的新聞報道極大地改變了墨西哥報紙的報道尺度。

　　另外一家表現出獨立傾向的報紙是來自新萊昂州的《北方報》。該報創辦于20世紀30年代，1971年由24歲的亞歷杭德羅・朱昂科 (Alejandro Junco de Vega)繼承，他是家族中第一個擁有系統新聞專業訓練的媒體人，一經接管《北方報》，他便著手將該出版物進行專業化改造。[6]114從1972年到 1978年，《北方報》招聘了大批的大學畢業生，替換掉原有的老雇員，這些新人都統一根據專業的新聞規范進行訓練，他們的培訓、薪資和晉升都是根據新的原 則進行。記者不再從廣告中提取傭金，不得輕信任何官方的消息來源，也不允許從政府那里接受津貼，雇員一旦被發現接受了政府賄賂便會遭到解雇。報社給記者的 工資高于同行業從業者很多，還會為那些隨政府出訪的記者報銷食宿，而不是依賴政府。墨西哥獨立媒體的產生依賴于一群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變革推動者。他 們對專業的新聞規范持有堅定的信念，對媒體在社會中的角色有新的認識，對政府控制媒體持反對態度。最重要的是，他們控制了媒體的組織資源，有能力塑造自己 所在媒體的價值傾向、行為規范和世界觀。[6]38 　　在政府的主導下，1976年斯科爾和他的核心團隊被從《至上報》清除出去，政府用一支更聽話、更親政府的團隊替代了斯科爾的團隊。在斯科爾團隊被清除 出《至上報》之后，他們沒有選擇逃避，而是創辦了一份更為獨立的新聞雜志――《前進》雜志(Proceso)。第二年他們接著創辦了《一加一報》 (Unomásuno)，后來又創辦了《工作日報》(La Jornada)，這些報紙和雜志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至上報》。[8]這種選擇性擴散不僅表現在新媒體的創辦上，還表現在獨立媒體之間的人員流動 上，比如《金融家日報》(El Financiero)在成立之初便聘請了許多《至上報》的編輯和記者，后來《世界報》(El Universal)的轉型以及1993年《改革報》(Reforma)的創立同樣采取了相似的方式。

　　(二)危機事件是獨立媒體產生的催化劑

　　在墨西哥獨立媒體產生過程中，危機事件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當媒體轉型處于一種過渡狀態時，一些獨立媒體已經出現，專業的新聞報道模式也已經存 在，另一些媒體剛剛啟動轉型，但是仍有一些媒體依然維持著原有的運作方式。此時一些危機事件的出現，往往會影響媒體所有者的選擇，成為這些媒體走向獨立的 契機。與新聞專業主義相比，這些媒體所有者更為需要的是“運氣”和“時機”。[9]

　　1985年墨西哥發生的大地震，對墨西哥廣播媒體的轉型產生了重要影響。民眾在地震中的反應使廣播媒體所有者意識到，墨西哥民眾不再是政治上愚 昧的群體，他們渴望獲得真實、準確的信息，這是一個巨大的等待開發的聽眾市場，只要他們愿意嘗試新的廣播方式。廣播媒體所有者發現新聞廣播具有巨大的商業 價值，便積極對原有的新聞報道方式進行改變，吸收印刷媒體中出現的專業新聞規范的做法，努力去開發這一市場。[7]99-103民眾對這種改變產生了強烈 的反應，那些率先做出轉變的廣播電臺迅速占領了墨西哥城的廣播市場，收聽率以及隨之而來的廣告收入也開始大幅攀升。

　　墨西哥最大的報紙《世界報》與革命制度黨政府的決裂，也是起因于危機事件。1994年總統選舉期間，革命制度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科洛西奧 (Luis Donaldo Colosio)在競選途中被人暗殺，《世界報》的所有者佛朗西斯科・艾利是科洛西奧的朋友，他認為政府對這一事件的解釋不符合事實，作為回應，《世界 報》對這一事件進行了持續的報道。《世界報》對該事件的報道，是該報與革命制度黨政府決裂的開始。[6]143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總統最先對報道進行干預，要求《世界報》停止對該事件的新聞報道，后來繼任的總統塞蒂略(Ernesto Zedillo)也下達了同樣的命令，并通過內務部要求艾利停止現在的新聞報道方式。可是此時的艾利已經決定繼續改變《世界報》的新聞報道方式，還讓該報 紙的記者重新對科洛西奧暗殺事件進行深入的調查。艾利的做法最終招來了政府的打壓。事后艾利陳述自己的想法時說，“可以說這一事件重新推動我繼續朝前走， 就好像他們給我注射了維他命，不斷催促我向前走，不斷地說出事實真相，當然我這樣做也給他們造成了損害。”[6]144

　　(三)私有化經濟改革與電視媒體的轉型

　　革命制度黨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最終還是波及了電視媒體。薩利納斯政府于1993年8月將國有電視頻道私有化，這項私有化改革的結果是阿茲特克電視 臺的成立。[7]103這為墨西哥電視媒體帶來了商業競爭，打破了墨西哥電視集團的壟斷地位，近20年來，電視集團第一次面對擁有雄厚資金和先進技術設備 的全國性電視臺的挑戰。面對來自阿茲特克電視臺的競爭，電視集團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其中對其獨立性最具影響的措施是它開始嘗試增加一些獨立性的新聞報 道。雖然這一過程進展得非常緩慢，并且電視集團仍然盡量避免報道一些敏感題材的新聞。

　　以墨西哥電視集團的王牌新聞節目“24小時”為例。一直到 1993年，“24小時”的新聞報道模式基本上沒有什么改變，基本上以報道政府題材的新聞為主。但是自從阿茲特克電視臺成立以后，電視集團對政府題材的新聞報道開始急劇下降。[7]107這說明隨私有化政策而來的商業競爭促使電視媒體向獨立媒體轉型。

　　三、獨立媒體在墨西哥政治轉型過程中的作用

　　勞森認為獨立媒體在墨西哥政治轉型過程中發揮了三種作用。大量的丑聞被獨立媒體曝光，它們為墨西哥民眾揭示了革命制度黨威權體制真實的運作機 制，將這一體制中被隱藏的部分揭露出來，損害了革命制度黨的形象，降低了威權體制的合法性。[7]138-156獨立媒體在新聞報道中逐漸摒棄了革命制度 黨話語，采用了一種新的公民社會話語，這種公民社會話語改善了反對黨在民眾心中的地位，使反對黨政治活動具有政治轉型意義。[7]125-137獨立媒體 在選舉中對各政黨進行均衡的報道，保證反對黨可以將自己的信息有效地傳達給民眾，使選民對反對黨有所了解。[7]157-170

　　事實上，只有將獨立媒體的上述影響放在墨西哥的選舉過程中，才能更充分地理解獨立媒體在墨西哥政治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墨西哥政治轉型中的關鍵行 動者是政黨，墨西哥反對黨爭取民主的主要方式是參與選舉，在長達幾十年的選舉競爭中，反對黨逐漸熟悉選舉，并且通過選舉獲得了一定數量的選舉性職位，使它 們相信選舉是實現政治轉型的最可行的途徑。

　　(一)丑聞的揭露及其對革命制度黨選舉的影響

　　到了20世紀80年代，由于獨立媒體的存在，一些重大的丑聞被曝光出來，并產生了大量的跟蹤報道，關于毒品交易、政府腐敗、選舉舞弊及政府鎮壓的新聞不斷地出現在出版物、廣播甚至電視上。

　　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電視媒體對丑聞的報道還很低，其重點報道對象仍集中在“一般性政治”上。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電視媒體上關 于“一般性政治”的報道下降了37.5%，僅占32.5%;但是關于“政府腐敗”和“人權問題”主題的報道卻不降反升，關于“犯罪活動”、“安全問題”和 “民眾抗議”主題的新聞報道則增加了18%，達到23.8%。[6]164總之，在20世紀90年代，關于丑聞的新聞報道在獨立媒體上已經非常普遍，丑聞 成了墨西哥威權體制的重要特征。 　　大量丑聞的曝光，損害了革命制度黨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形象，降低了革命制度黨執政的合法性。這些影響的直接表現便是，革命制度黨在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中 獲得的選票數量迅速減少。在1982年大選時，革命制度黨在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仍然超過了2/3，但是1988年以后便迅速下降，1997年革 命制度黨失去了一黨獨大的優勢地位，到了2000年大選時，革命制度黨的得票率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僅有36%多一點。[10]

　　(二)公民社會話語的形成及其對反對黨選舉的影響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一種新的公民社會話語開始出現在獨立媒體的新聞報道和評論中。社會中組織起來的民眾不再以革命制度黨的職團部門或社會階 級等術語來描述，而是以公民社會這一術語來描述;政治對抗不再被看作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之間的斗爭，或者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斗爭，它被描述為正在出現的公 民社會與墨西哥威權體制――以革命制度黨政府為代表之間的斗爭。到了1988年，在獨立媒體上，像《前進》雜志和《工作日報》上，用公民社會話語對政治現 象進行解讀已經非常普遍。[7]129

　　根據傳統的觀念，國家行動黨代表了墨西哥革命的對立勢力。而左派政黨自認為自己是墨西哥1910年革命最正當的繼承者，它們代表著窮人的利益。 在這樣的話語體系下，反對黨僅僅是一些反動的或者狹隘的利益群體的代表者，只有革命制度黨才是墨西哥民眾唯一有效的代表者，這種觀念的結果就是選民在選舉 中很少會把反對黨作為一個選項認真考慮。但是如果根據公民社會話語進行政治斗爭觀念上的重構，那么反對黨在選民心中的地位將大大改善，它們不再是反動的或 者狹隘利益群體的代表者，而是反對革命制度黨威權統治的政治行動者，它們的政治活動便具有了實現墨西哥政治轉型的意義。這種觀念上的轉變給反對黨的選舉帶 來了積極影響，其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反對黨在那些獨立媒體比較發達的州的選舉中表現最好，最終導致反對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地方選舉勝利。

　　表1展示的是在1994年和2000年總統選舉情況，可以看到，兩個反對黨尤其是國家行動黨，在獨立媒體發展良好的州有很好的表現。在1994 年總統選舉中，革命制度黨獲取選票總數比國家行動黨多了將近1倍，但是在擁有獨立媒體的那些州，兩者獲得選票數量則沒有多大差距。在 2000年總統選舉中，國家行動黨獲得的選票總數僅僅比革命制度黨多了18%，但是在擁有獨立媒體的那些州，兩者獲得選票總數的差距則相當大。在兩次總統 選舉中，民主革命黨都只在墨西哥城獲得了較好的選舉表現，而墨西哥城在墨西哥是獨立媒體最為集中的地方。這些數據說明，獨立媒體創造的公民話語對反對黨選 舉有積極的影響。

　　(三)均衡的選舉報道及其對反對黨選舉的影響

　　1995―1996年，墨西哥主要政黨就憲法修正案達成了協議，這次選舉改革之后，墨西哥聯邦選舉委員會獲得完全的自治。[11]新成立的聯邦 選舉委員會開始監督媒體關于選舉的新聞報道，不單記錄媒體在選舉報道中分配給各政黨及其總統候選人的時間，還記錄下這些報道的語氣，有意地保證媒體在選舉 報道中的均衡。另外，這次選舉改革還為各政黨的競選活動提供公共資金，其中30%平均分配給各政黨，70%根據政黨選舉得票數進行比例分配。根據這項規 定，兩個主要反對黨尤其是國家行動黨獲得了大量的競選資金，它們利用競選資金在媒體上投放廣告，保證了相對均衡的報道機會。[12]

　　獲得均衡的選舉報道是墨西哥反對黨長期以來一個重要的政治訴求，其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反對黨，尤其是國家行動黨。表2展示的是 1979―2000年兩個主要反對黨在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可以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無論是在總統選舉還是在國會選舉中，國家行 動黨獲得的投票率都維持在15%左右，但是1994年以后國家行動黨的得票率出現了明顯的增長，并在 2000年大選時達到頂峰，這與該黨在媒體中獲得了越來越均衡的選舉報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在2000年的大選中，墨西哥選民采取了策略性投票，但是由于 兩個主要反對黨在媒體的新聞報道中獲得的待遇不同，國家行動黨被選民看作是最有可能擊敗革命制度黨的反對黨，結果在策略性投票下受益的是國家行動黨而非民 主革命黨[13]，這從兩個反對黨在1994年、1997年和2000年所獲投票率變化可以看出。

　　四、小 結

　　墨西哥不同類型的獨立媒體進行新聞報道的初衷不同，但是在與革命制度黨政府的關系上具有共同之處：在新聞報道中擁有一定的自主性、多樣性和主動 性。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的變革推動者是獨立媒體產生的原動力，這些早期出現的獨立媒體財務上的成功和職業上的聲譽，使它們的獨立傾向和專業新聞規范擴散到其 他媒體。危機事件的出現加速了傳統媒體向獨立媒體的轉型，革命制度黨政府采取的私有化政策將電視媒體也推向了獨立。選舉活動是獨立媒體在政治轉型上發揮作 用的主要政治場所，這種作用的獨特含義還需進一步地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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