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拉鐵摩爾在對中國邊疆的研究中過于強調北方邊疆，而忽略南部邊疆，強調地理和經濟因素對中國核心區域的范圍的界定，而未能認識到南部邊緣地帶與核心區域互動的復雜性，以及這些互動在形塑華夏過程中的作用。王銘銘在“藏彝走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中間圈的概念，這一概念涵蓋了拉鐵摩爾提出的內陸邊疆地區，也包括了西南的藏彝走廊和東南的部分少數族群。在考慮中國的南部邊疆問題時，從核心圈、中間圈和外圈三個圈層的互動角度來解讀這種時代變化，對中國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

　　關鍵詞：期刊發表論文,內陸邊疆,中間圈,多元一體,南方邊疆,天下觀

　　王明珂在對族群邊緣進行研究時，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起來像個圓形。造成族群邊界的是一群人主觀上對外的異己感，以及對內的基本情感聯系。中國的邊疆在哪里，應該同樣由圍繞它周圍的異文化族群來決定。中國歷代的王朝更迭基本發生在內陸，來自海洋外的威脅只是晚近到清末才開始加劇，因此，在官方傳統的史書中，對游離于帝國外的世界的描述具有明顯的區別。同樣是化外之地，亞洲內陸邊疆的形象往往更為人格化，具有明確的世系和經濟生活描述，只是在某些不符合中原倫理道德的習俗方面為史官所輕視。與之大相徑庭的是帝國的南部邊疆，包括西南邊疆和海洋邊疆，前者稍好，在史官的記載中雖然模糊不清，但有逐漸清晰的趨勢;后者是帝國最不關心的區域，是充滿未知和危險的黑暗地帶。

　　一、拉鐵摩爾的內陸邊疆互動

　　在西方學者對中國邊疆問題的研究中，最著名的研究著作之一應該是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拉鐵摩爾最初對亞洲內陸邊疆的觀察是以非學者的形象出現，這些形象包括旅行者、商人，關注的是商路與貿易。從其在序言中的自述可知，在對旅行途中隨身攜帶的斯坦因、斯文赫定等探險者的各類游記的閱讀中，拉鐵摩爾才產生了對亞洲內陸的歷史、地理和各民族習俗的興趣。意識到自己知識儲備的不足后，他來到哈佛大學進行了短期人類學研究，從此才開始了以學者眼光的觀察。

　　這種獨特的學術道路，影響了拉鐵摩爾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拉鐵摩爾的研究更多是在學術旅行中進行的，缺少人類學家典型的田野模式。在拉鐵摩爾的概念中尤其強調草原邊緣地帶，即在中原帝國與草原之間的接觸線形成的一個過渡地帶，其問居住的人員混雜，既有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國影響的草原部落，又有一些受不同程度草原影響的漢人。此區域的擴大和縮小與邊緣地帶南北的政局有關，當南北緊張之際，雙方各自退回自己所屬的草原或內地;當此地區長期穩定，邊緣地帶的范圍就會擴大，當擴大到一定程度時就具有了獨立社會秩序的地位，進而在政治格局中產生重要作用。

　　在研究中拉鐵摩爾并未簡單關注游牧社會的重要性，而是將視野放大到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之間的過渡地帶以及這一地帶如何成為中國歷史變革的動力源頭。這一過渡地帶的發現，起源于他對長城的認識，他發現對漢族是邊緣的長城，對整個的亞洲內陸卻是一個中心。拉鐵摩爾沒有被當時流行的民族國家觀念所束縛，沒有將“中國”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長城”作為民族國家的“邊界線”來處理，而是視為一個廣闊的邊緣地帶。

　　拉鐵摩爾認為沿著北方長城邊疆，以長城為代表的邊界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抵御外來游牧民族的侵襲，另一方面限制內地人民向外發展。對此的解釋是因為漢族過于深入草原環境時，就會與中國分離。他雖深受文化生態決定論的影響，但沒有從動態的視角看待環境對社會的影響。邊緣地區的生態和經濟多樣化，同時也是環境的脆弱帶，環境變冷期的出現對邊疆關系的影Ⅱ向十分顯著。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環境變冷，導致北方民族缺乏食物，因而南侵中原，甚至引起中原王朝朝代的更迭。但他認為作為共生關系的一端，中原王朝也不僅僅是消極防御的，事實正好相反，正是農耕社會的軍事擴張擠壓了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間，才使得游牧社會自身發生一系列顯著的變化。這一論斷與我們看到的歷史事實是有偏差的，中原王朝在與邊緣地區或更北的游牧民族的對抗中，往往處于劣勢，北方游牧民族經常由于環境的突變或饑荒，而大舉南侵中原王朝。

　　與拉鐵摩爾不同，童恩正從生態環境的相似、不同經濟類型部族集團之間的關系兩個方面，并以考古發現的傳播證據為基礎，提出“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概念，來論證中國內陸存在一條從東北到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可能。他認為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這條相對于華夏的邊緣地帶一直是畜牧或半農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場所，是華、戎集團的文明分野，也是諸多族群相互交往、滲透的文化疊加帶。不過他認為此邊緣地帶的互動是單方面的，只允許邊地民族被內地文化所同化，而拒絕內地民族吸收邊地文化，所謂孟子所言：“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正是由于華夏的這種排他性，促使半月形地帶圍繞華夏邊緣，只能在自身內部進行互動和傳播。這種“嚴夷夏之防”的觀點，是值得推敲的，不過他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范圍大部分與拉鐵摩爾所指的內陸邊疆重合，強調了邊疆內部的交流和互動，無疑是應該受到重視的。

　　巴菲爾德進一步豐富了拉鐵摩爾的共生關系理論，他將部落與國家發展的人類學模式運用到對北部邊疆部落民眾的研究中，考察的范圍涉及蒙古地區、華北地區、東北地區以及西域地區，重點仍是從游牧民族與帝國的關系來考察中國的邊疆，研究其互動模式。拉鐵摩爾認為，存在混合文化的邊疆地區而非空曠的草原腹地，才是征服中原王朝的發源地。巴菲爾德顯然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絕大多數成功的征服中原王朝都源自于東北邊地而非其它地區。他注意到內陸亞洲邊疆發展的復雜性，以及將其作為歷時性變化關系的產物加以研究的必要性。

　　與西方學者的研究不同，中國早期的邊疆研究，更多是歷代疆域沿革史，“多偏重于整理故籍，而于校補各史地理志，用力尤勤”。拉鐵摩爾和巴菲爾德對中國內陸邊疆的研究，采用人類學的方法，開啟了邊疆史地研究的范式轉換，在一定程度上其實就是要移用施堅雅的思路來揭示漢地社會和非漢族的中國各邊疆地區之間互動與整合的復雜歷史過程。人類學取向在邊疆史地研究中的優勢逐漸發揮。 　　王銘銘更多是在對“藏彝走廊”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中間圈的概念。在這一區域，以流動性為核心特征，不屬于無國家社會的部落形態，從某種程度上既屬于在民族一國家框架下的邊緣社會，同時在歷史時期又處于不同地方政權的管理下。白馬人的歷史傳說訴說其在與諸葛亮的戰后談判中被欺騙人山，反映了由過去區域政權的中心，在漢族的擠壓下進山的過程。這一過程與歷史時期戎人、越人的經歷十分相似。可以說，中間圈是描述和觀察這一類區域的內外、上下關系比較合適的概念。

　　在對核心圈和中間圈的研究中，國家制度與國家話語始終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即使在中間圈的邊緣，我們也能在區域史中看到國家的影子。雖然在地方史的傳說敘事中，敘述者常常以自己的視角來對實際發生的國家影響進行改造，如諸葛亮南征在民族地區形成過程中的歷史記憶，常常被以不同的場景進行塑造或修改，但卻無法改變國家的存在。陳春聲在“歷史・田野”叢書的總序《走向歷史現場》中認為，地方社會的各種活動和組織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學的文獻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發現其“合理性”解釋。區域社會的歷史脈絡，蘊涵于對國家制度和國家“話語”的深刻理解之中。在對中間圈的研究中，國家同樣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存在，而且位于文化中心的歷代社會制度和文化都會或多或少在邊緣區域層壘般地留下痕跡。從核心圈“國家與社會關系”到中間圈的“國家與少數民族的關系”，考察不同層面下的民族上下關系的互動以及族群流動應成為認識中國社會的必要步驟。

　　四、天下的邊疆

　　中間圈概念的提出不僅僅是對拉鐵摩爾內陸邊疆范圍的擴大，更是一種研究視角的變化，有著建立中國社會科學新規范的目的。為了體現各區域的多層次性，王銘銘沒有使用“中心――邊緣”的概念，而使用“三圈說”來界定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是一種延續中華帝國傳統的侯服、甸服、綏服、要服、荒服“五服”觀念的概括，是一種以天下為視角的人類學，試圖建立人類學研究中的“完整的中國社會”。

　　在古代中國的天下觀中，王銘銘認為疆界不同于近代“國家”給它規定的意義，所謂“天下”便是指內部包含著大量“少數民族”和“國”的體系。這些“少數民族”和“國”可以通過相對松散的朝貢體系來維系，而不需要實際的占領和管理。歷史上處于中間圈的少數民族，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存在領地，是其領地內的主人，某些時候處于中間圈的少數民族甚至可以成為中國的“天下”或“局部天下”的主人。中間圈和核心圈甚至在某種情況下會發生輪換，成為“天下”新的正統和主人。以這種天下觀來看帝國的疆域，其范圍則如《詩經》所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現代性固定了邊疆，同時也由于現代性加強了對邊界的強調。對外圈海洋邊疆的研究，因近年日益嚴重的海洋邊疆問題而受到關注，但在研究中缺乏從中國在天下觀支配下對待邊疆問題的態度這一角度上的學術思考。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在一次訪談中談起南部邊疆問題，認為歷史時期的中國對海洋的管理太不盡心，而不是沒有能力。鄭和下西洋以宣揚皇帝的恩德為目的，也沒有開辟商業市場，歷史上等于表演了一下就結束了。這與中國的傳統觀念有關，中國人盡管在古代有四夷這種說法，但只是認為他們文化比較落后，完全沒有占領并殖民的概念。

　　面向海洋的生業方式與作為傳統中國社會基礎的灌溉農業有天壤之別，就像中原王朝無意于占領草原地帶類似，對海洋的管理也很少被提上帝國的行政日程。大陸外的海洋邊疆在中國的天下觀中似乎處于最邊緣的地區，也即王銘銘所指的“外圈”，是“率土之濱”。正史文獻記載的與海洋相關的官方交往，僅限于化外島國的朝貢，或者徐福人海求“延年益壽藥”、鄭和下西洋等尋求奇珍異寶的活動。關西大學的松浦章認為，在14世紀到20世紀初葉這段歷史時期在東亞海域世界里，中國的造船技術最為先進，海洋政策相對寬松，完全掌握了東亞世界的制海權。民間的交往遠遠超過官方，造成東南沿海居民大量移民海外。但中央政府并未進行更多的疆域擴展，允許海外地區作為天下觀中最邊緣的有朝貢關系的附屬國存在，而不是對其進行殖民拓殖。

　　當然，這里的天下觀念也是不斷發生變化的，被視為蠻夷的異族入侵中原，并居統治地位，使得士大夫所一直認同的天下觀念發生巨大的變化。以中華封建王朝統治為基礎的天下觀，變成了異族蠻夷的天下，天下皆為蠻夷的尷尬，使得天下的認同需要做出調整。杜贊奇認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領土性的主權形式是由全球性的民族國家體系及其話語所塑成的。中華帝國文化的天下訴求常常與其他世界觀發生沖突而不得不做出調整適應，但它總能用天下的話語來加以掩飾。以天下觀為基礎的，被視為道德優越性訴求典型表現的朝貢貿易制度，在晚清時受到了挑戰，帝國政府很快適應了當時世界的現實的強權政治，并建立了一種與中華帝國平等的關系。擅長海洋管理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傳教、直接殖民、特使訪問的過程中，不斷沖擊著中華的天下世界觀，中華帝國不得不做出改變，雖然在改變的過程中仍堅持著固有的天下觀，但這種對新的世界格局的妥協和退讓在逐漸增多。在考慮中國的南部邊疆問題時，從核心圈、中間圈和外圈三個圈層的互動角度來解讀這種時代變化，無疑對中國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