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政治論文范文，主要針對美國推動與印度莫迪政府民用核合作的動因進行了一些論述，搜論文知識網收錄了很多關于國際政治的論文范文，有需要的作者可以免費參閱和下載。

　　摘 要：美印民用核能合作的動因主要是身份建構與體系文化的異變。21世紀國際體系文化重新按照區域與權力整合，各新興國家或接受整合或主動建構。美國借助核協議作為交易來鞏固印度的身份定位并以體系文化約束其核行為。

　　關鍵詞：美印關系,莫迪政府,民用核合作,身份建構,體系文化

　　大國間民用核能合作，一直是世界經濟領域的關注焦點。2005年7月，美印發表了民用核能合作《聯合聲明》，引發國際社會熱議。此后，兩國的民用核合作卻長期處于停滯狀態，僅保留對話與磋商但卻無實質進展。對此現象，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解釋。吳彤、張利華認為，美國與印度的核協議的動因“主導因素是美國的南亞制衡戰略”[1]。照此邏輯，美國對南亞制衡戰略的認知和行為強度決定了民用核合作的強度，但2005-2011年，美國的南亞制衡戰略有加強趨勢，特別是“主導權”及“戰略制約”[2]意愿顯著增強，但美印之間的核合作并沒有取得進展，相反美印關系在這幾年間有“倒退的趨勢”[3]。納倫德拉・莫迪的境遇也在這個“倒退”之中：在當選總理之前，由于宗教政治原因，莫迪曾兩次被美方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被拒絕發放簽證，該禁令一直持續到2014年5月莫迪就任印度新任聯邦總理之時。但莫迪就任總理之后，美印關系有進一步改善的跡象，其中代表性的進展就是2014年美國進一步推動與印度的民用核合作。那么為何同是一個莫迪，美國卻采取了兩種不同態度?特別是莫迪之前的印度政府比莫迪更能為美國人所接受，但是美印關系改善程度卻有限，而一個被美國禁止入境的莫迪卻改善了美印關系。這是何種原因呢?本文試在現實主義之外，采用建構主義的解釋模式來理解美國推動與印度莫迪政府民用核合作的動因。

　　一、建構主義體系文化的解釋力

　　建構主義強調國際體系對結構單元的作用，認為關系的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改善與印度的關系，一個重要原因(不是唯一原因)是某種體系文化變化所致。

　　要清楚地了解這個問題，需要從體系文化的劃分開始討論。按照溫特的劃分，國際體系文化包括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種。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講，盡管是可以共存，但根本上是發展關系。然而，國際體系文化可以是一個連續體，但并不是一個絕對的歷史統一體，在同一個歷史的時段內，存在著多個競爭的體系文化。例如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各自代表著一種體系文化，而印度代表的不結盟運動等代表著介乎兩者之間的文化。冷戰結束以后，福山《歷史的終結》看到了體系文化進入一元發展方向的趨勢。然而，進入21世紀后，隨著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崛起，上合組織、亞投行等機制的發展及創設代表著不同體系文化正醞釀形成。從體系文化的基礎來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同時加大了國際社會的差距和分裂(弱整體化和強區域化);從體系文化的對象行為體來看，在“人道主義干預”和“保護責任”等理論支持下，西方大國在國際關系中頻繁使用武力干預，形成多個區域化在結構上的不均衡的狀態以及國際社會在價值觀上進一步分裂。這使得21世紀的體系文化實質上被分割為至少兩部分：中俄主導的東方式文化和歐美主導的西方式文化。這個文化不是按照溫特的方法來劃分的，而是按照價值觀形成的共同知識劃分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兩種體系文化沒有共同知識，而是因為共同知識內部的離心力超過了合力。由于中俄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與美歐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甚至對立，因此可以認為中俄的體系文化正重塑國際格局。

　　二、歐美主導的體系文化與印度的互動建構過程

　　在互動建構中，歐美主導的體系文化作為結構與美國、印度作為施動者與結構互相建構。歐美的體系文化中，注重對規則遵守狀況和行為體行動性質的斷定。在美國與歐美體系文化這個結構體中，美國與體系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同時受歐美體系文化界定，歐美的體系文化只有通過美國及其活動的對象(印度)才會存在。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廢除“多邊核力量”等選擇性擴散計劃，實施更為嚴厲的核不擴散政策。在歐美體系文化對核問題的認知中，形成了阻止美國盟友進行核試驗、勸導各國遵從《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以及強迫親密盟友保持無核武器狀態的“勸阻、威脅和制裁”[4]效果，并形成了自覺的文化遵守，成功阻止了那些依賴美國的國家謀求核武器。西方未能阻止印度1974年進行核試驗，但歐美體系文化中對核擴散的認知并未根本改變，相反美國與西歐國家一起加強核不擴散政策，推動了制定或執行自動制裁政策。

　　1.印度參與體系文化的選擇與嬗變。印度在20世紀70年代并沒有與歐美體系文化建立起認同，相反印度更接近該體系文化的對立面，即冷戰時期的蘇東陣營。因而此時的印度強調自己“發展中國家身份”“社會主義”的非歐美體系身份，印度并不愿接受西方規則，也接納歐美的體系文化。冷戰后，蘇聯東歐建構的國際政治秩序結束。印度從20世紀90年代起，不再強調其“社會主義”的蘇東意識形態文化特征，轉而強調“民主國家”“市場經濟”“大國地位”等符合歐美體系規則的為文化符號，以融入西方和被西方所接受。由于印度的文化符號與歐美體系文化相互融合、建構，此時歐美體系文化已經對制裁印度失去了興趣。1998年5月，印度進行了五次核試驗。印度極力將核試驗的目的解釋為“不是針對巴基斯坦的而是針對擁有核武器的中國的”[5]，其中一個重要考量就是降低歐美體系文化對印度的反感、排斥。盡管克林頓政府停止了對除印度人道主義外的所有的援助，但西方其他國家反應整體平淡。在英國舉行的八國最高級領導會議，甚至未宣布集體制裁印度的決議。這些反應造成了巴基斯坦隨之進行了核試驗。1998年印度核試驗后，盡管印美關系經受了沖擊，但雙方的軍事合作始終保持。1998年、1999年選舉獲勝的瓦杰帕伊政府開展的三大外交行動中，公開進行核試驗和大幅提升印美關系是同時進行的。 　　2.強調體系身份，建構了美印關系的邏輯。身份決定利益，利益決定行為。蘇聯解體后，印度與蘇東集團、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共識被打破了，印度開始通過國內的執政黨更迭重新審視自我與他者的原觀念，進而審視和再次選擇新的觀念互動結構。20世紀90年代以后，印度對外自稱“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并獲得了西方認同。2010年印度和巴西、南非一起以“民主國家”為由排斥中國成立了“俱樂部”。印度在美國的政治話語中以“民主國家”和“伙伴”出現，美國稱贊印度有潛力成為21世紀最偉大的民主國家之一，將“盡一切可能與印度建立起強有力的雙邊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印度根本上持合作態度。

　　3.共同的“他者”建構指導溝通的行為。在歐美體系文化中，相同的“他者”可以強化共同知識，鞏固身份，促進利益的形成。1998年印度核試驗時，美國主政的克林頓政府奉行和解的政策，因此印度對“中國威脅”的定位并沒有獲得西方高度一致的認同。布什于2001年擔任美國總統之后，將中國列為重大威脅，美國與印度在“他者”的問題上獲得了高度認同。美國采取選擇性不擴散政策，是基于對印度身份的認同和印度的“敵人”意象的某種認可。因此美國不會因核問題而致使雙邊關系全面倒退，反而會以此為交易換取印度的戰略讓步。

　　三、美國推動與莫迪的核能合作的原因評估

　　本文并不否認美國推動與莫迪的核能合作中，起重大作用的是現實主義考量，但是不可否認歐美體系文化對政策的推動作用。

　　1.美國由身份判斷印度核能開發的安全。美國認為印度行為規范，是一個“民主的核國家”。小布什稱印度是一個擁有先進核技術的“負責任”國家。民用核能合作《聯合聲明》在此時達成。

　　奧巴馬時期，對印度的身份認定進一步有向“友誼”提升趨勢，如將民用核能協議的落實定位為“可獲得突破”。奧巴馬破天荒兩次訪問印度，將印度定義為“可以信賴的全球性大國，美國與印度的關系將重新塑造21世紀亞洲乃至全球的國際關系”。美國還竭力打造其在亞太地區的民主聯盟。因此，美國選擇和莫迪政府進一步推動核能合作，一方面是印度的身份使美國感到安全，另外一方面美國將核能合作作為提升印度在美國世界戰略中地位來考慮，是一種基于身份的利益贈予。這一點也體現在美國支持印度“入常”問題上。美國對印度的第三種身份認定是“新興”的崛起大國，因此對于莫迪“力圖在未來20年將核電裝機量提高14倍”的清潔能源戰略是支持的。由于身份決定了利益，因此在印度核能4 560兆瓦的商業機遇下，美國為獲得商機勢必要掃清障礙。

　　2.體系文化決定美國落實民用核協議。在歐美體系文化中，對行為良好、沒有惡行紀錄的學生是獎賞的態度。由于印度強調其核武器是印度自己獨有的，并且沒有向其他國家擴散，加上美國認為印度擁核會使得南亞和整個亞太區戰略平衡傾向于美國。莫塞的“最小化集團”理論也表明，當在集團內成員與集團外成員之間分配時，分配者一般會偏向優惠集團內成員。莫迪政府作為一屆強勢、民意基礎牢固的政府，在滿足美國利益方面給美國更大的想象與操作空間。美國以及盟友所在的體系文化，也不失時機地拉攏印度：2014―2015年，莫迪訪問日本、法國、加拿大，議題中的核能合作以及濃縮鈾貿易始終是重中之重，并實現了一定的突破。

　　盡管美國愿以顛覆核不擴散體系為代價來換取印度支持，但美國指望通過民用核協議拉攏印度加入其遏華同盟卻未必能成功。在雙邊關系中，中美是“洛克式”的，但在全球戰略層面上，中美卻是“霍布斯式”的。在雙邊關系中，中印是“洛克式”的，而在全球角度上中印卻是“友誼”型的。因此奧巴馬對印度的核政策將限定在禁止威脅美全球利益的角度，而當印度追求超級大國地位時，美印關系就呈現非和諧狀態。美國將對印度的核能開發，限制在美印中三邊結構層次。而對于印度來說，與中國競爭也限于雙邊層次，而在全球地位的追求上，中印擁有共同話語空間與利益。奧巴馬訪問印度時，莫迪一直強調印度的對華政策與美國相仿，都對中國經濟具有依賴性，表達出印度“不會傾向于聯合第三股力量制衡中國”的信號，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參考文獻：

　　[1]吳彤，張利華.印美核協議動因[J].國際政治科學，2009(4).

　　[2]沈強.美國全球戰略調整：戰略重心更多向亞太傾斜[J].國際展望，2011(6).

　　[3]朱翠萍.莫迪如何開啟“印度新世紀”[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06-11(B02).

　　[4]Nick Miller.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is an invisible succ-

　　ess story[N].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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