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一直是國際間經濟交流和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很多大學也都開設了政治外交專業，各個國家的關系不同，外交方式也不一樣。本文主要針對 韓美不對稱同盟及其對韓國外交的影響進行了一些論述，文章是一篇甘肅政法學院學報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韓美不對稱同盟及其對韓國外交的影響。

　　摘要：聯盟是主權國家之間為了安全合作而針對成員之外國家簽訂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協議關系。由于不對稱聯盟結構的特性使然，實力地位相差較大的小國通常面臨更多的聯盟困境。在聯盟不同階段，小國分別面臨自主與安全威脅、連累與拋棄的局限性以及聯盟的動態變數困境。冷戰以來，韓美同盟對韓國外交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依附于美國的追隨外交;自主外交歷盡艱辛難以實施;平衡外交困難重重。尤其是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進一步加劇了韓國對外政策的“兩難選擇”。因此，韓美不對稱同盟是韓國外交困境產生的根源和實質所在。

　　關鍵詞：韓美同盟,不對稱聯盟,聯盟影響,韓國外交,外交困境

　　韓國李明博政府上臺以后，調整了盧武鉉政府時期的“平衡外交”政策，進一步強化與美國的密切合作，在外交政策上與美國保持一致。韓國政府調整外交政策的動因主要出自兩方面的考量：從外部環境來看，伊拉克戰爭之后，美國“西退東進”戰略調整了全球戰略布局，并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加強和密切與東亞及盟國之間的雙邊關系;從韓國自身情況來看，由于朝鮮核危機而引發的半島局勢緊張，使韓國感覺自身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因此，通過自主利益代價獲取大國的安全保護是韓國結盟的最終目的，向美國示好及強化韓美聯盟關系就成為一種必然的戰略選擇。冷戰以來，韓美結成了由小國與大國組成的不對稱聯盟。不對稱聯盟因實力地位的差距而面臨著不同程度的聯盟困境，其中對小國外交關系的影響將始終存在。在韓美同盟的形成、管理及演變階段，韓國面臨的聯盟困境主要有自主安全交易、拋棄連累以及動態的不確定困境。因此，韓美不對稱聯盟性質和導致的困境將貫穿于韓國外交政策的始終。

　　一、不對稱聯盟特性的理論分析

　　聯盟作為國際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至今還沒有關于聯盟的準確定義，學術界對于聯盟的精確定義也還沒有形成共識。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Walt)認為，“聯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主權國家出于安全合作而形成的正式與非正式的安排”。隨著國際政治現實的變化，他又對該定義進行了修正。而格林・斯奈德(Glenn H.Snyder)則認為，“聯盟是國家問關于使用或不使用軍事力量而形成的正式聯合，在具體情況下，這種聯合通常是為了反對成員之外的某個或某些國家”。斯奈德側重于軍事力量的使用以及聯盟目的的明確性。從他們對于聯盟的定義可以得出，聯盟概念主要涉及以下幾點：(1)主體是主權國家之間;(2)目的是為了安全合作;(3)對象是聯盟之外的國家;(4)形式上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據此，本文所得出的聯盟定義是：聯盟是主權國家之間為了安全合作而針對成員之外國家簽訂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協議關系。其他對于聯盟定義的認識只是從不同的側面對該定義的補充和解釋。比如，沃爾特認為國家結盟所平衡的不是“最強大的一方”，而是“最具威脅”的國家，即“威脅平衡理論”。沃爾特的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更容易解釋國際政治新的現實。但是，威脅源自于實力因素的變化，隨著國家實力的增長，很容易對國際體系的現狀提出挑戰，可能因被視為具有威脅性的國家而針對，這是因為實力的增長可能威脅到其他國家的利益。斯奈德則提出了“搭便車”理論，“如果成員國認為聯盟能夠帶來各種利益，則愿意形成緊密聯盟，以搭乘其他國家的便車”。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的判斷。

　　依據不同的標準，聯盟可以劃分為很多不同的種類，依據聯盟內部成員實力地位的大小和承擔責任的多少，可將聯盟劃分為對稱聯盟與不對稱聯盟。對稱聯盟是指成員國之間具有相近的綜合實力、相互之間擁有平等的權力與責任關系。而不對稱聯盟則是指成員實力對比差距較大，而且相互之間是不平等的關系。它不同于對稱聯盟的明顯特性具體表現為三點：其一，與對稱聯盟相比，不對稱聯盟更容易形成而且持續時間更長。因為實力差距相差較大成員之間的結盟動機及彼此的需求往往要大于實力地位相似的成員之間。這與弱勢一方積極主動的尋求及強勢一方愿意承擔最少責任的追求不謀而合。不對稱聯盟是經過聯盟雙方多次討價還價之后形成的，一旦形成，則相比對稱聯盟更加穩定。其二，不對稱聯盟成員實力的變化不會對聯盟的性質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種能力的變化不會破壞聯盟的穩定。在對稱聯盟中，威脅消失或者盟國能力的變化將使聯盟的利益進行重新分配，致使聯盟不可能持續。但這種情況在不對稱聯盟中幾乎不可能出現，因為弱國能力的變化對聯盟雙方的權勢影響并不大，大國的防御能力總是高于小國，它不需要從小國那里得到安全保護，這就意味著后者總是缺少安全感。其三，不對稱聯盟的雙方因不同的利益偏好而獲益，相比對稱聯盟，它有一個更加穩定的利益談判機制。經過聯盟成員之間多次的利益協商之后，不對稱聯盟更能為其成員提供相互交織的利益。

　　大國與小國由于實力的差距以及對聯盟貢獻的不同，所形成的聯盟是不對稱的。在不對稱聯盟關系中，聯盟雙方不同程度地面臨“聯盟困境”。相比于大國，小國面臨更多的困境：主要表現在聯盟形成過程中的“自主-安全”困境、聯盟管理階段的“拋棄-連累”困境以及因聯盟成員實力變化所導致的動態的不確定困境。

　　第一，在聯盟形成之前，所有國家都擁有類似程度的自主與不同程度的安全。但是，聯盟的形成意味著聯盟成員之間的自主與安全交易的困境也就產生了。由大國和小國結成的這種不對稱聯盟關系中，大國同時擁有很高程度的安全和自主，而小國雖然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但其安全程度較低，雙方通過安全與自主的交易可以結成不對稱聯盟。在這種交易關系中，大國為小國提供安全保障，而小國為了從盟國那里獲得安全上的利益，需要付出相關費用作為代價，通常在自主權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從而以犧牲自主的代價獲得安全的增加。“在安全一自治權交換同盟中，弱小國家對大國軍事依存性越高，受到自主權的限制程度就越大。”可見，這種聯盟的形成取決于國家之間為獲得安全而對自主的交易，以及對每個國家來說安全相對于自主的重要程度。在不對稱聯盟中，大國可以給一個潛在的聯盟提供增加的安全，但它要求在形成聯盟時獲得額外的自主利益。小國不能為未來的聯盟提供更多的安全，但可以通過讓步的方式為其盟國讓渡部分自主。在不對稱聯盟的形成中，小國將為獲得安全交換一些它的自主，大國將為獲得更多的自主交換一些它的安全，這種交易的結果便是不對稱聯盟的產生。在這個不對稱聯盟中，強大一方比弱小一方擁有更高水平的安全和自主。由此可見，不對稱聯盟的吸引力來自于每一方所提供的安全和自主以及它所附加到這些目標上的價值。 　　第二，在不對稱聯盟管理過程中，小國最主要面臨拋棄與連累的困境。這種困境不僅表現在不同聯盟之間，而且也表現在不對稱聯盟的內部。斯奈德認為，“聯盟內部存在安全困境：由于聯盟成員之間實力地位的不同以及相互依賴程度的不對稱性，便會導致拋棄和連累的安全困境”。這種困境表現在，“一方面盟國必須在聯盟內表現出自己的價值和對聯盟義務的明確承諾，否則聯盟伙伴可能會尋求其它安全安排而將其拋棄;另一方面，聯盟成員如果急于證明它對聯盟的忠誠而積極地承擔聯盟義務，那又可能使它很容易地被拖入一場它并不希望卷入的沖突或戰爭”。拋棄和連累的困境顯示出，在任何的聯盟安排中，利益和風險與生俱來相伴隨。在聯盟管理過程中，任何國家都必須進行自身權衡，但國家在這兩者之間該如何權衡才能求得利益最大化?這便構成了“聯盟困境”。一國在結盟之后越是擔心被連累，它拋棄盟友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當它越是不愿拋棄盟友時，它被連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兩者呈現一種反比例關系。

　　第三，聯盟動態演變的不確定性困境。“結盟是相關行為體為維護自身的安全利益，根據其安全戰略而進行的安全合作。”只有在國家之間的利益出現重合時，結盟才有可能。但是，由于國際安全環境發生變化，由此導致盟友之間因戰略分歧以及利益差異等問題而使同盟關系產生新的調整。因為國家的利益和戰略是“隨著時間的變化、地點的變更、國內政治狀況、國際政治形勢以及成員國之間力量的消長等因素而發生變化的，從而使結盟者之間的博弈成為可能”。聯盟形成之初，由于雙方已經達成了交易，因此成員國基于實力差異而結成的不對稱聯盟初步處于穩定狀態。“但隨著處于弱勢地位的國家實力的提升，它便產生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改變同盟關系中弱勢地位的訴求;而處于強勢地位的國家沒有相應地采取行動，或者調整的步伐沒有達到前者的預期，由此而產生了大范圍的對后者的不滿。”最終，這將直接影響到不對稱聯盟的穩定性。因此，聯盟之間的動態演變關系開始顯現出來，由此導致聯盟內部發生微妙變化，甚至是新舊聯盟的更替。

　　二、韓美不對稱聯盟的局限性

　　從聯盟行為的發展路徑來看，聯盟經歷了聯盟產生、聯盟管理以及聯盟的演變調整三個階段。把聯盟的這三個階段與不對稱聯盟相對應，則可以將聯盟形成過程中的安全與自主交易困境運用于韓美聯盟的形成分析。同樣，將聯盟管理過程中連累與拋棄的困境用于分析韓美聯盟形成之后的關系互動，而將聯盟再調整階段的動態局限性用來分析韓美聯盟，其本身具有一定的邏輯必然性。

　　第一階段：韓美聯盟形成時期的安全與自主局限性。韓美不對稱聯盟的形成基礎主要來自于韓國與美國利益需求的交易，只有雙方之間訴求滿足之后才能達成，聯盟由此而形成。朝鮮戰爭后，韓國將美國視為它值得信賴的大國。美國不僅從戰爭中挽救了韓國，并且在韓國工業化起飛階段給予它大量的經濟援助。“與一個潛在的霸權國家結盟，有助于弱勢的政權取得權威，這樣既可以防止外部顛覆，同時還可以削弱國內競爭對手的政治地位，并取得軍事或經濟資源等。”美國與韓國結盟是其全球戰略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將它作為遏制蘇聯擴張以及反對中國在未來可能對遠東地區威脅的有效屏障。美國認為韓國的價值從來不是其內在的、本質的，而經常只是戰略性的(如避免韓國落入敵方陣營)。由此可見，韓美同盟的形成是兩國之間安全和自主利益相互交易并達成妥協的結果。韓國從聯盟中得到安全防衛，而美國獲得東北亞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前沿戰略地帶。從韓美雙方的關系可以看出，美韓之間是一種單向的而不是多向的援助和影響關系。美國是援助的提供方，而韓國只是被動的接受者。單向的關系屬性也是其聯盟內部相對實力及影響力的反映。通常美國單方面制定聯盟政策，對韓國產生重大影響，不僅是對其國內政策，同時也影響到了韓國對外政策的制定。比如，美國在1960年對李承晚政府的施壓，1963年韓國民選政府的建立，1965年韓國派遣戰斗部隊到越南以及在1976年迫使韓國取消購買法國核動力驅逐艦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美韓關系最大的特點是聯盟的不對稱性，主要表現在兩個國家的預期、目標、能力以及影響等各個方面。

　　第二階段：韓美聯盟管理時期的拋棄與連累局限性。韓美之間的聯盟是一種小國與大國之間的不對稱聯盟。正是由于聯盟的不對稱性所帶來的聯盟困境問題，小國在大國對敵實施強硬政策時害怕被連累，對敵實施妥協政策時則害怕被拋棄。在韓美聯盟中，韓國主要面臨“拋棄一連累”的困境。拋棄的困境主要體現在美國駐韓美軍的減少以及撤軍問題上。冷戰時期，美國出于全球戰略考慮，視韓美同盟具有戰略威懾功能，更是一部隨時可以發動的戰爭機器，它的目的是對付社會主義陣營蘇聯或中國的威脅，起到緩沖地帶第一道防線的“鎖鏈”作用。因此，冷戰結束后東西方出現緩和局面，駐韓美軍便成為第一個遭到削減的對象。駐韓美軍的減少意味著對朝威懾能力的降低，此時韓國擔心被美國拋棄。而連累則體現在韓國被迫加入美國所領導的與其國家利益相關程度不大的戰爭中。比如在越南戰爭時期，美國通過充分發揮其盟國的作用，以彌補其自身力量的不足，要求包括韓國在內的五個亞洲同盟國出兵越南。但此時韓國國內對出兵越南存在著反對意見，在野黨國會議員對向越南派遣戰斗部隊表示強烈的反對，他們認為派兵所造成的損失比可能獲得的利益大。此時，韓國民眾也認為韓國政府的決定會對韓國的安全保障帶來負面影響。然而，最終迫于美國政府的壓力，韓國政府還是派兵介入了越南戰爭。

　　第三階段：韓美聯盟演變時期的變數不確定局限性。隨著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政治民主化，韓美之間的不對稱結構發生了動態性的變化。“韓國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在世界中的地位提升，民族主義高漲，對美國軍事、經濟等方面的依附訴求明顯降低，要求改變在同盟關系中的屈從角色;而美國依然是世界霸權國家，必須維持美韓同盟關系的領導地位，沒有相應地調整美韓關系，或調整低于韓國人的預期。”這使得聯盟的基礎條件發生了變化，人們期待建立一個更加平等的雙邊關系。韓國民眾對于韓美之間不平等關系的不滿日益增加，從而使得韓美關系處于動態的變化調整之中。冷戰結束以來，很多國家都出現了強烈的反美情緒。其中，被認為是美國盟國中最親美的韓國也出現了反美情緒。曾經有一段時間，對韓國“反美主義”的關注主宰了對未來韓美聯盟趨勢的討論。隨著韓國國家能力建設的推進，韓美不對稱聯盟在世界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這種綜合實力的變化同樣影響到韓美聯盟，即實力的變化應與韓美聯盟的影響力和角色的調整相匹配。隨著時間的推移，韓國要求聯盟成員之間建立更加平等的雙邊關系。有關韓美同盟未來的討論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即韓美都是民主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因此它們應該形成一個價值同盟以增強相互聯系，并且在世界上推行它們的價值。 　　三、不對稱聯盟對韓國外交的影響

　　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往往是國際外部環境與國內政治傾向共同作用的結果。外部環境主要是指國際、地區以及周邊環境的影響，而國內政治傾向則是指一國實力的大小、對外依賴的程度以及調整外交政策的能力。其中內部變量因素是國家對外政策制定的依據，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通過對一國外交政策的分析，可從中把握國家對外戰略的定位。從某種意義上說，外交目標與實現手段以及最終結果之間存在著差距，這種差距體現為國家實施外交政策所面臨的困境。

　　韓國在國家建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來勢力的干涉，因此，國家的外交政策和目標確立受到了影響和制約。冷戰以來，美國因素在韓國外交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形成揮之不去難以擺脫的陰影。盡管韓國根據不同時期的國內外形勢，制定了符合本國特色的外交政策，但由于美韓實力的不對稱，韓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實施以及效果都受到美國的影響。在韓國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安全保障、經濟發展、國家統一這三者關系不可或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戰略意義。安全保障是韓國生存的前提和基礎，經濟增長是韓國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而國家統一則是韓國外交的最終目標。在韓美不對稱聯盟背景下，韓國外交政策經歷了追隨外交、自主外交和平衡外交三個階段，它們都是根據特定的環境背景而制定的符合本國國情的外交政策。但這些外交政策的實施始終都面臨著外交窘境。

　　第一，韓美聯盟形成時期韓國的追隨外交。韓國是在美國的幫助下建立的，其政治理念是依照美國式的民主主義，而經濟制度是依照市場經濟的模式。因此，美國不僅對韓國的政治和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對其外交政策也有重要的影響。朝鮮戰爭后，美國將韓國納入其亞太防衛體系之中。韓美之間形成了不對稱的同盟關系，這種關系也被稱為“不平等的同盟關系”、“單方面的隸屬關系”、“保護國一被保護國之間的關系”，等等。從中可見，韓國與美國這種不平等的依賴關系，決定了韓國必然將美國置于其外交的核心地位。這不僅出于軍事安全的需要，而且還是一個新生政權在國家建設過程中對于確立政治理念、制度以及經濟秩序的需要。作為韓國的保護國，美國將韓國納入其主導下的西方陣營，從各個方面對韓國施加影響。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韓國歷屆政府都將致力于獲得美國對其政權正統性的身份認可以及對其經濟的援助作為政績目標，以確保國家安全穩定。美國成為韓國最重要的友邦，為韓國的獨立、安全以及經濟提供支持;韓國則在外交關系上追求建立一種依存性的安全保障外交，導致出現了韓國國家自主受到制約的局面。韓國處于依附美國的局勢下，有兩個方面是韓國政府難以接受的：一個是在推進南北統一的民族大業上，由于無法得到美國的首肯和支持而產生不滿;另一個則是如同已被朝鮮戰爭所證明的那樣，在依靠自身力量無法保障國家安全的情況下，為了國家的安全保障和經濟建設，不得不接受美國的援助，忍受美國對其各個方面的牽制。過于依賴大國的保護，則喪失國家自身的自主性，使本國外交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雖然從表面上看，韓美關系是韓國一邊倒;但從內部層面來看，其始終存在依附與獨立并存的二元矛盾現象，即使在追隨外交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也不排除韓國對自主性外交的努力爭取。

　　第二，韓關聯盟管理時期韓國自主外交困境。韓國和美國通過朝鮮戰爭結成了“血盟”關系，但由于這種關系一開始就存在著局限性，所以韓美同盟只能是垂直和不平等的。而不平等的韓美關系以及由此而來的外交政策上的屈從，是韓國國民必須承受的“安全費用”。爭取國家自主外交幾乎伴隨韓國外交的整個過程。盡管在不同的時期，韓國自主外交的努力程度與表現方式不同，但這是由于韓國自身實力的變化以及作為其盟國的美國政策的變化所決定的。自韓國建國以來，向北統一朝鮮是韓國的最終目標。朝鮮戰爭結束后，李承晚政權曾試圖繼續對北朝鮮發動武力攻擊，打敗朝鮮政權以獲得半島統一。但是，美國政府明確表示不支持韓國的武力統一政策，并聲稱，如果它單方面發動侵略行為，那么美國將會采取以下政策：(1)美國陸海空部隊不會直接或間接支持類似的行為;(2)美國不會提供任何軍事或后勤支持;(3)立即停止對韓經濟援助;(4)聯合國軍隊指揮官將采取必要措施阻止聯合國軍隊參與敵對行動以及為韓國提供安全保證。面對這種威脅，韓國最終放棄了武力統一的計劃，自主外交的追求也隨之夭折。

　　20世紀70年代，韓國在經歷了美國大規模的援助之后，經濟開始迅速發展，成為經濟增長最快的新興國家，這為韓國推行自主外交奠定了物質基礎。“北方外交”和“陽光政策”由此產生。“北方外交”的成功實施，使韓國更好地融入了國際社會，“陽光政策”使韓朝雙方進行了歷史上的首次首腦會談，達成了多項協議。但是，“陽光政策”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最終以失敗告終。從某種程度上看，韓國自主外交努力的失敗不排除美國不積極的觀望態度因素。因為“陽光政策從出臺到整個實施過程，可以說完全是韓國方面起著主導的積極推動作用”。因此，美國理所當然地對韓國自主外交的努力進行干涉，并要求按照美國的意圖與時間表及路線圖行事，使其更符合美國根本利益。事實上，美國對韓國的“北方外交”和“陽光政策”起了阻礙作用，這也是韓國自主政策失敗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見，韓國自主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外部的壓力。一方面，國際環境的條件不成熟，另一方面，韓美聯盟的局限性造成了韓國外交話語權的欠缺。最終由于國際格局的轉變以及大國政策的調整，韓國自主外交政策的努力以失敗告終。

　　第三，韓美聯盟演變時期韓國平衡外交的困境。冷戰結束后，國際局勢總體上緩和，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基本形成，其他國家的對外制衡能力明顯增強。為適應太平洋時代到來而出現的東亞開放趨勢，韓國盧武弦政府主張積極參與區域性的安全合作和經濟合作。在東北亞的新和平秩序中，韓國作為中間力量(middle ranking power)，要擔當起“架橋者”(bridge-builder)的作用。在中、美、俄等世界大國實力交叉的東北亞地區，韓國要利用朝鮮半島連接北方大陸和太平洋區域的地緣政治、經濟上的戰略優勢，在構建東北亞地區新的和平秩序等方面，擔負起橋梁的作用。韓國通過“極力施行平衡外交，以半中立姿態博弈于東亞大國政治之中，力爭做東北亞格局中的均衡者和樞紐國家。它不僅要在中、日、俄等周邊大國與美國這個域外霸權國之間搞平衡，而且對發展美韓同盟和推進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并重，以實現雙邊同盟和多邊同盟合作間的平衡，從而減少對美國的過分依賴，為民族和解和半島統一創造和平氣氛”。然而事實證明，韓國平衡外交不具有可行性。 　　從韓國的角度考慮，安全保障是解決生存問題的基本戰略，然后才是實現南北統一。安全保障問題對韓國的特殊地緣戰略來說，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迫切。其原因不僅是因為半島的分裂狀態，更為重要的是其所處地緣環境的潛在挑戰。冷戰結束后，韓美兩國的共同戰略利益就是確立東北亞地區的秩序，即美國和韓國都需要維持東北亞地區的實力均衡。韓國要想解決與鄰國力量的不平衡問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為抵御周邊國家的侵略，要發展足以保障自身安全的軍事力量。其次，維持與周邊國家的勢力均衡，防止在東北亞地區出現“地域霸權”。“但是，就目前狀況而言，韓國不可能做到以上兩點。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韓國還需要依靠韓美同盟關系來維系自身的安全。”在新的形勢下，盡管韓美之間的依存關系發生了改變，但是，韓國仍然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部分，能滿足美國更多的利益需求。韓國只能選擇繼續加強與美國的盟國關系。伊拉克戰爭期間，盡管面臨國內政治力量的反對，韓國還是提供了經濟援助和一個軍事代表團，以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的占領，這使得聯盟得以維系。反過來，美國則繼續為韓國提供安全保障，由此可見，韓國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這樣一種雙邊利益交易的背景下，韓國政府提出的做東北亞格局中的“均衡者”，實行“平衡外交”，自主地處理與美國關系的外交政策，可謂困難重重、步履維艱。

　　四、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加劇韓國的外交困境

　　隨著亞太地區逐漸成為21世紀全球戰略與經濟增長的中心，以防范與遏制該地區出現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國家為目標的美國開始把戰略重心轉向東亞，而其所依賴的重要機構載體便是雙邊軍事同盟體系。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東北亞特殊地緣位置的韓國尤為重要。鞏固和擴展韓美軍事同盟關系，成為美國對東北亞安全戰略的基本訴求。這使得一度曾被弱化的韓美同盟關系再次走向前臺并不斷強化。韓美同盟的調整不僅需要美國的積極推動，也需要韓國軍事戰略上的主動配合。自李明博政府以來，韓國大力推行“有原則的實用外交”，將對美外交看作韓國外交的核心，通過多次訪問及首腦會談修復韓美同盟，將韓美關系從軍事同盟關系提升為“21世紀戰略同盟關系”。樸槿惠新政府又將韓美同盟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同盟關系”。韓美同盟的鞏固和強化的根本動因是，一方面，韓國可借助美國的軍事力量遏制并威懾朝鮮的核武行為，保障韓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和周邊安全環境;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其參與地區及國際事務來擴大政治影響力。而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達成，更有助于改變韓美同盟單一的軍事性質，實現軍事與經濟同盟“兩條腿”走路的戰略目標，有助于雙方經濟糾紛納入雙邊解決軌道。但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背景下，韓美同盟的深化又進一步加劇了韓國的外交困境。

　　首先，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加劇朝鮮半島南北關系緊張乃至破裂，韓國的南北統一外交瀕臨破產。美國重返亞太，導致韓美在聯盟體系框架中的政治關系制度化、軍事關系常態化，不僅未能給朝鮮半島及地區帶來和平穩定，反而使之陷入戰爭邊緣境地。美國堅持敵視朝鮮政策，使得朝鮮發展核武器自衛，并采取“懸崖戰術”和先發制人策略。而韓美聯盟則不斷以雙邊和多邊頻繁的軍事演習來顯示其戰略上的強硬，致使南北關系的危險系數呈現螺旋式上升的狀態。為應對朝鮮的核武器挑釁，韓美兩國除了舉行例行軍事演習外，還舉行了多次有針對性的功能性聯合軍事演習，其規模、頻度、裝備及人數均已超出歷史水平。韓美之間不斷加強軍事演習，提升軍事合作級別，增加演習強度及范圍，進一步加深了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互不信任和安全困境。朝鮮的孤立、無援、強悍必然使其以“超強硬”態度來回應強硬。由此，南北雙方合作交流關系幾乎中斷，半島地區一度瀕臨戰爭的邊緣。美國重返亞太、深化韓美同盟關系，是以韓國的國家安全環境的全面緊張乃至惡化為代價的。雖然這不是韓國所希望看到的結局，但卻是韓美同盟中“追隨外交”導致的必然結果。半島的緊張局勢不僅將對韓國的安全產生不利影響，同樣也無助于解決朝鮮核問題，更不利于實現南北朝鮮的民族統一大業。

　　其次，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使中關雙方陷入相互認知的困境，戰略互信進一步缺失;為此，韓國的大國平衡外交再次面臨“兩難選擇”。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背景之一，便是平衡中國不斷增加的地區及全球影響力。面對中國的經濟崛起，美國不僅要拉攏和利用該地區的國家來制約中國的快速發展，而且“在其亞太外交戰略中處處將中國作為主要戰略防范對手來對待，使遏制中國成為其亞太戰略轉變的主要推動力”。美國需要韓國為其亞太戰略乃至全球戰略服務，尤其成為防范中國挑戰的重要手段。而韓國作為與中國有著“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國家面臨兩難選擇，即如何在中美之間實現平衡。韓國在加入TPP問題上的態度就是有力的佐證：“韓國之所以在加入TPP問題上遲疑，主要是因為韓國清楚地了解美國利用TPP將亞太地區連接為經濟包圍圈遏制中國的目的，中國是韓國最大的貿易投資伙伴，韓國不希望因為加入TPP而刺激中國，破壞中韓關系。”韓國認識到，要實現民族統一、經濟復興等目標，需要中國的支持，因而與中國的合作從經濟領域逐漸向政治外交和軍事安全領域拓展。所以，樸槿惠政府上臺之后，在鞏固韓美同盟關系的同時，打破慣例將中國作為上任后出訪的首個亞洲國家，并調整了李明博時期的“重美輕中”的外交路線，進一步深化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凸顯了韓國政府對韓中關系的重視。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不對稱聯盟中，小國的戰略選擇具有局限性。在面臨外部武裝威脅的情況下，韓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考慮超過了以經濟合作為基礎的韓中關系。因此，韓國只能是選擇繼續強化韓國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并配合其全球及地區戰略。正如“以韓美同盟為基礎，深化與中國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中所表述的一樣，韓中關系難以突破韓美同盟的結構性制約。如何在中美合作競爭的復雜關系中，利用大國“平衡者”的作用，韓國的大國外交將面臨新的考驗和新的戰略選擇。

　　再次，自美國重返亞太以來，東亞經濟與安全兩個權力體系架構并駕齊驅，最終帶來的是亞洲秩序的結構性緊張。在這一態勢中，韓國面臨的外交困境是：優先發展經濟合作還是優先發展同盟關系的安全合作。由于受美國重返亞洲的影響，東亞地區中日韓自貿區(FTA)談判進程緩慢，地區經濟合作步伐明顯放緩。但以美國為首的美韓日三國關系日益緊密，軍事合作變得機制化、常態化，“使得單線聯系的‘輪輻體系’變得縱橫交錯、交織成網”。在此過程中，美國將朝核問題作為戰略資源，以雙邊軍事同盟平衡地區力量，進一步謀求在該地區的領導權。但是，韓美軍事聯盟的強化并未緩解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其所維系的地區安全和穩定都是暫時和表面的，并不能從根本上防止或解決問題，而且會進一步加深東亞地區一體化的裂痕，減緩該地區經濟合作的步伐。反之，如果東亞地區經濟合作進展順利并將朝鮮也納入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不僅有助于解決處于僵局中的朝核問題，更能為半島及地區和平奠定基礎。因為只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才能確實保障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實現。對于韓國來說，它始終面臨半島和平穩定與經濟發展及國家統一的現實需求。而作為韓國軍事同盟的美國，主要借助韓國的安全之需，實現其全球獨霸的目的，這與韓國的戰略利益有很大差異。從樸槿惠政府的政策可以看出，在不對稱聯盟中，韓國的選擇只能是配合美國的戰略部署，充當維護美國利益的“馬前卒”角色。這是韓國在韓美軍事聯盟合作框架中扮演的必然角色，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結論

　　因朝鮮戰爭爆發而結成的韓美軍事聯盟，在維護韓國的國家安全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冷戰半個多世紀以來，韓美聯盟已從單一的軍事合作深入擴展至經濟、外交甚至滲透到國內政治生態領域，聯盟的效能及影響已經深化到韓國的各個領域。聯盟關系是韓美關系深化發展的基礎前提。在此過程中，美國通過控制韓國的經濟和軍事以“規制”韓國的行為，防止韓國采取武力統一行動而使得美國卷入第二次朝鮮戰爭。這也使得朝鮮半島長期的軍事對峙沖突以及整個民族的分裂成為現實。從韓國的角度看，力求在美國的“幫助”下實現朝鮮半島的統一是韓國始終追求的目標。然而，作為不對稱聯盟中弱勢一方的韓國，并不能有效影響或左右韓美聯盟的整體戰略，其外交政策始終服從于美國的戰略選擇和整體部署。韓國的自主權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削弱，這對于國家經濟實力逐步提升、自主意識不斷強化的韓國來說，是一種“兩難”的窘境。如何在這種不對稱聯盟關系中積極地“有所作為”?韓國的戰略選擇主要有兩點：第一，不斷擴大國際影響力，提升韓國在地區、國際層次中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的話語權，積極與其他國家發展友好關系，尤其是與周邊大國特別是中國的關系。國家的自主性以及可選戰略空間的拓展，將會加大韓國與美國進行利益談判時的籌碼，而且隨著韓美之間相互依賴程度以及利益相容性的降低，韓美聯盟將從單向的管治型同盟向雙邊互動型同盟關系轉化。第二，韓國需要在民族利益與同盟利益之間進行取舍。實踐證明，試圖孤立或顛覆朝鮮政權的政治心態，只會造成地區局勢的不穩定及動蕩，使韓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和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險惡。由此可見，作為主要當事國的韓國，應基于民族大義和維護朝鮮半島安全穩定的考量，積極主動緩和與朝鮮的敵對緊張關系。一方面，將朝鮮納入多邊對話與經濟合作的軌道上來，而不應計較一時之得失;另一方面，弱化韓美同盟的軍事聯盟性質，緩解朝鮮所面臨的外部軍事壓力。只有朝鮮半島形成安全與穩定的局勢，韓國所面臨的韓美不對稱聯盟困境才能有所弱化，才能逐步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及民族統一大業。

　　相關期刊簡介：《甘肅政法學院學報》是由甘肅省教育廳主管、甘肅政法學院主辦的法學類學術期刊。國際刊號ISSN：1007-788X，國內刊號CN：62-112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