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從經濟生活的現實出發，指出傳統的將物權法視為歸屬靜態財產關系的法的觀點的不足。從而將物權法的基本范疇劃為三部分，即歸屬靜態財產關系、規范物權的變動、規范第三人的保護。并分析了我國理論上關于所有權的三分法，物權變動、物權法對第三人的保護諸方面的不足。

　　[關鍵詞]范疇,財產歸屬,物權變動,第三人保護,政工論文范文

　　所謂依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即以當事人物權變動的意思表示而發生的物權變動。當事人物權變動的意思不能當然產生物權排他性的后果，故依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必須按照物權公示原則，將此變動予以公示，這種變動才能生效。在民法學界，民法分為財產法與身份法。規范經濟生活，以保護財產秩序的法律為財產法。規范倫理關系，以保證身份秩序的法律為身份法。物權法以規范人對物的支配關系為內容，性質上屬于財產法。有學者進而把財產法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財產歸屬法，以保護財產的歸屬秩序為目的;第二類是財產流轉法，以保護財產流轉秩序為目的。但現實生活中，物權法不僅僅規范財產的靜態歸屬。政工論文范文《法制與社會》雜志社理會不僅為社會各界提供了一個相互交流、總結行業經驗、樹立企、事業單位形象的廣闊平臺，而且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務、理事會法學專家解疑等方式為會員單位提供了法律保護的堅實后盾。同時，理事會也是一個集法理研究、法學交流、輿論監督于一體的高層次機構。我們企盼，以我們的資源和力量、正義和行動，以法律為支點，架起共同亟需的橋梁，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一

　　規范物權的變動——以居于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為重點

　　物權的公示行為，對物權變動的效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物權的公示行為方式，在國際物權立法中是一致的，即不動產登記和動產占有的交付。但是，關于不動產登記和動產占有的交付對物權變動的決定性作用的承認，在國際上有兩種不同的立法模式。法國法和日本法的立法模式，對此并不承認，而德國法、瑞士法、我國舊民法以及現行民法對此持肯定態度。從科學的法理上看，應該認為我國法采納德國法以來的傳統是正確的。故物權的變動與物權的公示必不可分。所謂物權公示原則，即物權各種變動必須以一種可以公開的、能夠表現這種物權變動的方式予以展示，并進而決定物權變動的效力的原則。物權的公示方式，如上所言在世界各國均為一致，不動產物權的公示方式付，為不動產登記;而動產物權的公示方式，為動產的占有交付。 物權依法律行為發生變動必須進行公示及物權變動的有效取決于公示的立法體例，在法學上稱為公示的要件主義，它包括不動產物權變動的登記要件主義和動產物權的占有交付要件主義。公示要件主義的原因是：法律行為僅僅是當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但這種意思表示的后果，即物權的變動卻要發生排他的效力;既然要發生排他的效力，它就應以一種公開的方式表現出來，使得人們從這種表現方式上知道物上有物權存在，即知道該物權在排他，以此來消除交易中的風險。物權出讓人與物權受讓人之間獨立物權意思表示的外在表現方式——即不動產物權登記和動產占有的交付的客觀事實，法律依此建立不動產登記的權利正確性推定作用和動產占有的權利正確性推定作用的原則，在第三人根據不動產登記簿取得不動產物權時，原則上即應對第三人的物權取得提供保護。第三人根據占有的狀態取得動產物權的，也是如此。公示的權利正確性推定，使登記簿上登記為權利人或占有某物就推定其享有該物權。這種權利正確性推定不僅有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還是對第三人保護的依據。下文將要論述。

　　二 規范財產的靜態歸屬——以所有權為例

　　財產的靜態歸屬是指不涉及他人，對特定物進行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它是通常意義上的物權法范圍，主要是指所有權和他物權。這里主要探討所有權。在物權立法目前在我國，不論是學者筆下的所有權，還是立法中的所有權，都摻雜著過多的政治色彩，而缺乏法學技術性的考慮。尤其是我國法律中的“公共所有權”，從立法政策上看，與其說是一種民事權利，不如說是一種公共權力或者政治權利。過多的政治性色彩，妨礙了從物權法的角度對所有權制度的思考，也妨害了制定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所有權法律制度。因此在我國，不論是在物權法學中，還是在債權法學中，恢復所有權作為民事權利的意義，顯得非常必要。所謂恢復所有權的民事權利意義，就是按照法律關系理論，從主體、客體、權利義務以及法律責任的基本結構，重新解釋和構造這種權利。目前許多人提出的物權法方案中，所有權制度的基本特點，是首先按照所有權的主體將所有權區分為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權，然后給予其不同的地位。這就是所謂的“三分法”。如王利明就認為“所有權的種類就是指所有權的不同類型，所有權的種類是對所有制形式的反映。在我國，所有權的形式主要有國家所有權、集體組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這是我國現階段財 產所有權的三種基本形式。盡管這幾種所有權都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特點，但是它們又反映了不同所有制的性質和要求，在法律上也具有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不僅表現在權利主體的區別上，而且也表現在客體的范圍上(如土地只能為國家和集體組織所有，不能為個人 所有)和權利的行使方式上(如國家所有權要借助與行政相關的職能活動來行使)。這些區別 也是劃分不同所有權形式的依據。”目前立法機關提出的所有權體系，就是按照這種模式編纂的。這種立法模式與市場經濟國家的物權立法區別很大。在市場經濟國家里，立法并不按照主體區分所有權的類型，因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是，凡是合法的主體，在法律上必然有權取得一切法律許可取得的權利。依據公法與私法職能的劃分，在所有權基本立法中區分主體是沒有必要的。禁止或者限制某種主體取得某種所有權的立法，只能是行政法，而不是民法。也許有人把有的學者對所有權的三分法視為對現實的一種妥協，是居于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考慮。但我們認為法律作為一種科學必須與政治相脫離，不能因為政治的需要而放棄基本的法律原則，況且承認所有權的一體保護也不會與我國的基本性質相背離。下面我們探討一下這種“三分法”在理論上的不足。

　　(一)國家所有權。主張三分法的學者認為國家所有權是在全民所有制基礎上，由特定的權利主體(國家)和 不特定的義務主體(任何公民和法人)之間組成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國家對國有財產享有排他 的支配權，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能以國家財產在經濟上屬于全民所有為根據，而在法律上 主張對國有財產的所有權。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全民享有并行使國家所有權，最終是為了不斷 滿足廣大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國家所有的財產就 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產。我們認為它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所有權指一個具體的實在的主體對一貫具體的物完全徹底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所有權的主體必須是一個具體的，實在的法律上的人。但國家是領土、居民、主權的結合，它是一個抽象的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主體

　　第二;現實中，國家所有權事實上由各級政府或者其他公法法人分別享有和行使。應放棄國家所有權，承認地方政府所有權即“公法法人的私有財產所有權理論”。包括各級政府在內的公法法人按照民法的原則享有各自的財產所有權，并且按照法律和自己的需要行使自己的所有權和其他財產權。正如有的學者認為： 國家與所有權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它們之間很難直接博弈，從而使雙方調整策略，實現二者的一致。中國在處理國家與所有權沖突的過程中，采用了一種既完全不同于西方“市民階層公共領域，”又不完全是新興產權主體與國家博弈的機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著眼點在于通過政府行為的改變，調整國家與所有權的沖突，尋找二者之間的制衡機制。對于中國這樣的傳統集權的國家而言，地方政府這一新的博弈主體，作為國家與所有權沖突的制衡力量，能使得中國政府的行為逐步向理性化方向轉變，會帶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二)集體所有權。主張三分法的學者認為集體所有權指勞動群眾集體組織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其財產的權利，它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現。但是，如何規定這種所有權，在法學界很難取得共識。但是在經濟實踐中，這種所有權遭受損害的情況屢見不鮮，為保護這種所有權，用物權法按照法律關系科學定義來規定這種所有權是至關重要的。 具體地說，我國的集體所有權作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法律表現形式，是一種帶有“總有”色彩而又與傳統民法中的總有不完全相同的所有權形態。它是一種新型的共有所有權(共有)形態，這與社團所有接近卻又不同。這種所有權在法律理論上現在還無法將其歸類。所以在民法中是很難解釋的。而且集體所有權中的“集體”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因為，傳統的集體所有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現在新體制也有鄉、村、村民小組三級集體組織，那么到底屬于哪一級集體所有?是不明確的。而且現在的村民小組既不是一個經濟組織，也不是一級行政單位，既無公職人員，又無辦公場所，它是鄉村新體制中職權最模糊，管理最渙散的組織。它在形式上類似于城鎮的居委會，但在組織上比居委會更松散、職能上更弱化。所以，由村民小組來充當集體所有權主體，顯然無力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現在農村許多地區出現的土地拋荒、擱荒或粗放、掠奪式經營都根源于集體所有權主體模糊或缺位。 這種“勞動群眾集體”即不是法人也不是自然人的合伙，更不是非法人組織，這種所有權的主體不是按照民法上的主體制度規則加以構造的。

　　三 規范對第三人的保護——以無權處分為考察對象

　　物權變動中所涉及的第三人，一般指不參與當事人的法律關系，但是與當事人的法律關系的結果有密切利害關系的一切人。物權法上的第三人有兩種：一是與物權出讓人有法律關系的其他人，為物權受讓人的第三人。比如，一個所有權人與他人訂立合同出賣自己的物，但是該物上已經設定有他人的權利。二是與物權受讓人有法律關系的人，對物權出讓人而言為第三人。比如，甲將自己的東西出賣給乙，而乙又將該物出賣給丙。此時的丙，對甲而言就是第三人。前一種常見的是一物二賣，后一種主要涉及無權處分。第三人代表不特定的社會公眾，代表一種交易安全。我們以無權處分為對象考察物權法對第三人的保護。

　　處分作為民法上的基本概念，其包括事實上的處分和法律上的處分，就法律意義而言，法律上的處分包括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但是，狹義上的理解，處分行為不包括負擔行為，因為處分行為有自己的特質，它能使物權直接發生變動。無權處分在區分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的國家與不區分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的國家所做出的規定有所不同。

　　(一) 區分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的立法例

　　作為物權形式主義的代表，德國民法堅持債權與物權的嚴格區分，認為在物權變動過程中，存在性質不同的兩個法律行為——債權行為和物權行為，債權行為是負擔行為，它使當事人享有債權和承擔債務，即債上請求權。物權行為是處分行為，它是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的行為，堅持物權行為的獨立性。這兩種行為有不同的生效要件：實施負擔行為之人不必有處分權，但實施處分行為之人對于所處分的標的物則必須有處分權，沒有處分權的人所實施的處分行為方構成無權處分行為，而沒有處分權的人所實施的負擔行為是自始有效的法律行為，因此，在擅自出賣他人之物的情況下，擅自出賣者與買受人簽定的合同是負擔行為，從而自始有效，而基于該買賣合同而所為的移轉物權的行為方構成無權處分。德國民法典將無權處分行為的效力認定為效力待定，指的是處分行為的效力待定，債權行為是有效的，根據德國民法典第185條規定：(1)經權利人允許，無權利人對標的物進行的處分，亦為有效;(2)處分人取得標的物，或者權利人成為處分人的繼承人而對其遺產負無限責任時，前項處分亦為有效。就允許而言，第185條第1款只是明確規定，經事先允許的，非權利人可以為有效的處分，亦即處分授權。第185第第2款第一句第一種情形是：非權利人所為的處分并非自始無效，而是效力未定，其效力是可以補正的，處分人取得標的物亦即非權利人自己變成權利人時處分有效，他在接受自己的處分的約束。

　　由于區分了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是兩個獨立的行為，負擔行為(買賣合同)自雙方合意之時起即為有效，此契約雙方當事人自然為無權處分人與買受人，而處分權人的追認只是使無權處分人與第三人之間無權處分行為的瑕疵得以補正，從而使無權處分能夠發生與有權處分同樣的效力，這將產生這樣的問題：處分權人的追認是否可以使得處分權人成為物權契約的當事人，并負有擔保無權利人履行合同義務的義務?對此問題，我國臺灣“最高法院”數則判例的精神并不一致，但是，從數則判例的發展來看，“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以自己名義與第三人成立買賣后，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尚難因此而謂有權利人已成為契約訂約當事人，相對人仍不得對之徑直為履行請求”正成為通說，也就是說，權利人的追認并不能是無權處分人成為訂立物權合同的當事人的觀點越來越為多數人接受。

　　(二)不區分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的立法例

　　在不區分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的立法例中，又分為債權意思主義和債權形式主義

　　1 債權意思主義 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并未采納物權行為理論，把債權行為作為物權變動的原因，認為物權變動是債權行為的當然結果，一個法律行為應該有債權發生和物權變動的雙重效果，故只要合同雙方當事人訂立的合同生效，則標的物的所有權理所當然移轉，力求對債權行為和物權變動作一體化把握，而沒有作嚴格的區分。因此法國民法上的處分行為的內涵是作廣義的理解的，在這種物權變動模式下，當事人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并且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債權行為本身就是處分行為，根據法國民法典第1599條規定“就他人之物所成立的買賣，無效”。 日本民法典的物權變動模式，繼受了法國模式，主張買賣合同成立，標的物的所有權移轉，但在出賣他人之物的買賣合同效力問題上，并未追隨法國，日本民法典第560規定，以他人權利為買賣標的時，出賣人負取得該權利并移轉了買受人的義務，其第561規定，于前條情形，出賣人不能取得其賣掉的權利并不移轉于買受人，買受人可以解除契約。可見，在日本民法上，出賣他人之物的買賣合同是生效合同。

　　2 債權形式主義 在此模式下，單純的債權合同一般不能直接引起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必須加上一定的交付、登記或其他法律規定的形式行為方可。俄羅斯采取的是債權形式主義，其對無權處分的合同也是認定為有效。

　　在區分和不區分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這兩種模式下的無權處分合同(負擔行為)都屬于有效行為(法國除外)。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的物權行為屬效力待定權處分的債權行為效力待定行為的效力都需原權利人的追認或取得處分權。

　　(三)我國合同法51條的規定

　　我國不區分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也不承認物權行為，因而規定處分合同(相當負擔行為)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取決于權利人的追認。不追認合同無效。這至少有以下不足;

　　第一，違背合同的相對性，將合同的效力取決于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合同的相對性要求合同關系只能發生在特定的合同當事人之間，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夠向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請求或訴訟;只有合同當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規定的權利，并承擔合同所規定的義務;只有合同當事人才承擔合同上的責任，合同當事人也只向合同的另一方承擔合同上的責任。

　　第二，與合同法第150條的權利瑕疵擔保責任沖突。權利瑕疵擔保責任在各國都是債的不履行責任，是在合同成立的前提下適用。而在51條如果權利人不追認，合同無效，自然無權利瑕疵擔保責任的適用，使第150條形同虛設。

　　“我國民法沒有引進德國民法的物權行為理論，沒有區分原因行為和物權行為。但第51條，顯然是借鑒了《德國民法典》第185條的規定，將無權處分行為作為效力待定行為來看的。我國民法中又沒有采納物權行為的概念，那么如何確定無權處分行為的效力就是問題。”同時還借鑒《法國民法典》第1599條出賣他人之物無效的規定。然而借鑒時忽視了它們制度構造的差異，進行了斷章取義的簡單嫁，使51條不僅違反買賣合同的本質，而且也與買賣合同中出賣人的權利瑕疵擔保責任無法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