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我國環境刑法存在的缺陷導致環境刑法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地發揮。要使我國環境刑法走出困境，有必要通過法律移植借鑒國外環境刑事立法的有益經驗。而且，國外的相關理論研究為我國環境刑法的重構給予了有力支撐。本文選自《中國刑事法雜志》。《中國刑事法雜志》的辦刊宗旨：是堅持以學術為重，以研究刑事法領域的前沿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的突出問題為己任，突出理論性和實踐性的有機結合。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7-9017;國內統一刊號：CN11-3891/D;郵發代號：82-815：主管單位：最高人民檢察院;主辦單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周期：月刊。

　　關鍵詞：環境刑法理論,環境刑法實施,中國刑事法責任

　　一、重構我國環境刑法的理論支撐

　　我國環境刑法存在的缺陷導致環境刑法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地發揮。要使我國環境刑法走出困境，有必要通過法律移植借鑒國外環境刑事立法的有益經驗。而且，國外的相關理論研究為我國環境刑法的重構給予了有力支撐。首先，環境問題的嚴重化需要加強對環境權的刑法保護。現代環境問題主要是由于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破壞和環境惡化以及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可以說，環境問題與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同步的，與經濟的發展更是密切相關的。西方國家工業化進程較早，因而環境問題產生的時間相對提前。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國家環境急劇惡化的時期，甚至產生了危害巨大的公害事件，尤其是日本，震驚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中有一半發生在日本，對日本國民及環境造成巨大損害。環境權是伴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成為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之一。為應對嚴重的環境問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和環境權，西方國家相繼出臺法律法規，加大刑法懲罰力度。德國1980年在刑法典修改中增設“危害環境罪”專章，將環境附屬刑法中的大部分條款進行修改，在刑法典中重新加以規定。日本在第六十四屆國會上制定和修訂了14項環境法律、法規，其中包括制定《關于處罰危害人體健康的公害罪法》，開創了制定公害刑法單獨立法的先例，表明刑法在環境保護中已經開始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得以飛速發展，但是，作為經濟發展的附屬品，污染環境和破壞環境的行為也明顯增多。進入21世紀，我國面臨的環境形勢更加嚴峻，環境問題涉及大氣、水、噪聲、固體廢物等污染以及土地、森林、草原等自然資源的破壞。現行環境刑法已無法有效應對這些環境問題，難以運用刑罰手段嚴厲打擊環境犯罪，尤其是對于主觀上具有惡意，故意實施污染或破壞環境的行為人。因此，必須重構我國的環境刑法才能有效解決環境問題，保護生態安全。其次，法律全球化顯示出環境刑法重構的文化價值。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國際社會一體化不僅表現為經濟全球化，而且還表現為法律全球化。在法律全球化的過程中，法律移植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也是法治落后國家實現法治現代化的有效方式。“法律的發展主要是通過法律規則的移植來解釋的。”

　　在歷史發展中，圍繞法律能否移植的問題，學術界曾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針對孟德斯鳩所提出的“為一國人民而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適合于該國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適合于另外一個國家的話，那只是非常湊巧的事”。很多學者持否定態度，并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法律移植的可行性。作為法治落后國家，要趕超法治先進國家就必須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法律文明成果。實踐證明，我國法治發展進程就是一個通過法律移植，不斷地學習、借鑒世界各國法律文化的發展過程。目前，我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當然，法律移植并不是法律條文的簡單照搬，影響法律移植的因素很多，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因此，在移植時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慎重選擇與我國的社會環境和法律文化相吻合的法律制度及法律觀念，這樣才能實現法律移植的本土化過程。法律全球化為我國環境刑法的重構提供了社會基礎及土壤，使其具備了一定的現實性，但在具體移植時必須考慮我國的社會實際，只有這樣，重構的環境刑法才能切實打擊環境犯罪，實現刑罰的懲治功能。最后，生態文明觀的確立突出了環境刑法重構的生態價值。生態文明作為社會文明的一種重要形式，是以可持續發展為根據，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共贏。生態文明觀在環境刑法中具體體現為:一是環境刑法保護的對象不僅僅是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環境權和環境生態安全。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在憲法及環境法中都明確地規定了環境權，使環境權獲得保護具有了憲法及法律上的依據。二是環境犯罪在認定上突出生態保護的特點。西方國家從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因此，在環境犯罪的認定上，不僅突出危險犯的設置，更應普遍適用嚴格責任，以力求對環境犯罪給予嚴厲打擊，保護生態環境。三是環境刑罰的目的不僅要對行為人進行懲罰，而且還要限制甚至剝奪他們從事一定活動的能力，同時使受到損害的生態環境得以恢復。環境刑法具有其特殊性，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行為人進行懲罰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懲罰不是最終的目的。要制止環境犯罪行為需要對行為人從事一定活動的資格和能力加以限制，這樣才能從源頭上遏制犯罪;同時，對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給予及時補救。當前，與物質文明相比，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明顯滯后，生態環境形勢相當嚴峻。對此，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必須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將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努力的目標。

　　二、環境刑法重構本土化的實現方式

　　第一，應逐步改變環境刑法的立法技術，實現環境犯罪由行政犯向刑事犯的轉化。從環境刑法發展過程來看，將環境犯罪設置為行政犯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因為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國家的行政職能日益增強，這體現在對社會秩序的管理上由過去的消極維持轉變為運用法律手段進行積極的干涉，在刑法領域則表現為將嚴重違反國家行政管理法規的行為規定為刑法中的犯罪。環境犯罪的行政犯正是這一法治發展的產物。這種行政犯在懲治環境犯罪方面具有必要性及局限性，應鑒于我國目前的環境現狀以及環境刑法對環境犯罪懲治不力的現實，在環境刑法的立法技術上進行一定的改變。具體來講，對一般的環境犯罪應采用“完備刑法”的立法技術，在同一法律條文中一并規定犯罪構成要件與法定刑，即將環境犯罪設置為刑事犯。由于刑事犯大多是違背道德規范的行為，因此這樣規定的結果既可以達到刑法的目的又與我國民眾的道德觀念相一致。但是，環境犯罪有其特殊性，涉及很多高新技術，其危害有些是現階段還無法預見的，因此，我國目前完全將環境犯罪設置為刑事犯也缺少現實性，對此應借鑒一些國家的立法經驗，將有些嚴重的環境犯罪設置為行政犯。如美國《資源保護與回收法案》將故意運輸危險廢物的行為、引起運輸危險廢物的行為、在缺乏許可證的情形下進行設備處理的行為以及在沒有獲得許可證或者故意違反許可證規范的情況下處理或儲存或處置危險廢物的行為等規定為重罪。環境犯罪由行政犯轉化為刑事犯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既要考慮科技發展的水平，又要立足于我國行政管理的實際，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環境刑法重構的本土化，切實發揮環境刑法的作用。

　　第二，確立環境刑法在刑法體系中的獨立地位，實現環境刑法的統一。由于我國刑法對環境犯罪的規定采用的是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方式，在刑法分則中涉及四類罪名，導致在犯罪客體、責任方式及幅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沖突。解決這一問題可分兩個階段。目前比較適合我國實際的是對現有的環境刑法規范進行整合，將所有涉及環境犯罪的條款集中在一起，規定在一類罪名之下。在立法形式上，可參照德國的立法模式，設立“危害環境罪”，以“章”的形式加以規定。對此，學術界持基本認同態度，但對于“危害環境罪”設立的具體位置，學者觀點不一。有的學者認為按照環境犯罪的危害程度，其僅次于危害國家安全罪，但從產生的場合看，又多發生在行為人從事生產、經營的過程中，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因此，有學者建議將“危害環境罪”安排在刑法分則第三章。也有的學者建議將“危害環境罪”置于第五章“侵犯財產罪”之后。鑒于目前我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以及環境犯罪行為的特殊性，將“危害環境罪”前置很有必要，可置于刑法分則第二章以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在此基礎上，可以借鑒日本的立法經驗，制定特別環境刑法，對犯罪構成、因果關系推定等內容加以具體規定。同時，由于“危害環境罪”的犯罪客體不僅僅表現為對人身權、財產權的侵害，更主要地表現為對環境權利、生態安全的侵害，因此，現有的環境犯罪罪名明顯欠缺，應將環境單行法中涉及的環境犯罪的罪名如噪聲污染罪、破壞濕地罪等補充到“危害環境罪”中，實現環境刑法的統一。

　　第三，完善環境犯罪構成要件的相關規定，以利于對環境犯罪行為的認定。由于目前對環境犯罪認定的難度主要集中于犯罪的主、客觀方面，因此，有必要對相關規定加以完善。首先，在環境犯罪主觀要件上，應規定有條件地適用嚴格責任。嚴格責任是指對某些特殊犯罪，即使主觀罪過難以確定，只要被告實施了法律禁止的行為而又不能證明自己主觀上沒有過錯，即推定行為人具有犯罪過錯，從而追究其刑事責任。盡管學術界對環境犯罪應否適用嚴格責任觀點并未統一，但多數學者仍持肯定態度。筆者認為，作為民事責任的一個重要的歸責原則，嚴格責任同樣適用于環境犯罪領域，這樣有利于對環境犯罪行為的認定，進而追究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但是，在具體適用時，需要注意的是嚴格責任并不具有普適性，如果司法機關能夠證明違法行為人主觀上確有過錯，則要求提供充分、確鑿的證據加以證明。只有那些因工業生產的高度專業性和技術性而難以證明其行為存在過錯時，才能適用嚴格責任。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無主觀過錯人受到刑事追究，相反行為人具有主觀過錯但卻因難以證明而逃脫刑法制裁的司法困境。其次，從環境犯罪客觀要件看，主要涉及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設立危險犯。危險犯是指行為人實施了污染或破壞環境的行為，只要使人身、財產及環境處于危險狀態之中，行為人即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我國刑法對危害公共安全罪及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均規定了危險犯，但對環境犯罪只有行為犯和結果犯的規定。環境犯罪的特殊性表明損害結果一旦發生則損失難以彌補，對有些環境資源的恢復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難以恢復。設立環境犯罪危險犯既可以彌補行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結果犯的滯后，能夠充分體現預防原則，防患于未然。二是明確規定適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按照傳統刑法的要求，構成犯罪的行為與其危害結果之間必須具有因果關系，否則，犯罪行為不成立。由于環境犯罪產生的原因不同，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現象較為普遍，而危害后果又具有隱蔽性、時間間隔長的特殊性。因此，在有些情況下，確定環境犯罪的因果關系難度很大。對此，應規定對環境犯罪適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如果被告不能反證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則推定因果關系成立。

　　第四，應增加環境犯罪責任方式的種類，以利于環境刑法作用的發揮。我國現行刑法對環境犯罪責任方式的種類規定較少，不利于發揮刑法的作用，因此，應增加責任方式的種類。一是增加主刑的種類，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基礎上，增加無期徒刑和死刑。應當明確的是，環境犯罪的重刑化與刑法謙抑這一法治發展趨勢并非矛盾。因為無期徒刑和死刑的適用對象應當是那些主觀上具有惡意、已經造成環境嚴重污染或破壞的行為人。二是增加附加刑的種類。借鑒其他國家的立法經驗，我國立法就增加責令停業整頓，限制從事一定的生產、經營活動，對造成環境嚴重污染或破壞可以強制關閉或者解散等適宜于防止環境犯罪的資格限定。這樣，既可以實現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的銜接，又可以從根本上消除環境犯罪的根源，收到更好的效果。三是增加非刑罰方式的種類，環境犯罪適用非刑罰方式不僅在學術界得到普遍贊同，而且在司法界也進行了一定的嘗試，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由于現有的非刑罰方式缺乏對環境犯罪的針對性，因此，結合環境犯罪的特點，應補充相應的處罰措施，這具體表現為補救性措施和恢復性措施。補救性措施適用于環境犯罪造成的損害結果可以補救的情形，如責令盜伐、濫伐林木的犯罪行為人在規定的期限內補種一定的樹木，并要求達到一定的成活率;恢復性措施適用于環境犯罪造成的損失可以恢復的情形，如責令污染水體或海洋的犯罪行為人在規定的期限內將水質恢復到污染之前的狀態。應當注意的是，非刑罰方式的設立并非取代刑罰方式，二者應當配合適用，這樣，既能使環境犯罪行為人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又能使生態環境得到有效的恢復和保護，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