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嚴格責任即使在我國民事法律中的適用也是相當嚴格的，僅適用保護弱者的權益。從刑法的傳統理論上看，“無犯意即無犯罪”的原則貫穿刑法的始終，司法實踐部門也是以貫徹主客觀一致的原則來定罪量刑。要打破該原則，必須有一個系統研究過程，至少目前在刑法中確立嚴格責任原則是不合適的。固然目前認定環境犯罪在主觀歸責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多數犯罪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但針對一些重大的環境犯罪，可適當增加主觀過失歸責條款，而不宜適用嚴格責任原則。本文選自《環境保護》。《環境保護》期刊簡介：環保科技刊物。宣傳我國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法制與管理，報道環境保護領域的科技成果，內容涉及污染防治技術、監測與評價、環境標準、環境經濟、環境與健康等方面，介紹國內外環保的新技術，交流各地環保先進工作經驗。

　　關鍵詞：環境保護的刑事法,環境刑事立法的建議,環境保護

　　一、國外對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刑法規定

　　(一)美國生態環境保護的刑事立法

　　美國生態環境保護的刑事政策特點是“從嚴”處罰，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1．刑罰嚴厲，威懾力強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開始重視刑事立法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首先，美國國會把破壞生態環境犯罪由輕罪上升到重罪，從世界各國的立法規定來看，美國對環境犯罪的刑罰，無論是罰金刑還是自由刑，都是較重的。如美國《水污染防治法》規定，罰金的最高刑可以達每日25萬美金，自由刑最高可達15年有期徒刑，如果有二次以上犯罪，罰金的最高刑可達每日50萬美金，自由刑最高可達30年有期徒刑。①之所以制定如此嚴厲的刑罰處罰，民眾、立法者及司法部門的觀點認為:(1)生態環境破壞行為的嚴重性及不可逆轉性。由于生態環境被破壞后無法逆轉，因此，人們普遍認為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是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立法的出發點更多的是考慮環境違法行為能被有效地防止，以避免生態環境不可逆轉的情況發生，有利于防止破壞行為的擴張。因此，嚴厲的刑罰存在是必要的。(2)提高犯罪成本與風險是有效防止這類逐利性犯罪的重要手段。單純地以民法或者行政法來追究責任，尚不足以遏制危害環境以及損害公眾生命健康的行為，嚴厲的刑罰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人們總是希望通過最小的風險或最小的代價去獲得盡可能大的利益，如果風險大而利益小或者成本高而利潤低，將不會有人愿意去實施這樣的行為，因此，如果增加犯罪的成本，提高犯罪的風險，無疑會減少此類犯罪，從刑罰的角度來提高罰金刑和自由刑的幅度，就是提高犯罪成本與風險的重要方法。(3)刑事制裁的手段是防止白領犯罪的有效方式。在美國，涉及生態環境犯罪犯罪的多為白領管理者，相比一般民眾來說更注重自身的所擁有的財富和地位，嚴厲的刑罰制裁對他們來說更具有強大的威懾力。(4)嚴厲的刑罰制裁促進人們遵守規定，促進公司決策部門進一步規范決策，以遵守相關的環境法規。2．通過刑事立法強化環保行政部門的權力通過刑法強化環保行政部門的權力，也是為了有效防止環境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刑事法規設立條款直接強化行政機關的行政執法權力。如美國聯邦空氣質量和排放限制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規定，對于違反環保行政部門發出的行政命令的，可根據不同情況承擔法律后果，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違反環保行政部門根據有關法律發出的行政命令的可構成犯罪;二是違法政府有關部門頒發的許可證中的限制性條件或限制以及治理項目中的規定的可構成犯罪。違反行政命令可構成犯罪的規定，強化了行政機關的行政執法權，增強了行政命令的威懾力。(2)賦予環保行政機關刑事調查權和刑事起訴建議權。美國的環保行政部門有權對破壞環境的行為人進行法律制裁，可選擇民事的、行政的或刑事的制裁，如選擇刑事制裁，那么其有權逮捕環境違法者，并幫助起訴部門進行偵查以獲得定罪證據。1990年，美國污染起訴法的通過，更進一步強化了環保行政部門的刑事執法權力。賦予行政機關刑事執法權，無疑增強了環保行政部門的行政執法權威。雖然環保行政機關的刑事執法權力受到不少人的質疑，但這一規定客觀上對保護生態環境、促進民眾遵守環境保護法規、增強環境保護意識起到一定的作用。3．凸顯預防犯罪的刑法功能如前所述，美國制定嚴厲的刑法的出發點是為了有效制止環境違法行為，通過嚴厲的刑罰處罰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行為，來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生態環境的特點決定了預防比懲罰更重要，所以美國通過環保行政部門，對一旦有可能危害到生態環境的行為及時警告，通過發行政命令的方式及時予以制止，防止危害性的擴大;當行政命令沒有引起重視時，危害繼續擴大，將上升到刑事處罰。所以，預防為主、懲罰為輔是美國對危害生態環境犯罪行為的主要刑事政策。4．實行嚴格責任的刑事原則嚴格責任也稱之為無過錯責任，指沒有過錯造成他人損害的依法律規定應由與造成損害原因有關的人承擔民事責任的確認責任的準則。正如定義中提到這一原則主要用于確定民事責任，但在美國，嚴格責任卻可以適用于公共福利類犯罪。對于這點美國學者是沒有異議的，因為在公共福利領域，要證明犯罪的主觀心態是相當困難的，否則公共福利政策的立法目的無法實現。上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有大量的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案件沒有受到刑事處罰，主要原因是實踐中要證明行為人有主觀罪過也相當困難。所以有學者提出，生態環境事關人類最大的利益，對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應適用公共福利犯罪原則。所謂公共福利犯罪原則是指對于公共福利類犯罪，起訴方無需證明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否有故意或者過失，只要證明實施了某行為，而該行為客觀上違反了刑法的有關規定即可。將公共福利政策適用于生態環境犯罪，降低了入罪門檻，被入罪的環境案件日漸增多，雖然說對這一做法的合理性也有不少的置疑，但客觀上這一規定進一步提高了刑法的威懾力，對遏制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起到了實際效果。雖然后期經過美國工業界的努力，美國聯邦刑法建議案(TheProposedFederalCriminalCode)取消了對健康及生命安全危害的無過失責任。②但不可否認的是，嚴格責任的確立，對上世紀末美國生態環境的保護及提高民眾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增強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感，的確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德國生態環境保護的刑事立法

　　美國刑法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體現了“嚴”字，而德國的刑事法律處罰除了嚴厲外，涉及的范圍更寬。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德國主要通過附屬刑法的方式，在行政法規中規定了一些罪名，如破壞噪音污染罪、公共危險施毒罪等。但生態環境的破壞現象不斷發生，民眾把它歸責于法律的嚴厲性不夠，沒有把破壞環境的行為上升到重罪來看待，涉及環境犯罪的罪名太少。同時，民眾的環境保護意識也沒有得到增強。在此情形下，有關環境保護的刑事立法工作開始進入議程。1980年3月，德國對《聯邦刑法典》進行修改，增設了“危害環境罪”專章，除了保留并適當修改行政法規規定的環境罪名外，刑法典增加了許多有關環境犯罪罪名，涉及水、空氣、核能、毒氣、動植物、自然保護區、噪聲、垃圾處置、設備使用等等，幾乎涵蓋了生態環境保護的所有范圍，在刑罰的設定了也加大了處罰的力度。③德國通過刑法典與行政法規之間的合理銜接，有效的保護了生態環境。德國刑法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全面性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三)日本生態環境保護的刑事立法

　　日本在生態環境保護的刑事立法上有其獨特的一面，尤為值得我們借鑒。日本有關環境保護的刑事法律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附屬刑法、特別刑法、刑法典。其中附屬刑法數量多，包括《公害對策基本法》、《環境基本法》、《救濟公害造成的健康損害的特別實施法》、《空氣污染防止法》、《噪音規制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附屬刑法在環境保護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相反，刑法典倒成了配角。日本在1970年制定的特別刑法《公害犯罪處罰法》也相當有名，曾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環境刑法。它的主要特色是:1．將公害罪認定為具體危險犯。只要有危險發生就可以追究刑事責任。2．突出對法人的處罰規定，只要有危害環境的行為，不僅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法人亦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3．在排放有害物質與具體發生危險狀態之間，無需證明具體的因果關系，設定了因果關系推定規定。④《公害犯罪處罰法》以特別刑法的方式來保護生態環境，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雖然日本刑法在環境保護方面有其不足之處，但是某些立法思路，如采用因果關系推定法、危險犯的處罰等，在當今環境刑事立法中還是具有先進性的。

　　二、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刑事立法體系及缺陷

　　(一)刑事立法體系

　　刑事立法體系主要由刑法典、附屬刑法和特別刑法構成。1．刑法典關于生態環境的立法規定1997年刑法典修改后，涉及到生態環境保護的刑法罪名主要規定在刑法分則第六章第七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有9條法律規定，共15個罪名，分別是:污染環境罪;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非法捕撈水產品罪、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非法狩獵罪;非法占用農用地罪;非法采礦罪;破壞性采礦罪;非法采伐、毀壞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非法收購、運輸、加工、出售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制品罪;盜伐林木罪;濫伐林木罪;非法收購、運輸盜伐、濫伐的林木罪。除此之外，在其他章節中還有部分罪名，如刑法152條走私固體廢物罪，瀆職罪中第408條環境監管失職罪也是與環境有關的犯罪。2．附屬刑法的立法規定除了刑法典外，我國在一些經濟法、行政法中，也有保護生態環境的刑事法律規定，從廣義的刑法來說，屬于附屬刑法。如《礦產資源保護法》第44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采取破壞性的開采方法開采礦產資源的，處以罰款，可以吊銷采礦許可證;造成礦產資源嚴重破壞的，依照刑法第156條的規定對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水污染防治法》第70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第38條規定:違反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在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范圍內從事破壞植被活動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業、農(牧)業行政主管部門按照各自的職責，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有違法所得的，沒收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關于這類的附屬法規，多達100多個，在此不再一一列舉。3．特別刑法的立法規定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單行刑事法律《關于懲治捕殺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補充規定》，規定了非法捕殺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并將非法出售、倒賣、走私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的行為按投機倒把罪、走私罪處罰。該特別刑法的制定雖然是為了履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但它首次將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單獨作為刑法的保護對象，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1997年刑法修改后吸收了該特別刑法的規定。

　　(二)立法缺陷

　　1．立法體系設計不合理。我國刑法將破壞資源環境保護罪作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準確反映環境犯罪的所侵犯的客體，這樣的設計不合理。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侵犯的客體是社會管理秩序，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固然在客觀上破壞了國家對環境資源的管理保護制度，但從本質上來說，破壞環境資源實質上侵犯的是人類的生存權力，破壞的是國家、社會的生態安全，以破壞管理秩序為犯罪客體不足以體現其社會危害性，偏離了刑法分則體系的立法取向。2．罪名設計不合理且不夠全面。首先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這一罪名設計不合理。對環境資源的保護不能完全解決人類生存的生態環境問題，立法者的出發點是對環境資源的破壞就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就是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正是因為這種立法思想，使得國家沒有立法保護的環境即使受到破壞而不能得到處罰，如對草原生態系統的破壞、海洋環境的破壞及對濕地的破壞等等(康菲漏油事件沒有受到刑法處罰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客觀上這些行為破壞了人類的生態環境，由于刑法缺乏保護性條款，無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其次，罪名不夠全面，導致環境保護的范圍有限。環境保護法第2條的規定:“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等”。雖然1997年的刑法擴大了刑法的處罰范圍，但是刑法保護環境的范圍還是很狹窄的，對許多自然環境的保護還是很不到位的，如海洋、草原、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濕地等沒有得到刑法的有效保護，這些環境一旦遭到破壞后果是很嚴重的。3．附屬刑法形同虛設。如前所述，我國有不少的附屬刑法，這些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采用空白罪狀的方式，并無具體的罪名和法定刑，大多是比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處罰，有的只簡單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甚至有的規定已經與刑罰典完全不符。如《礦產資源保護法》第44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采取破壞性的開采方法開采礦產資源的，處以罰款，可以吊銷采礦許可證;造成礦產資源嚴重破壞的，依照刑法第156條的規定對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依照刑法第156條的規定對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刑法156條是走私共犯規定，兩者大相徑庭。這些附屬刑法之所以這么規定，是立法技術上的考慮，在司法實踐中收效甚微，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意義不大。4．刑罰處罰偏輕，違法成本不高。無論是自由刑還是財產刑，都不夠嚴厲，不足以對違法者產生強大的威懾力。首先，自由刑處罰力度不夠，只有部分罪情節特別嚴重或者后果特別嚴重的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多數罪的自由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三年到七年有期徒刑之間。從社會危害性來看，相對刑法規定的其他罪而言，這些罪在自由刑的處罰上相對偏輕，對于違法者來說，違法的風險不大。其次，財產刑的規定不明確，實踐部門在操作過程中很難把握標準，就會出現因人而異、因地而異的情況。在現實中由于罰金數額沒有固定的標準，司法實踐部門判決的罰金數額普遍偏低，這樣的刑罰處罰明顯缺乏威懾力，對違法者而言違法成本不高。這既不利于環境保護，也有損于司法的權威和尊嚴。筆者認為，美國刑罰處罰的嚴厲性可供我們參考。5．犯罪構成設計不合理。其一，環境犯罪多數是結果犯，沒有危險犯的規定。⑤破壞生態環境行為存在的危險，如轉化為現實性的危害，其后果不堪設想，環境的不可逆轉性預示著人類將付出極大的代價。所以，打擊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行為，刑法應本著預防犯罪和保護環境為目的，防止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危險的發生。其二，犯罪的客觀方面過分強調對財產損失和人身損害的后果，涉及環境犯罪的立法基本上以財產損失的大小及人身損害的程度作為罪與非罪或輕罪重罪的標準，這樣的立法設計偏離了打擊環境犯罪的目的，生態的保護是打擊環境犯罪的目的，將生態環境各要素以財產的方式去量化，脫離了環境保護的終極目的———生態安全與社會的發展。其三，罪狀敘述不明，缺乏具體標準，刑罰可操作性不強。刑法關于環境資源犯罪中大多數條文中包含了大量“嚴重污染環境”、“后果嚴重”、“數量較大”及類似的關于情節和后果的模糊表述，司法實踐部門很難操作。

　　三、完善我國環境刑事立法的建議

　　(一)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在刑法分則中應單列一章，以體現生態環境的重要地位

　　破壞生態環境犯罪所侵犯的客體是國家、社會和人類的生態安全，這一犯罪客體有別于刑法分則其他各類的犯罪客體，因此以“危害生態環境罪”單獨立法比較科學，這樣一方面有利于對當前所有涉及環境犯罪罪名的完善與規范;另一方面也能夠體現刑法對打擊環境犯罪的重視度。刑法分則體系是以犯罪的危害程度為標準對各類犯罪進行排列，采取由重到輕的順序排列。由此，筆者認為，根據環境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將“危害生態環境罪”排在分則第三章較為合適。環境犯罪侵犯的客體是生態安全，生態安全受到破壞，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受到限制，所以從社會危害的程度來看，環境犯罪應比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嚴重。

　　(二)擴大危害生態環境罪刑事立法的涉及范圍

　　1．增加罪名。如前所述，目前刑法從破壞社會管理秩序的角度來規范環境犯罪，立法角度不準確，所以遺漏了危害環境的某些犯罪行為。筆者認為，涉及到生態環境的各個要素均要考慮進去，應在現有的罪名體系基礎上增加罪名，如增設噪聲污染、電磁輻射污染罪、破壞草原罪、污染海洋環境罪、破壞自然保護區罪、破壞風景名勝區罪、破壞土地資源罪、破壞灘涂、濕地罪及破壞珍貴野生植物資源罪等罪名。2．調整對單位犯罪的處罰力度和范圍。環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破壞型犯罪往往是由工廠、企業的生產活動造成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法人犯罪問題日益突出，世界各國也把法人犯罪作為打擊環境犯罪的重點，如前面提到的日本的《公害犯罪處罰法》對法人實行雙罰制。目前刑法已經關注到單位環境犯罪的處罰，但在可操作性等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因此，有必要調整單位犯罪的處罰力度，增加單位犯罪的違法成本，并將單位作為可能涉及的所有環境犯罪的犯罪主體。

　　(三)完善附屬刑法。

　　對現有的附屬刑法中有關環境犯罪的規定進行仔細的考量，涉嫌刑法規定罪名的，要具體指出適用的條款，盡量避免空白罪狀的立法方式;如刑法目前尚未規定的罪名的，附屬刑法可以直接就某種犯罪行為的罪狀、罪名及法定刑作出相應的規定，避免《礦產資源保護法》等法規中出現的無相應刑法條文可參照的情況。另外，可借鑒美國刑事立法的經驗，在附屬刑法中賦予環保行政機關對涉嫌環境犯罪的案件的刑事司法建議權。

　　(四)刑事責任措施的完善。

　　應借鑒美國刑事立法的經驗，首先在自由刑的設置上，對于嚴重危害人類生態環境的行為，應適用無期徒刑的刑罰處罰;其次在財產刑上，一方面要增設沒收財產的附加刑，另一方面要明確罰金的具體數額。同時，根據生態環境的特點，引入恢復性司法理念，⑥在非刑罰處理方法上，增加恢復生態環境的非刑罰處理辦法。⑦刑罰與非刑罰處理方法的并用，既能有效的打擊環境犯罪，又利于盡可能地恢復被破壞的生態環境。

　　(五)犯罪構成的重構

　　1．增加危險犯的規定。目前刑法關于環境犯罪多是結果犯，刑法只有在環境犯罪行為造成人身、財產的損失時才發揮它的處罰功能，這不利于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一些環境危害行為在它開始時并不明顯產生財產和人身損害的后果，甚至這樣的危害可能會一直持續，一旦轉化為現實性的危害后果，或者說達到刑法規定的程度，生態環境的破壞已經無法挽回。刑法在環境犯罪中應當起預防作用，這種預防作用就要充分體現在生態環境受到破壞之前發揮它的功能，危險犯的設立，把刑法推到生態環境受到實際破壞之前起約束和規制作用，以避免“亡羊補牢”的事件發生。2．犯罪構成要體現生態環境的價值觀。保護生態環境就是為人類提供可持續發展的生存空間，法律不僅要考慮當代人的利益更要兼顧后世人的生存與發展，所以關于犯罪構成的理念要改變，應重新認識生態價值，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把生態安全作為刑法保護的客體，在刑事立法中突出體現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側重對當今生態環境及后世發展的保護。⑧3．適度加大刑罰的處罰力度，明確財產刑的處罰數額。現有的刑法處罰力度不大，可適度提高，包括自由刑和財產刑;同時要明確財產刑的具體數額，以便于司法機關的定罪量刑。提高刑罰的處罰力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報復主義，通過提高犯罪風險和犯罪成本，加大刑罰的威懾力，防止危害環境行為的滋生和蔓延，因為所有獲利型犯罪人都會考慮犯罪的成本。環境犯罪多數情況下表現為獲利型犯罪，犯罪人意圖通過攫取生態環境利益來實現自身利益，刑法必須把這一犯罪惡念扼殺在犯罪人計算成本時。

　　(六)關于嚴格責任的設立問題

　　國內不少學者認為可借鑒美國立法思路，在環境犯罪中適用嚴格責任原則，筆者對此不敢認同。嚴格責任即使在我國民事法律中的適用也是相當嚴格的，僅適用保護弱者的權益。從刑法的傳統理論上看，“無犯意即無犯罪”的原則貫穿刑法的始終，司法實踐部門也是以貫徹主客觀一致的原則來定罪量刑。要打破該原則，必須有一個系統研究過程，至少目前在刑法中確立嚴格責任原則是不合適的。固然目前認定環境犯罪在主觀歸責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多數犯罪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但針對一些重大的環境犯罪，可適當增加主觀過失歸責條款，而不宜適用嚴格責任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