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海洋生態損害求償的核心在于恢復因溢油等污染事故造成的海洋生態服務功能的退化或喪失。所謂海洋生態服務功能主要是指通過海洋生態系統及其運動變化提供的有助于維持和實現人類生活的所有條件和過程。②我們所熟悉的海洋水體分解、降解、凈化和吸收溶水性污染物的現象便是上述功能的具體體現。在自然科學界，承載上述海洋生態服務功能的環境功能體被稱為海洋環境容量，這意味著各類以海洋水體為直接侵害對象的海洋生態損害最終在物理層面都表現為對海洋環境容量的損害。因此，構建我國海洋生態價值財產權屬體系的關鍵就在于實現海洋環境容量這一海洋生態功能體的資源化與物權化。本文選自《環境保護》。《環境保護》期刊簡介：環保科技刊物。宣傳我國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法制與管理，報道環境保護領域的科技成果，內容涉及污染防治技術、監測與評價、環境標準、環境經濟、環境與健康等方面，介紹國內外環保的新技術，交流各地環保先進工作經驗。

　　關鍵詞：海洋環境容量,海洋排污權,環境保護

　　海洋環境容量的物權化及其權利載體

　　（一)海洋環境容量的物權化海洋環境容量，是指為符合國家海水質量標準對維持某一海域特定生態功能所提出的要求，在一定時間范圍內該海域所允許的污染物最大排放數量。它來源于海水的自凈能力，是自凈能力綜合表現的定量化描述。海洋環境容量從被人類認識之日起便具有自然與社會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它承繼了環境容量無形性的特點，是自然地賦存于海水之中的海洋資源，體現著海水凈化、稀釋污染物的生態功能;另一方面，它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環境要素，能夠納入社會生產的循環過程之中滿足人們的排污需求，并通過資源配置與交易創造極大的社會財富。因此，當我們以生態理性為基點，去突破傳統而保守的物權客體限定標準，以包容的法學邏輯觀念和解釋論的推演路徑去嘗試著將環境容量納入物權客體的范圍時，我們發現作為一種自然資源的海洋環境容量在相當程度上能夠滿足物權客體的特征，具備物權化的可能。第一，海洋環境容量具有可感知性。盡管海洋環境容量因其無形的物質形態而不易為人們從視覺上直觀感知，但其所承載的海洋生態功能卻與人類以及各種海洋生物的生存息息相關。當海洋水體發揮溶解、稀釋污染物的凈化作用時，人們雖無法直接目睹卻完全能夠對這一生態過程有所感覺。因此，海洋環境容量的可感知性毋庸置疑。第二，海洋環境容量具有相對的可支配性。傳統民法理論認為，具有物理上的獨立性是成為物權客體的必要條件，即物必須在現實形態上能夠與其他物相區分，而海洋環境容量在物理形態上并不具有完全獨立性。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獨立物的概念正在發生變化，一個物即便不具有物理上的獨立性，也可以根據交易上的觀念或以法律規定作為標準來確定某物是否具有獨立性。以此標準衡量，海洋環境容量能夠通過特定化的方法成為獨立物，從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人力所支配。一方面，通過科學定量化的方法，海洋環境容量能夠以具體數值的形式從海洋水體中分離出來，具有觀念上的獨立性;另一方面，盡管水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使得在全球水循環的過程之中，海洋環境容量與其他水環境容量相互交融、難以割裂。但是，由于受風力等外力因素的影響較弱，污染物在水體中的擴散速度慢且擴散程度不完全，導致水體污染更易呈現出局部性和地域性的特征①。因此，人們在水污染控制的問題上更傾向于以相對局限和靜止的觀念、采用區域化的研究方法，將眼光集中于某一特定水域而非整體水環境，所以當我們將某一海域視為以岸為界的獨立水體時，該海域中所包含的海洋環境容量自然作為獨立的物質形態存在，而與其他類型的水環境容量相區分。例如，在河流沿岸排放的污染物雖然將隨河水的流動而最終歸入大海，間接對海洋生態環境造成不利影響，但是如果將海洋水環境相對靜止化和固定化，那么沿河排污就是一種消耗河水環境容量的行為，而非對海洋環境容量的利用。第三，海洋環境容量具有可確定性。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就已經探索出了與我國環境系統相適應的環境容量確定方法。某一特定地域、特定環境要素對某種污染物質的可利用容量，可依“特定環境要素的體積乘以每立方米污染物的極限密度減去每立方米環境要素自含污染物的平均密度之差”得出。綜合考慮海水水體特征、水質目標、污染物特性、污染物排放方式以及污染源的時空分布等因素的影響后，上述方法對于海洋環境容量的測算同樣適用。可見，只要通過科學計算，特定時間、特定地域內的環境容量能夠以數值的形式確定，海洋環境容量已不再如以往般高深莫測、難以估量。通過以上對海洋環境容量物權化特征的探討，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社會生活的日新月異推動物權法突破既有局限，將更多新型的法律客體納入物權法的研究視野之下，以滿足主體的現實需求。在此背景之下，如果以適度開放的寬松標準衡量，那么海洋環境容量符合物權法上關于物的基本屬性的要求，具有充當物權客體的資格。

　　(二)海洋排污權及其法域歸屬海洋環境容量資源化后的權利載體當為海洋排污權。它是權利主體依法享有的對以海洋環境自凈能力為基礎而產生的海洋環境容量進行使用、收益的權利，亦稱為“海洋環境容量使用權”。由定義可知，海洋排污權是以海洋環境容量為客體而形成的財產權利，在性質上應屬于準物權。②在符合物權基本屬性的前提下，準物權在權利客體、權利構成及權利是否具有公權色彩方面均具有特殊性。作為準物權之一的海洋排污權，也同樣具有有別于傳統物權的獨特屬性:首先，海洋排污權的客體具有特殊性。作為海洋排污權客體的海洋環境容量在物理意義上難以與其所棲生的物質載體，即海洋水體相分離，對海洋環境容量的特定性就需要依據彈性標準予以變通解釋。由于不同物權對客體的支配內容和支配程度不同，所以對于不同類型的物權，其客體特定性的要求也有寬嚴之分。有時，我們通過特定的數量、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期限等方式也可以使物權人直接支配客體，實現其目的。此時，就可以認定該客體具有特定性。因此，反思物權客體的特定性等同于同一性的不當理論，采取時空結合觀，我們發現海洋環境容量是可以通過空間與期限等條件的設置實現特定化的，因而權利人也就具備直接支配其的可能性。其次，海洋排污權在占有和排他權能方面存在特殊性。一方面，海洋排污權的核心在于利用而非支配，即其存在不以占有海洋環境容量及其物質載體為必要，在行使效果上追求在保持海洋環境質量狀況的前提下，實現海洋環境容量資源價值的最大化，因此海洋排污權基本不具有占有權能。首先，海洋排污權的客體是存在于一定海域范圍內的海洋環境容量，進而推斷出豎立于海洋環境容量之上的所有權為該海域范圍內的海洋環境容量所有權。因此，以海洋環境容量為共同客體的海洋環境容量所有權與海洋排污權就是母權與子權的關系。海洋環境容量所有權是國家海洋環境容量資源永久主權在私法上的體現。一國能夠在多大海域面積內擁有海洋環境容量資源的開發利用主權決定了海洋環境容量所有權的權利邊界，從而進一步決定了作為子權利的海洋排污權的權利設定邊界。首先，對于領海區域，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沿海國的主權及于其陸地領土及其內水以外鄰接的一帶海域，即自領海基線量起，向外延伸不超過12海里的領海(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theLawoftheSea)第2、3條)。顯然，一國對其主權所及的領域當然地享有資源開發利用的權利。我國已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鄰區法》第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領海的主權及于領海上空、領海的海床及底土。”宣布對領海的主權，那么12海里領海海域水體中所承載的全部海洋環境容量均屬于國家的自然資源范疇，應由政府代表國家享有領海范圍內的海洋環境容量所有權。其次，對于領海海域以外的海洋環境容量資源，其是否也應當屬于一國自然資源主權的范圍之內，需要根據國際法的規則進行確認。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沿海國對自領海基線量起200海里，即專屬經濟區范圍內的海域擁有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以及從事經濟性開發和勘探的主權權利(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6條);200海里以外的海床上覆水域，則適用公海制度，任何國家不得對此區域宣布主權權利，開發200海里以外的大陸架上的非生物資源，應繳付費用或實物。由此可見，一國對海洋環境容量資源主權的邊界限定為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沿海國可以根據本國的資源所有權傳統，在此范圍內形成海洋環境容量的國家所有權或私人所有權。就我國而言，《憲法》第9條明確宣布，我國實行自然資源國家所有的一元化模式，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自然資源所有權。因此，我國專屬經濟區海域內的全部海洋環境容量資源歸國家所有，其他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不能成為海洋環境容量所有權的權利主體。在此模式下，海洋環境容量所有權可以被定義為國家享有的對海洋環境容量資源進行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私人若使用海洋環境容量必須向政府提出申請，由政府代表國家以行政許可的方式賦予其海洋環境容量使用權，即海洋排污權。同時，針對周邊國家的用海行為在我國專屬經濟區內造成的跨境海洋污染和生態損害，我國即可以國家海洋環境容量所有權受到侵害為由提出侵權損害賠償請求，從而扭轉我國在面對他國跨境海洋污染、船舶運輸污染、碰撞與油污損害的求償問題時的被動地位，使海洋生態價值滅失的損害填補能夠在責任追究的過程中得以實現。

　　海洋排污權與不同權屬間的沖突與協調

　　海洋排污權設立后，由于其自身不具有嚴格的排他性，加之作為其權利客體的海洋水體同時又承載著多種不同類型的海洋資源性權利，因此海洋排污權之間以及海洋排污權與海洋中所存在的其他用益物權之間便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沖突。由于包括海洋排污權在內的各項海洋資源性用益物權同時又是海洋生態損害求償中不同相繼經濟損失受害人與純粹經濟損失受害人尋求救濟的權利基礎，因此探尋解決沖突的協調規則在事實上將為確立上述不同受害人的受償順序創造條件。特別是在損失無法全部賠償的場合，確立該順序的意義尤為重大。(一)海洋排污權之間的沖突與協調對于以同一海域的海洋環境容量為客體的海洋排污權之間的沖突，可以依據下述方法加以解決:第一，以海洋排污權的目的位序為依據。如果各海洋排污權設定的目的不同，則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位序協調海洋排污權之間的沖突，順位在先的海洋排污權優于順位在后的海洋排污權行使。這一協調原則的實施須以厘定合理的目的順位為基礎，對此，水權優先權的目的順位為海洋排污權目的順位的設定提供了參考。目前，對于水權優先順位的規定主要存在三種立法模式:其一，我國《水法》第21條規定的“開發、利用水資源，應當首先滿足城鄉居民生活用水，并兼顧農業、工業、生態環境用水以及航運等需要”，由此條款可推導出居民生活用水、農業用水、工業用水、生態環境用水、航運用水的水權優先順序;其二，根據我國臺灣地區“水利法”第18條的規定，用水標的之順序為: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水運以及其他用途;其三，美國堪薩斯州采用的水權順位，依次為家庭用水、市政用水、灌溉用水、工業用水、娛樂用水、水力用水。從以上三種水權優先位序的立法模式上，我們大體可以看出水權行使普遍依照民事用水、公共用水優先，工業用水略后的原則①。據此，在不同排污目的的海洋排污權發生效力沖突時，協調解決應當遵循如下順位規則，即民用家庭海洋排污權、公共海洋排污權、農用海洋排污權、工業海洋排污權、航運海洋排污權以及娛樂休閑海洋排污權。第二，以海洋排污權的設定時間為依據。如果各海洋排污權設定的目的相同，對于處于同一順位的海洋排污權，其行權沖突的協調就應當按照時間在先的原則，優先保護較早取得海洋排污權的權利主體。這一協調原則的實施必須以事先設定海洋排污權確立的認定時間為基礎，對此可以按照登記在先效力優先的權利協調規則，以排污權登記并獲得排污許可證的時點為標準，先行登記并取得海洋排污許可的排污權優先于嗣后登記的排污權。(二)海洋排污權與海洋他項用益物權之間的沖突與協調對于海洋排污權與海洋中的他項用益物權之間的沖突，本文認為，應當以海洋功能區劃的用海要求為基本原則，遵循生存性利益優先、功能性用海優先的標準進行權利協調。首先，海洋中多項用益物權的行使應當以海洋功能區的劃分為基本原則。海洋功能區劃是根據海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環境狀況，結合考慮海洋開發利用現狀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劃分出的具有特定主導功能、適用不同開發方式并能取得最佳綜合效益的區域(參見《中國海洋21世紀議程》第7．25條)，海洋功能區劃分的主要作用之一就在于考慮到海洋資源在空間分布及存在形式上的復合性和開放性，協調和解決資源開發利用中的矛盾，形成合理有序的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秩序。

　　對于海水增養殖區域，海洋排污權不得侵害海洋漁業權，對此《海洋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在重要漁業水域不得新建排污口，向海域排放含熱廢水，應當保證臨近的漁業水域的水溫符合國家標準(參見《海洋環境保護法》第36條)。而在海洋傾倒區以及海洋油氣開發區等海洋排污權的作用區域，漁業權、娛樂用海權等海洋他物權則不能實現。其次，在未劃定功能區的海域或功能區劃不明確的海域，對于海洋多項用益物權的沖突需要以公平原則進行利益衡量，以確定權利行使的先后位序。一方面，承載生存性利益的海洋他物權應當優先行使。自然資源所能夠實現的價值體現為人類的生存性利益和財產性利益，人類生存權意味著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條件下，每個人都有權享有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準，以保證基本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得到維持和提高。可見，保證生存性權益是人類的基本要求，是整個社會公平安定的基礎。因此，對于人類生存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生存性自然資源物權理應優先于財產性自然資源物權得以實現。具體到海洋權利的行使方面，與人類的生存性利益密切相關的民事用海權，包括民用海洋排污權、自用漁業權等優先行使，而以實現財產性利益為目的的工業、商業用海權則略后。另一方面，以功能性資源為客體的海洋他物權應當優先行使。按照所承載的利益不同，全部海洋資源可以做消費性資源和功能性資源的劃分。消費性資源，是指對其開發利用將會消耗資源本身或改變資源原有形態的資源類型，如海洋環境容量資源、用于灌溉的海水資源;功能性資源則是指開發利用后不會造成資源固有狀態發生改變自然資源，如用于養殖或航運的海水資源。在通常情況下，以功能性資源為客體的海洋他物權應當先于以消費性資源為客體的海洋他物權行使，原因就在于海洋中的功能性資源在開發利用時不會發生資源減少或改變的后果，例如，漁民利用海水進行魚類養殖，其行為本身不會消耗海洋水體或者顯著改變海洋水體的性質，養殖權行使完畢后仍然可以滿足海洋排污權的實現，而倘若允許海洋排污權先行使，則會降低海水水質，影響到海水的滋養功能，從而使海水養殖權難以實現。因此，原則上海洋排污權應當略后于以功能性資源為權利客體的海洋他物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