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婚姻法》實施后，北京地區的婚姻關系出現了重大變化，婚姻自由成為廣大青年的熱烈追求，自主結婚成為社會新風尚的象征。同時飽受封建婚姻之害的人們也以《婚姻法》為武器同舊的婚姻制度展開斗爭，不合理的婚姻得以解除，婚姻中男女地位也實現了平等，互助和睦的家庭也大量出現。這些都促進了社會的穩定、鞏固了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加快了社會主義的建設。

　　關鍵詞：婚姻法,北京地區,婚姻

　　“毛主席說的好，婚姻法是有關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僅次于憲法的國家的根本大法之一。”[1] 1950年《婚姻法》頒布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各有關部門，以群眾運動的形式在全市進行了普遍深入的宣傳貫徹，旨在摧毀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建立新的婚姻制度。北京地區婦聯成立婦女服務處，宣傳推廣婚姻法。1950年10月，成立檢查婚姻法執行情況委員會。1950年12月至1951年6月，各區婦聯、民政科、公安分局等共同建立婚姻問題研究小組，舉辦婚姻講座，有的區也吸收法院、文教科、文化館、成人補習夜校等單位參加。除婚姻法講座和大小會議向市民宣傳外，有的還組織成人夜校政治班文工隊，在公營和私營工廠、天主教革新學習班、區辦軍屬政治學習班，各種群眾會議上，通過宣講會、報告會、專題講座等形式進行宣傳教育。有的區還分別召開婆婆、媳婦、丈夫座談會，揭露和控訴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惡，用活的事實教育人民群眾，特別是受舊的婚姻制度之害最深的廣大婦女，起來向封建婚姻制度作斗爭。”[2]在黨政機關和各有關部門的通力合作下，學習和貫徹《婚姻法》的工作在全市迅速開展起來。廣大青年特別是青年婦女通過學習《婚姻法》，提高了維護自身權利的自覺性，紛紛起來向傳統的婚姻思想和婚姻習俗作斗爭，努力爭取婚姻自由的權利。

　　第一、青年男女爭取婚姻自由，建立起新的婚姻關系，自主婚大量涌現。“一九五○年五月至十月，北京地區自由結婚的有六千六百八十六對。”[3]崇文區火神廟派出所1955年12月對貫徹婚姻法執行情況的統計，“自五二年至現在(1955年)結婚共五十三對中，僅五二年有一對包辦，其余都是自主婚。”[4]北京地區新華印刷廠樹立了婚姻自由的新風氣，“如新華印刷廠裝訂、活版兩個車間，運動(貫徹婚姻法運動)后結婚的共六十一對，自主的占百分之九十點八。”[5]新的婚姻制度為廣大群眾自覺的實行，因而自由結婚與和睦家庭也隨著增多。“據1952年1月至11月份統計全市結婚的一萬八千三百五十四對，較去年(1951年)增44%。其中經過戀愛的九千一百五十七對，占結婚總數的百分之五十，經過父母主婚子女同意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對，較去年減少190%。豐臺區上半年自由戀愛結婚的較去年同期增加了59.4%。”[6]這時青年男女向封建的包辦干涉作大膽的堅決斗爭事例也增多了，尤其是青年婦女，“如宣武區廣安胡同段淑英由父母包辦和一個患梅毒的男人訂了婚，她不同意，也不敢反對，只是背后偷者哭。自從聽了婚姻法宣傳以后，有了勇氣，便直接向男方提出解除婚約。第九派出所的青年婦女楊茂芬和她表哥感情很好，她母親和她哥哥不同意，‘認為女孩子搞戀愛，自己找男人，太丟人’。并威脅說：‘你和他結婚我就打斷你的腿’。女方聽了婚姻法宣傳后，心里有了底，不但不怕還和她母親及哥哥進行了斗爭，終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和她表哥結了婚。”[7]

　　第二、飽受封建婚姻之苦的廣大青年男女，在《婚姻法》頒布后，紛紛向政府司法機關提出擺脫痛苦婚姻的要求，致使離婚案急劇上升。據北京地區人民法院婚姻法執行情況檢查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頒布后，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縛的男女群眾受到了很大鼓舞，紛紛要求擺脫舊婚姻制度所加于他們的枷鎖，婚姻案件更為大量增加。平均較婚姻法頒布以前的一個時期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三。在婚姻案件中，離婚案件占的比重很大，其中，離婚案即占一千四百八十四件。”[8]根據北京地區婦聯服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在離婚方面有不少男女突破了封建的束縛而獲得解放。全市經調解沒成立離婚的二千一百零九對，較去年增加22%，其中女方提出的一千三百八十四起。占成立離婚之總數66%。在成立離婚中，由于包辦重婚感情不和或因虐待而離婚的一千九百四十八對占總數92.3%。寡婦結婚的在十、十一月兩個月有二百四十八人，只就東單區一個區，寡婦結婚的就有五十七人，有的守寡到十四年甚至十八年。她們拿到婚書很高興。”[9]這都說明人民群眾在《婚姻法》頒布后，要求粉碎舊的婚姻制度、實行新的婚姻制度、建立新的平等和睦的家庭關系的積極性大大提高。在離婚率不斷攀升的形式下，這一時期的再婚率也處于高峰期。“如北京前門區，再婚者在結婚登記中所占比重1953年高達30.88%，值得注意的是，再婚婦女在再婚者中占48.40%，婦女因離婚而再婚的比重比男子同一原因再婚所占的比重高出許多，前者為61.50%后者為50.44%。”[10]

　　第三、隨著婚姻法的貫徹實施，婚姻家庭關系也得到改善，男女平等、團結互助的新的婚姻家庭觀念開始形成。例如前門區“四川會館住民江旭東(偽律師出身，為人蠻橫，思想頑固，時常說怪話)，他對妻子一向隨意打罵，認為‘老婆是我的，就得挨我的打’，解放后舊習未改，曾用木棒打過妻子……這次小會(貫徹婚姻法宣傳會)上，起初不承認錯誤，后經積極分子批評教育，最后承認了過去的錯誤，并堅決表示說：‘以后我絕不打罵妻子了，如再打罵，請你們檢舉我。’回去確實變了，他妻子非常高興，對區代表劉玉儒說：‘這回可真變了，也不罵了，也不抬杠了。’”[11]

　　總之，《婚姻法》頒布實施以后，北京地區的人們開始運用婚姻法所賦予的權利，向傳統婚姻習俗展開斗爭;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婦女受虐待的現象得到了很大的扭轉，新的婚姻觀念和婚姻道德正在形成;許多不和睦的家庭通過學習婚姻法也改善了關系，變成了民主和睦的幸福家庭。所有這些，不僅塑造了新的婚姻家庭模式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社會新風尚，而且有利地促進了社會的安定和各項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 馬起：《中國革命與婚姻家庭》，遼寧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李立志：《變遷與重建—1949～1956年的中國社會》，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志/政務卷/14/民政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4、002-008-00016民政局關于貫徹婚姻法的調查報告。

　　5、084-003-0002北京市婦聯服務部關于婚姻工作情況的報告總結和匯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