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法律的實施機制就是法律的生命。中國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龐德也曾經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實行。”任何法律在被制定出來后尚處于應然狀態，只有在被實施后，才能從書本上的法律變成行動中的法律，從應然狀態走入實然狀態。所以，法律的實施機制對于實現法律的目標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摘要：“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通過實施獲得現實的生命。2012年6月1日起施行的《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規定：“受壟斷行為損害的民事主體有權向法院就該壟斷行為提起民事訴訟”。雖然在立法機制方面，反壟斷法的私人實施有相應的規定，但在實施機制方面只是簡單賦予了私人對損害賠償起訴的權利，缺少對私人實施的詳細設計，許多實體和程序性的問題都有待于進一步的整理和細化。

　　關鍵詞：民事訴訟論文投稿,反壟斷法,私人實施,問題,完善

　　法律的私人實施是指私人依據法律規范開展的監督、追訴、裁判和制裁違法行為的活動。私人實施法律的方式有四種：（1）由私人對違法行為進行監督，其中包括收集、提供可供發現違法行為的信息，甚至包括依法對違法者采取臨時性強制措施；（2）由私人將違法者訴諸包括但不限于法院或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在內的爭議解決系統；（3）由私人對涉案行為是否違法作出裁決；（4）由私人對違法者進行制裁。

　　中國《反壟斷法》私人實施僅規定了一個條文，即第50條：“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顯然，私人實施并沒有得到立法者應有的重視。2012年6月1日起施行的《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規定：“受壟斷行為損害的民事主體有權向法院就該壟斷行為提起民事訴訟”。《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關于私人實施機制的進步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個人可以直接提起反壟斷民事訴訟。個人可以直接提起反壟斷民事訴訟這一進步解決了《反壟斷法》對于原告資格規定過于模糊的這一難題。私人當事人是反壟斷違法行為的受害者，按照“有損害必有救濟途徑”的原則，賦予受害者以訴權，是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特別是對于消費者來說，他們是違法后果的最終承受人，而反壟斷執法機關往往著重于對違法行為的處罰，而忽視對于他們損害的救濟，這樣的做法實際上背離了反壟斷法的立法宗旨。賦予消費者以訴權是必要的，否則，他們的損害將無從救濟。《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了壟斷民事糾紛案件的兩種基本類型，一是因壟斷行為受到損失而引起的訴訟，通常屬于侵權之訴；二是因合同內容、行業協會的章程等違反反壟斷法而發生爭議引起的訴訟，這種情況既可能是合同之訴，也可能是其他訴訟。根據該條的規定，在壟斷民事訴訟中，只要原告有證據證明因壟斷行為受到損失，或者因合同內容、行業協會的章程等違反反壟斷法而發生爭議，均可以提起訴訟，要求壟斷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另一方面，適當減輕了原告舉證責任。據最高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介紹，自2008年8月1日《反壟斷法》實施至2011年年底，全國地方法院共受理壟斷民事一審案件61件，審結53件。從原告勝訴率上看，原告在壟斷糾紛案件中勝訴率較低，在審結案件中原告勝訴的案件較少。從反壟斷民事訴訟實踐來看，原告取證難、證明壟斷行為難是原告敗訴的最重要原因。如果不解決原告取證難和證明壟斷行為難這個難題，壟斷行為受害人的權益就難以得到有效維護，反壟斷民事司法的職能和作用就難以有效發揮。

　　關于舉證問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基本原則為“誰主張，誰舉證”。但考慮到對于壟斷案件原告舉證十分困難的現狀，《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根據反壟斷法、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及法律原則和精神，對于舉證責任分配、免證事實、專家證據等問題作了解釋和細化。在舉證責任分配方面，該司法解釋區分不同的壟斷行為類型，明確了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分配。例如對于公用企業以及具有獨占經營資格的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案件，適當減輕原告的舉證責任；對于明顯具有嚴重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特定橫向壟斷協議，由被告對被訴壟斷協議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承擔舉證責任，實行了舉證責任倒置，免除了原告的舉證責任。

　　雖然《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但仍有諸多地方需要完善。

　　一、引入“法院酌定訴訟費制度”，減輕原告訴訟風險

　　“法院酌定訴訟費”是德國《反限制競爭法》創設的一項制度。與德國法律的規定一致，中國法院規定的訴訟費用承擔方式也是原告在起訴時，應當預先支付訴訟費用，如果勝訴，則可以由被告承擔；如果敗訴，原告將承擔一切訴訟費用，在部分案件中還包括被告的律師費和證據調查費；如果沒有完全勝訴，則訴訟費用按一定的比例分配。這種訴訟費用支付方式對于那些受限制競爭行為影響的小公司和私人而言，存在極大的風險，他們不得不擔心一旦可能成為壟斷受害人起訴的最大障礙。為了消除這種障礙，可借鑒德國的“法院酌定訴訟費制度”，即規定“如果受壟斷行為影響的人能夠證明目前的基于全部爭議金額支付訴訟費用非常困難，法院有權根據其實際經濟狀況對訴訟費用進行調整，決定按部分爭議金額支付法院的訴訟費用”。

　　二、引入“約束力規則”，減輕原告的舉證負擔

　　由于反壟斷法訴訟的復雜性和專業性，在某些案件中，比如秘密卡特爾案件中，由于取證和調查上的困難，壟斷受害人往往無法獨立進行。但公共機構憑借強大而廣泛的公權力，揭露此類壟斷違法行為就相對比較簡單。為此，我們不妨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比如借鑒德國的“約束力規則”，建立私人利用公共機構已有成果的機制，無疑可以大大促進私人訴訟，同時有利于增強反壟斷法的威懾效果。具體實踐中，可規定“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和反壟斷執法機關在其決定中所認定的違法事實對于法院有約束力”。三、引入集團訴訟制度，威懾違法壟斷者

　　集團訴訟制度在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等國家的反壟斷法中都有所規定。在美國，反托拉斯集體訴訟通常由律師作為代表提出，實踐中暴露出很多問題，甚至成為律師追求高額律師費、損害消費者和其他購買者利益的工具。

　　在一些案件中，壟斷受害人盡管享有法律上的賠償請求權，但他們不會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因為個人訴訟成本太高，但是損害賠償額太低，提起訴訟很不經濟。但是如果采用集體訴訟，那么這種成本與效益的關系就會發生重大的變化。此時，所有參與者一起分擔訴訟成本，一起分擔訴訟風險。盡管中國司法解釋規定了法院可以合并審理，但這在本質上并非是集體訴訟制度，而只是法院為了節約司法資源的一種策略安排，因此很難有效威懾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壟斷行為。集團訴訟可以達到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大量的單個損害賠償非常小的受害者可以通過集團訴訟獲得賠償，而其他方式則不可能實現；二是集團訴訟可以產生強有力的威懾效果，使壟斷行為者提高警惕。

　　四、引入審前證據開示制度，增加原告勝訴機會

　　審前證據開示制度是美國反托拉斯訴訟中的一項制度。在反托拉斯訴訟中，原告要獲得證明被告存在反托拉斯違法行為的證據非常困難。為了減輕原告的舉證負擔，增加勝訴機會，美國法律規定了審前證據開示制度。根據該制度，一方當事人可以要求另一方當事人提供文件資料。如果當事人拒絕提供或者銷毀文件資料，將會因藐視法庭罪被判處最高五年的監禁。該制度的作用在于：一是鼓勵受害人提起訴訟，二是減輕原告舉證責任，增加勝訴機會。

　　參考文獻：

　　[1]李國海.反壟斷法實施機制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6.

　　[2]李俊峰.反壟斷法的私人實施[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14.

　　[3]王健.反壟斷法的私人執行——基本原理與外國法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06.

　　[4]王曉曄.反壟斷立法熱點問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5]李劍.反壟斷私人訴訟困境與反壟斷執法的管制化發展[J].法學研究，2011，（9）.

　　[6]陳承堂.中美兩國反壟斷起訴資格比較研究[J].法商研究，2011，（1）.

　　[7]丁國峰.中國反壟斷法私人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J].嘉應學院學報，2012，（6）.

　　[8]柳鐳.中國反壟斷法私人實施制度的完善[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

　　[9]王健.關于推進中國反壟斷私人訴訟的思考[J].法商研究，2010，（3）.

　　[10]何治中.反壟斷法實施的反壟斷-論中國反壟斷法的私人執行[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9）.

　　[11]劉水林.反壟斷訴訟的價值定位與制度建構[J].法學研究，2010，（7）.

　　[12]吳淑賢.反壟斷法私人實施制度研究[D].成都：四川社會科學院，2010：4.

　　[13]王爽.中國反壟斷私人訴訟制度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1：5.

　　[14]阮贊林.論反壟斷法的消費者利益保護[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

　　[15]蔡錦青.中國反壟斷私人訴訟中實行證據開示制度的探討[D].北京：北京交通大學，2012：6.

　　[16]蔡從燕.論私人反壟斷法訴訟—法實現機制中私人的作用及保障[G]//民商法論叢：第2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