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現產業民主達成勞資雙方利益的公平分配需要勞資雙方良好平等的對話機制，但由于勞資利益對立中勞方具有先天的弱勢性，就要求通過立法的傾斜保護和集體談判機制兩種方式進行調整，在勞資雙方博弈中追求雙方利益的最優分配和企業收益的最大化，以期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相結合。集體談判作為一種平衡勞資實力的有效機制，以勞動者的集體談判權為基本前提。2011年武漢市餐飲業工資專項集體合同的成功簽訂也是我國勞資雙方集體談判具有標志性的成功范例，但是我們仍可以看到諸多問題的存在：工會組織缺乏獨立性，政府的監管不力，行業協會對企業約束不足，立法的模糊指導，勞動者維權意識淡薄等等。本文將以《武漢餐飲業工資專項集體合同》為研究起點，以“三方機制”為視角對集體談判權進行分析，審視我國現實“三方機制”的不足，提出三方角色改進的途徑。

　　關鍵詞:勞動三權,三方機制,獨立工會,政府監督

　　一、引言

　　2011年4月23日，武漢市商貿金融煙草工會聯合會與武漢餐飲業協會分別代表職工方和資方經過近兩個月的三次談判，《武漢市餐飲行業工資專項集體合同》通過審核并生效，惠及45萬從業人員，是我國目前涉及從業人員最多的工資專項集體合同。并于2012年4月19日在經過新一輪的談判協商，被譽為中國工資集體協商“武漢樣本”的武漢市餐飲行業工資專項集體合同得以續簽，餐飲業最低工資標準再次提高。

　　此次集體談判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勞資“雙贏”的積極效果，在建立和諧勞資關系保護勞動者權益方面的作用功不可沒，使得我國勞資雙方邁向平等談判的第一步。

　　《武漢市餐飲行業工資專項集體合同》是一項區域性、行業性的專項宏觀性的集體合同，代表武漢市餐飲業從業人員利益進行談判的是武漢市商貿金融煙草工會聯合會，代表資方的是武漢餐飲業協會。可以看出，此次集體談判并不是勞資雙方的直接博弈和交鋒，而是比直接代表勞資雙方利益的工會和企業更高一層工會組織和行業協會自上而下的一次談判，仍然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

　　在肯定此次集體談判重大進步性的同時，通過進一步的思考，不得不對一下幾點提出質疑：

　　代表職工方利益的武漢市商貿金融煙草工會聯合會是否具有我國《勞動合同法》的談判主體資格，同時從維護職工方利益的角度是否具有談判資格，它能否代表職工行使集體談判權？

　　合同中的所訂立的標準是否能夠體現出武漢市餐飲業不同層次不同區域從業人員的不同的利益訴求？行業內部的協調機制如何達成？

　　合同將武漢市餐飲業分為中心城區和新城區進行調整，覆蓋范圍是否過大而有失具體性？

　　合同對于餐飲業雇主的約束性和強制力如何？合同仍然不能防止低工資就業的情況。

　　工會維權是否具有持久的動力，訂立合同的后續執行如何保障、如何進行權利救濟？

　　以下將以此次武漢市餐飲行業集體談判為起點，來進行勞動者集體談判權的研究。

　　二、集體談判權行使中“三方機制”

　　（一）何謂集體談判權

　　對于集體談判權有多種定義，綜合各類說法，可將其定義為：集體談判權是由勞動者集體享有的由工會或其它勞工團體組織代表勞方行使的，在平等基礎上與用人單位或單位團體確立勞動條件訂立集體合同的權利。

　　（二）應然層面的三方角色

　　三方機制產生于國際勞工組織建立之時，其內涵是在解決勞動關系問題進行集體談判的過程中，由勞資雙方加上政府三方代表進行，將政府納入其中勞資雙方進行談判，政府與勞資雙方三方進行共同決定的機制。這使得對原本勞資雙方之間的契約關系進行了“公法化”，原因在于勞資雙方利益的天然不平衡以及勞資關系對整個社會的深遠影響力，需要政府的加入以監督談判和協調勞資雙方的關系。

　　工會：勞動者行使“結社權”的結果，工會是由勞動者組織和建立的具有一定獨立性和實力，對勞動者負責，能夠表達勞動者利益訴求，與資方進行平等談判的組織。工會的職能就在于維護勞動者的權利，表達勞動者的合理愿望，與資方進行平等談判，對勞動者權利進行救濟。

　　企業和組織：作為與工會相對的另一方談判主體，代表資方利益的在不同層次上由不同種類的代表，應該與工會的覆蓋范圍相適應，不管是哪一層次的資方代表，其職能都是要代表資方與勞方進行平等談判，爭取資方利益。企業組織和行業協會與企業應該具有約束和被約束的關系，對企業的行為進行有力的監督和制約，從而保障行業性、區域性集體合同的有效落實。

　　政府：有學者將政府在集體談判中的角色概括為“集體談判和雇員參與的促進者（Promotor）”政府作為集體談判的第三方，并不能直接參與到集體談判之中，應該起到監督和協調的作用，政府不能過度干預雙方的談判，也不能支配其中任何一方。

　　在勞動者行使集體談判權的過程中，權利主體的勞方和義務主體的資方應該為權利行使的主導，并由雙方代表進行博弈，政府應當以“第三方”的角色參與其中，體現其監督、促進和協調的行政職能。

　　三、審視我國現實中的“三方機制”

　　（一）一元模式的工會體制缺乏獨立性

　　我國工會屬于“一元模式”的體制，工會的行政色彩濃厚，工會有層級之分，由政府進行主導，缺乏獨立性，表現在（1）經濟不獨立。我國工會人員的工資、獎勵、補貼由“所在單位支付”（《工會法》41條）工會經費來源是用人單位按每月全部職工的工資總額的2%向工會撥繳經費。可以看出我國工會沒有一套獨立的財務體系和資金鏈，更多是依附所在的用人單位，工會經濟不獨立直接受雇主的資助和操控。（2）人員不獨立。工我國目前立法并沒有將企業高管和經理層完全排除，存在非選舉產生的企業領導高層擔任工會的領導，這樣就等于將工會的維權職能架空。（3）行動不獨立，我國工會的活動受政府的行政干預過度，工會看政策辦事，加之政府有意保護企業方，使得工會的獨立性喪失。同時，我國工會還存在專業性不足，覆蓋率不高等問題，我國《勞動合同法》規定縣級以下區域在特定行業內工會才有代表勞方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

　　行業協會對企業的約束力不足的我國上沒有企業聯合和行業協會與用人單位之間關系的法律，它們之間松散的非法定的民間關系使得企業聯合和行業協會對企業行為不能進行有效的制約和約束，保證企業遵守與工會簽訂的集體合同缺乏有效的行業內部的監督。行業協會是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橋梁，并為商業生產者提供服務的中介機構能否承擔得起區域集體談判的重任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政府主導模式顯著

　　集體談判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政府干預過多，公權力過大，使勞資雙方力量難以達到真正的平衡，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權錢交易使得體制腐敗難以抑制，由于企業發展會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偏向企業方，違背了傾斜保護弱者的價值，甚至會擴大這種不平等性，使勞資雙方難以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獨立的談判。

　　四、我國三方角色關系的改進

　　（二）加強企業層面獨立工會建設

　　我國目前工會的“一元模式”從國情出發時合適的，由于我國勞工民主參與意識淡薄組織難度大，工會資助建設經驗不足等原因，我國尚不具備建設國際上通行的多元體制。如何在一元模式下完善工會制度更好的反映勞方利益訴求應該是我們研究的重要任務，在企業層面實現工會獨立（1）能夠將不同層次不同區域勞動者的利益訴求更加全面的反映；（2）能夠促進行業性、區域性集體合同更加具體化，可操作化；（3）能夠促進集體合同的具體落實，為職工權利提供更加充分地救濟。實現工會的經濟獨立，人員獨立，行動獨立，不再依附于企業方和政府，能夠獨立地代表勞動者的利益，行使集體談判并且提供有效的救濟措施，真正發揮基層工會的作用。

　　（二）行業協會對企業的有效制約

　　建立行業協會與企業之間合法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在立法層面上確立兩者之間的關系，賦予行業協會監督權和授予適當的行政權力，使得行業協會對于企業具有約束力。這樣才能使得由行業協會簽訂的集體合同更好的落實對企業行為有強制能力，才能真正實現集體談判權的意義。同時，也可以加強企業和行業協會之間的聯系，利于行業協會集中不同企業的意見和愿望，更好的代表企業方進行談判，淡化行政化色彩。

　　（三）轉變政府職能

　　促進政府從一手管控的角色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重新確立其在勞資雙方集體談判中的職能，促進工會的組織成立，協調雙方的關系。我國勞動立法傾向與保護勞方利益，價值取向為“傾斜保護弱者”因此以勞方為權利本位，資方為義務本位，政府在協調雙方勞資關系時，應當遵循這種價值傾向，保障勞動者權益，加強對勞動者的教育引導，宣傳產業民主培養民主意識。對集體合同的落實進行監督，提供糾紛仲裁。

　　另一方面，“政府介入勞資關系，首先應當尊重鼓勵勞資自治”“目的是為了防范并消除在信息不對稱，市場勢力不對等下建立的勞資關系對某方的損害”，政府應當給予勞資雙方平等契約意思自治的尊重，協調雙方關系，平衡兩者利益，提供信息服務，給予適當的干預，防止公權力私權的過度干預，以法律介入為主，行政干預為輔。

　　五、結語

　　武漢市商貿金融煙草工會聯合會是隸屬于全國總工會下的市級的工會組織，具有較強的行政性，根據我國《勞動合同法》的53條的規定，是不具備集體協商的主體資格的，雖然在談判前進行了很多的調查工作，但是其仍難以充分反映不同層次和地域的勞動者的需求。由于我國工會的高度行政化，能夠主動采用集體合同的形式體現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在我國企業層面上的工會尚未實現獨立，行業協會對企業的約束力不足，簽訂的行業性、區域性的集體合同難以保證有效實施，且缺乏救濟措施，勞動者民主意識和維權意識淡薄，工會維權動力后續不足，因而此項集體合同并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

　　集體談判權是勞動者的一項重要的核心的權利，是實現產業民主，維護勞方權益，促進經濟效率提高的重要保障，只有正確認識并實踐集體談判中“三方機制”的角色職能，劃分權責，相互獨立，互相配合，才能保證勞動者集體談判權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