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原理適用于維權意識的解釋。中國的經濟生產模式是由傳統的農業社會突然解體而來，殘存的小農意識、集體觀念和被壓迫意識強，自主意識和法制與經濟獨立意識弱。而西方的經濟生產模式則經歷了漫長的發育演變，封建經濟被自然瓦解，人們的農奴意識也演化成了獨立自主和自由平等的意識。本文選自《法制與經濟》。《法制與經濟》經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由廣西日報社主管主辦的省級綜合性法制類權威理論期刊。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來源期刊，中國期刊網、龍源期刊網、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收錄期刊。連續榮獲“廣西優秀期刊”稱號，被入選為中國精品期刊資料庫的法制與經濟精品半月刊。被轉載率及學術價值高，深受廣大專家、學者及作者、讀者的好評。

　　本刊屬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精品期刊，融權威性、指導性、理論性于一體，以挖掘新聞社會背景，推進法制建設為主基調，為領導提供法制參考，為法制工作提供信息服務。應廣大讀者要求，經有關部門批準，從2006年1月開始，本刊把《法制與經濟》創辦成為學術理論性刊物，創辦具有現實性、理論性、探討性、實踐性、地方性的辦刊特色。

　　關鍵詞：社會文化,社會經濟,社會政治,法制與經濟

　　1面臨的問題

　　（1）工會組織在新勞動合同法實施過程中沒有發揮積極作用。調查表明在簽訂合同的幼兒教師中竟然有高達80%的幼兒教師沒有得到工會的幫助，而新勞動合同法和教師法中明確指出了工會有幫助教師簽訂合同的義務。（2）幼兒園資金缺乏很難落實幼兒教師的社會保障問題。在對幼兒園園長進行訪談過程中，大部分幼兒園園長都明確表示，在落實新勞動合同法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資金問題。因為新勞動合同法要求執行最低工資保障，而且要給雇員上保險。這樣保險金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在調查過程中有個幼兒園園長說：“就按以前給員工上保險的標準來計算，新聘員工僅養老保險金和醫療保險金兩項，每人每年就要花去4000多元，還不算工資。”而這對于聘用教師多的幼兒園就很難承受這筆開銷。并且在我們調查時，新的保險金額標準還沒有確定。

　　2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2.1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

　　調查問卷顯示的結果表明幼兒教師維權意識不強。這與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有關系，中國人強調天人合一，中庸適度的為人處世方式，與強調維護自我權益意識的自我文化矛盾。因此面對個體與個體或者個體與集體的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中國人的思想往往是退而求其次，以和為貴，甚至是在犧牲自己合法權益的情況下，也不愿意撕破臉面，對簿公堂。在這種中庸處世的思想指導下，中國的勞動社會出現了特有的現象，人們更愿意強調義務和付出，而淡化權利與索取，集中表現在勞動者的權利意識的缺失，和企事業單位的權利不斷擴張的現象。與西方的建立在人性惡論基礎上法治論，必須用外力手段規范人的行為的治理模式不同，中國的法律作用在維權方面被弱化，而倫理道德和輿論等世俗因素在起著維護個體權益的作用。其次，由于中國傳統的集體管理模式經驗十分豐富，雖然人口多，人口流動頻繁，但中國的單位與勞動力相互捆綁的人力管理模式依然把社會治理得井井有條。與西方的企事業單位的權力組合不同，中國的企事業單位往往集中了財政和行政大權，并被政府保障其合法性，因此個體只能完全服從于單位的集中化管理。個體與單位相互脫離的成本也是巨大的，而教師作為被學校事業單位管理下的個體，其收入保障完全被事業單位控制，因此教師個體想要維權必須考慮與單位對立的成本。

　　2.2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原理適用于維權意識的解釋。中國的經濟生產模式是由傳統的農業社會突然解體而來，殘存的小農意識、集體觀念和被壓迫意識強，自主意識和獨立意識弱。而西方的經濟生產模式則經歷了漫長的發育演變，封建經濟被自然瓦解，人們的農奴意識也演化成了獨立自主和自由平等的意識。而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演變是人為外力干預而發生的，從早期的資本主義入侵，到現在的改革開放，都是人為主導推進，自上而下的，并未經過自下而上的成熟演變，因此人們的意識也相對落后，殘留著過去的集體被壓迫的小農意識，因此不難理解現代勞動者包括教師在內，對主動獨立維權的法律意識的淡薄，主要是市場經濟發展不成熟，小農意識還未解放徹底所致。再者，我國市場經濟水平發展不夠，幼兒教師專業化程度不高，導致幼兒教師幾乎人人可當。據教育部統計，1999年全國共有園長、專任教師95.79萬人，其中高師畢業的占9.2%；中師畢業的占43.7%；職業高中畢業的占15.6%；非師范專業高中畢業的占19.7%；初中畢業及以下的占11.8%。從以上統計看有31.5%的幼兒教師是非師范類教師，而是師范類的幼兒教師中又有大部分不是學幼兒教育專業的。這樣的幼兒教師隊伍競爭力不強，導致幼兒教師維權意識不強。最后，幼兒園經濟基礎薄弱。幼兒園不僅是一種教育性機構，更具有社會福利性質。這就決定幼兒園的資金是有限的。而面對市場經濟，幼兒園被推向市場，幼兒教師在實施聘任制度，新勞動合同法又要求用人單位給被雇傭的勞動者相應的社會保障。這樣就造成了新勞動合同法在幼兒園落實有很大困難。

　　2.3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

　　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主要是指政策法規的建立和健全。如在教師維權方面，我國教育立法明顯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我國雖然有教師申訴制度，然而制度本身的實踐卻存在諸多疏漏之處，如教師申訴渠道不多、申訴程序不規范、申訴效率低下等問題。而低效的申訴制度，就讓本來處于弱勢地位的幼兒教師有更直觀的印象：依靠制度維權是徒勞的，最終加劇維權意識的淡化。再者，多數幼兒園是部門下屬的單位，他們的個體行為受到上級部門的約束。在訪談過程中，有的幼兒園園長說：“我們不用了解新勞動合同法，我們只需執行上級部門下發的文件就行了，上面怎么說我們就怎么辦。學習法律精神是上級部門的事，我們學了也沒有用。”這樣的制度制約了幼兒園自我發展的積極性。而上級部門又未能及時地提供相關的政策法規，致使幼兒園在落實新勞動合同法的過程中有些滯后。最后，工會職能的缺失。在幼兒園內部雖然有教職工代表大會，然而教職工代表大會是一個虛化的組織，并無實際權力。第一，教職工代表來源于幼兒園事業單位內部，仍然歸幼兒園單位領導，無獨立地位和自主權力。第二，教職工代表大會的形式化。教職工代表大會更多的解決的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只是作為一種形式組織存在，對于涉及到教師切身利益，其并無發言權。由此可見，本應該是教職工利益代表的能與事業單位平等對話的組織，最終成為幼兒園單位實現其權力的一種工具，并不是維護教師利益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