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地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

　　【摘 要】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和政府明確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建設。因此，對于四川革命老區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模式選擇，成為四川學界和政府共同關心的論題，而“就地城鎮化”建設是比較符合西部區域特色和社會經濟發展現狀要求的模式，同時她也有利于西部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建設主體的有機融入。

　　【關鍵詞】大學論文網站,四川革命老區,就地城鎮化,新生代農民工,主體融入

　　由此，新型城鎮化道路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進入了我們社會生活的主題，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要務。然而新型城鎮化建設一定是人的城鎮化而不是擴大城市規模的城鎮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城鎮化，而不是只見高樓不聞人聲的城鎮化，所以，離開了人的城鎮化的主體融入一切都將成為空中樓閣。特別是對于地處西部的四川革命老區的城鎮化建設來說，還必須符合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充分調動西部區域的廣大人民來實現自己的新型城鎮化夢想。

　　“四川革命老區”是指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四川境內創建的革命根據地和游擊區。1932年紅四方面軍戰略轉移入川，建立了以四川為主體，以通江、南江、巴中為核心的川陜革命根據地。隨后紅軍長征進入四川，足跡遍布70個縣，建立起川康邊、康巴、廣元、綿陽等革命根據地。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四川境內先后創建過10大革命根據地和游擊區。1934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給予四川革命老區根據地高度評價，指出“川陜蘇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是揚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梁，川陜蘇區在爭取蘇維埃新中國偉大戰斗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和作用”。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四川革命老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面臨許多困境，特別是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方式上需要我們慎重做出科學的決策，充分調動我們“新生代農民”的積極性服務于西部新型城鎮化的建設。

　　目前，我國城鎮化水平已經超過50%，它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大的潛在內需，也是支撐我國經濟未來20-30年高速增長的最大動力。在一定意義上，如果說工業化主要是創造供給，那么城鎮化則主要是創造需求。它不僅是帶動投資增長、引發消費需求、推動經濟服務化的重要途徑，而且是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的重要手段。構建新型城鎮化，主要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

　　一、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社會融入的現實困境

　　2010年1 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首次在“中央一號文件”中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 概念。2010年6月21日，“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以下簡稱“全總課題組”)發表了《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明確“新生代農民工”就是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

　　新生代農民工“在我國2.3億(2008年為2.25億)職工中，已經占將近一半，他們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發揮主力軍的作用。”他們“身上呈現出四大群體性特征――時代性、發展性、雙重性和邊緣性。”“時代性”體現為他們更多地把進城務工看作謀求發展的途徑，大眾傳媒和通信技術的進步使他們能夠更迅捷地接受現代文明的熏陶，成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傳播者。“發展性”體現為他們的年齡大多20歲出頭，其思維、心智正處于不斷發展、變化的階段;他們大多剛出校門3-5年，職業道路尚處于起點階段，在職業發展上也存在較大的變數。“雙重性”體現為他們處于由農村人向城市人過渡的過程之中，同時兼有工人和農民的雙重身份。“邊緣性”體現為他們生活在城市，心理預期高于父輩、耐受能力卻低于父輩，對農業生產活動不熟悉，在傳統鄉土社會中處于邊緣位置;同時，受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與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約，在城市中難以融入主流圈層，位于城市的底部。因此，他們在城鄉兩端都處于一種邊緣化狀態。

　　“全總課題組”通過調查分析后認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六方面的主要問題：(1)工資收入水平較低、務工地房價居高不下，是阻礙其在務工地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最大障礙。(2)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滯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關鍵性問題。(3)受戶籍制度制約，以隨遷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難以滿足，是影響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和生活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4)職業選擇迷茫、職業規劃欠缺、學習培訓的需求難以有效實現，是阻礙其實現職業夢想不可忽視的因素。(5)情感、精神的強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滿足，是困擾他們的首要心理問題，也是在現實生活中最少得到關注的深層問題。(6)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欠薪時有發生、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發生率高等勞動權益受損，是其亟須解決的突出問題。從“全總課題組”的上述分析結論中可以解讀到，新生代農民工是一個特性明顯、問題突出的社會新生群體，同時又是一個可以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特別是就地城鎮化建設模式中最有作為的群體。

　　二、新生代農民工與“就地城鎮化”的互相融合

　　從思維理性角度上說，無論我們今天對新生代農民工用什么樣的新概念，都無法消彌他們依然是農民的社會定位。在當今“二元體制”沒有真正改變的社會現實中，他們在實質上依然是農民。追尋最早外出打工農民的內心世界，其實他們就是為了稍稍過好一點的生活而“盲流”于城市之間。因此他們無所謂怎樣的稱呼，即使叫“棒棒”也能泰然領受。他們干城里人最不愿意干的工作，做最臟、最苦、最累的活，卻拿最低檔的報酬。但是，今天的“新生代農民工”與父輩相比有了許多不同的變化：從表面視界到深沉內心;從價值觀念到行為選擇;從自我表現到社會認同。然而他們被社會認同的“農民”身份和依然無所變化的“農民”國民地位，卻更自然地反映出他們外表的潮流和內心的彷徨。 　　從現有社會鏡像看，西部革命老區“就地城鎮化”建設卻迫切需要新生代農民工的參與。根據已有的統計資料分析，他們對自己“農村人”身份的認同并不存在心理障礙。鄧秀華研究員指出，“新生代”農民工中有70.2%的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村人”，5.0%的認為自己已是“城里人”，24.8%的認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農村人”。而“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情況研究”課題組得到的結論是：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自己是老家的人”這一說法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比例分別為46.3%和46.1%;對于“自己是農民”這一說法“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比例分別為23%和45.5%。因此，“全總課題組”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雙重性”的分析特別適合于他們在就地城鎮化建設中的需求定位。一方面他們具有城市人的現代思維，可以較好地實施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發展戰略;另一方面，作為自身具有的農民基因，他們也愿意在就地城鎮化的建設中為家鄉發展獻策出力。

　　三、新生代農民工在“就地城鎮化”中可彰顯其價值

　　價值是人類對于自我發展的本質發現、創造與創新的要素本體，它的核心本質內涵是自由人。價值包涵人的意識與生命的雙重發展，包涵人與外在自然的統一發展。新生代農民工的價值如何實現?又將在何種場域、通過何種載體來實現?我們選擇的答案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特別是就地城鎮化建設的具體實踐中。

　　“全總課題組”指出，新生代農民工非常關注“對人的尊重”這一問題，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會認可。“有高達62.6%的人未來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業”是他們不少人的現實理想;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選擇學習，6.2%的人希望當地有關機構能組織開展各種技能培訓。這些數據基本能夠說明他們是一批有理想和抱負的人;他們對自己成就未來的事業充滿渴望。坦率地講，目前生活于城市里的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的未來目標是什么?實現目標的路徑有哪些?他們雖然向往城市生活卻不被城市所接納，他們雖然有追夢的腳步卻少有實現追夢的場域和路徑，因而他們在城市里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其實原因很簡單，“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滯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關鍵性問題。”

　　從生理年齡相對應的心理成長面說，16-33歲之間的時間節點正是他們從身體到心智全面完善的時期。從觀念形態面說，由于在城市中的肌膚體驗和內心感悟，使他們更能直觀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如果他們能夠加入到新型城鎮化的建設隊伍中，他們就能夠促進“樸實”的鄉風民俗與現代文明交融，自覺成長為引領鄉村“進步”的領路人，在就地城鎮化的建設洪流中體現自身的價值。

　　四、新生代農民工在“就地城鎮化”中可自我正名

　　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諾教徒時發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即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并加以維持，這一過程他稱之為“污名化(stigmatization)”。“污名化”反映了兩個社會群體之間的一種單向“命名”的權力關系，這種特殊關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負污名的屬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對具污名一方有著刻板印象)之間的互動，而污名化就是這一互動關系不斷發展以致最后成為凝固現實的過程。

　　我國社會對農民工的污名化是有歷史淵源的，從“盲流”到“農民工”就是一條污名化的運行軌跡。最初“盲流”是作為動詞“盲目外流”的名詞化縮略，指稱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人。1953年國家政務院發出了《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9年中央發出《關于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都對農民進城做出了禁止行為的規定，“盲流”一詞也隨之被形塑出來，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一指稱特定群體的語詞被增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評價色彩的內涵。“天則經濟研究所”盛洪所長指出，“盲流”一詞從發音上倒過來讀就是“流氓”，它會使人聯想起人格低下，道德敗壞的人群。從理性邏輯上分析，“盲流”到“農民工”，對這些詞語所指稱的社會群體的污名化，發生在城市市民和流入城市的農民之間，是基于“我們”(自己人、熟人)和“他們”(外人、陌生人)這一本原性的區分，更是基于城市居民和農村村民不同的社會身份，它微觀地表達出一種城市社會的理念――作為外來人、作為農民不應該來到城市，不能來呼吸城市里的空氣(盡管城市里的空氣質量很差)，更不應該擁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會權利與國民待遇。

　　由此觀之，城市社會對農民的“污名化”具有相當深厚的社會基礎。首先，只要你的出身是農民，那就天然具有了“?臟、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特征;其次，即使你已經進城并是“農民工人”，你一樣具有“小農意識”、 “說話粗魯”、“手腳不凈”、“隨地大小便”、“看黃盤和小報”的習性;再次，即使你今天已經是受到很好教育并擁有良好品性的“新生代農民工”，你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與城市的年輕人幾乎毫無差異，但你還得繼續忍受被貼著“農民”“污名化”的標簽。因此，你在城市社會中就是始終逃避不了、洗脫不掉被“污名化”。

　　而如果回到鄉村就會自然地去除“污名化”。其一，他們將是就地城鎮化建設的主體。四川革命老區就地城鎮化離不開建設者，而優秀新生代農民工正是最適合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他們有知識文化、年輕有活力、有自己的夢想、還是這一方土地的主人，所以可以選擇在這里實現自己的創業夢想，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其二，四川革命老區就地城鎮化是新生代農民工全面發展的大本營。這塊土地是他們表現智慧和展示才學的舞臺，有了這一平臺就有了實現自己價值的場域，就可以在這“廣闊的天地里大有作為”。其三，他們將是四川革命老區就地城鎮化建設的領路人。有理由相信，在新一代農民帶領下的就地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將更加可能和更有效率地實現其目標，并成為鄉村治理的社會精英。其四，如果我們的社會政策能夠主動把那些優秀的農民工吸引回去，讓“路徑依賴”成為更多“新生代農民工”的選擇，那將形成社會“善治”和自我“完善”的“共贏”態勢。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十二五”革命老區發展規劃>[EB/OL]. http：//baike.so.com/doc/7132860.html.

　　[3]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1/31/content_12907829.htm.

　　[4] 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N].工人日報，2010-6-21.

　　[5] 鄧秀華.“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問題研究[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6] 王冉.直面新生代農民工[J].調研世界，2011(3).

　　[7] 李培林主編.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8] 盛洪.“該為盲流”一詞羞愧了[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d0bed60100d1j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