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獨立成篇集中論述，并系統性提出了今后五年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要求，強調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要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提要] 河北省的環境問題已經不單單是環保部門所關注和解決的領域，其涉及生態文明、生態環境、企業責任以及企業的集體意向性等諸多領域的問題。研究生態倫理文明中集體意向性的具體概念，細化集體意向性在生態倫理文明視域中的價值結構。企業的集體意向性對生態倫理的影響深遠，通過政府的行政干預與市場機制的調節雙重功效，實現集體意向的共同價值取向對生態倫理文明的有機建構是必然趨勢之一。

　　關鍵詞：社會保障論文發表,生態倫理,集體意向性,解決路徑

　　一、河北省生態倫理問題

　　2014年2月公布的全國十大污染城市中，河北省占據6座城市;2013年5月，媒體曝光河北省6家地下排污違法企業名單。 2013年1月至2014年，河北省霧霾天氣成為了城市空氣關鍵詞。這一系列的問題的凸顯，表明環境問題已經不單單是環保部門所關注和解決的領域，其設計生態文明、生態環境、企業責任以及企業的集體意向性等諸多領域的問題。在解決生態文明的問題中，生態倫理文化是一個廣泛議題，同時，與目前人類的諸多行為關系密切。為了使生態得到真正可靠的保護，應制定出具有強制性的生態政策。在制定生態政策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個人偏好價值、市場價格價值、個人善價值、社會偏好價值、社會善價值、有機體價值、生態系統價值等價值關系。在個人與整體的關系上，應把整體利益看得更為重要。所謂社會善價值，就是有助于社會正常運行的價值;而個人善價值代表的則是個人的利益。可見，生態保護政策不僅觸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問題，而且主張社會價值優先于個人價值。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中，集體意向性所呈現的特點，更能準確的說明上述問題，尤其是集體行動者的行為表現，對當今的生態倫理文化的影響巨大。

　　當前的各種集體意向性理論，大致可分為兩類：個體行動者理論和集體行動者理論。前者認為，對集體意向性的分析必須與社會在根本上完全由個體構成的事實一致，心靈只可能存在于個體中。后者認為，集體行動者與個體行動者是一樣的，是基本的行動主體，具有同樣的本體論地位。意向性是取決于環境、理念、意志的人性的意義傾向。若把意向性理解為人性的某種意義傾向，那么集體意向性，就是個體表現出來的集體的存在意義傾向。那么，由此可以推論，集體內表達集體的意義性的意向，都是集體意向。集體意向性，不能簡單的理解為是個體相同的、一致的意向，它們必須表達集體的某種意義性，是集體意志的表現。既然是集體意志的表現，在此，我們討論生態倫理文化問題時，從這一角度來看，影響生態環境的并非單獨個體意向或意志，而是以集體名義發出的意向性信號。這種集體意志的表現，可以是某一大型企業，抑或是某一行業中的所有企業。例如，河北省公布的《河北省重點污染源“千家”重點監控企業名單》中，以石油化工業、造紙業、制藥業等為主的一批企業 “榜上有名”，這些企業對生態的污染，即是其集體內所表達的集體意義性意向。

　　二、集體意向性對生態倫理的影響

　　倘若將企業看作單獨個體，那么某一行業中的諸多企業可認作集體;或者，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所有的企業可認作一個集體。在此，可以援引布拉特曼對集體意向性的解釋，他用 “共同意圖”來解釋帶有共同知識的個體態度，布拉特曼認為：“共同意圖主要存在于參與者的態度及其那些態度之間的關系之中但任何參與者的態度本身都不是共同意圖。”也就是說，孤立的個體不能夠具有集體意向性，集體意向性必須存在于諸參與者態度間的關系之中。作為并不孤立的諸多企業，在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在行業內部，或者整個經濟大環境之中，可以說是“默契”的形成了一種不言而喻的共識，只要經濟效益能夠提高，生態的問題可以暫時忽略。由此，長此以往，生態倫理一詞的使用已經不亞于“環境或自然問題”一詞的使用，并且當再次提及“經濟學與生態學之間的對立”，并非是指兩門科學之間的對立，而是指短期經濟利益與長期環境利益之間的失衡與沖突。

　　就河北省而言，楊國占曾公開表示，河北產業結構偏重，鋼鐵、建材、石化、電力等“兩高”行業比較集中，鋼鐵粗鋼產量超全國總量的1/4;能源消費量居全國第二位，單位生產總值能耗比全國平均水平高59%;以煤煙型、顆粒物為特征的大氣污染較重，氮氧化物、煙(粉)塵排放量居全國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居全國第二�？傊�是產業結構不合理所致。然而，仔細分析這些產業，不論是鋼鐵、建材，還是石化、電力，都是河北省乃至全國的重頭企業，為本省、本地創造著高利潤，帶來高經濟增長。因此，地方利益的驅動、企業效益的驅使，使得河北省諸多企業的發展仍然不顧生態倫理的問題嚴重性。意向是指人們對待或處理客觀事物的活動，表現為人們的欲望、愿望、希望、謀慮等行為反應傾向。人的欲望、愿望、希望、謀慮等可分為肯定的和否定或正向和負向兩種�？隙ɑ蛘�向的意向就是對某種客觀事物的接近、取得、保護、接受、擁護、吸收、助長、產生、造成等;否定或負向的意向就是對某種客觀事物的避開、丟棄、反對、破壞、抵抗、限止、消滅等。意向是個體對態度對象的反應傾向，即行為的準備狀態，準備對態度對象作出一定的反應，因而是一種行為傾向，或叫做意圖、意動。“當作為意向主體的集體隨附于個體，即如果每一個體的意向不變，集體的意向也不變;但是，如果其中某一個體的意向發生變化，集體的意向未必發生變化。在這種意義上，作為意向主體的集體又是以個體為基礎的，從而使得個體主義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旦個體依附于集體的意向，或者當某些個體在無形中達成了一致的意向，所顯現出來的集體意向的作用顯得尤為突出。以石化產業為例，河北省缺乏一個航母型的石化項目，而華北地區乙烯當量缺口是每年300萬噸，這個市場的剛性需求都被成百上千的小化工企業瓜分了，河北不做，河南、山西、山東同樣會做。如果國家有關部委早些時候批復河北的煉化一體化項目，中下游的小化工企業自然就被淘汰了，那就沒這么多污染了，渤海污染的問題將會得到有效治理。因此，政府應該采取疏而非堵的方式進行升級和調整。 　　三、集體意向性視域下的解決路徑

　　倫理規范需要依存于人的心靈，需要解決規范作為制度性實在的問題，在本質上必須是一種集體性意向或者稱為“我們-意向”。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是：人與自然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生態倫理學要求雙標尺的標準：既要有利于人類利益，又要有利于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要求人類行為同時符合這兩個尺度。要實現經濟學與生態學之間的真正和諧，就必須將只有富裕企業才辦得成的“虧本”的環境保護轉變成一種在國民經濟和企業經濟上“贏利”的環境保護。為了達到這種和諧，由市場決定要素成本與價格必須成為“生態學的真理”。實現這一目標并不能靠政府干預，而應將費用的負擔逐漸從勞動和資本這些生產要素上轉移到能源、原料、土地使用、空氣和水這些使用要素上。但是，單靠市場機制，很難確保人類與生態之間的和諧，很難確保正確地對待動植物以及生態系統，很難確�？紤]后代的利益。因而，應通過制定生態保護政策來引導人們轉變道德觀念。任何政策的落實都需要得到公眾認可，生態保護政策更需要公眾發自內心的擁護。生態倫理所要求的道德觀念，不僅把道德的范圍擴展到了全人類，而且超越了人與人的關系。生態政策必須兼顧生態系統的價值，兼顧不同利益的協調。

　　河北的新能源發展才剛剛起步，作用有限，最好的替代能源當然是天然氣，但天然氣的供應比較短缺，每個地方都需要，能否分給河北，這取決于很多因素。例如，鋼鐵行業，很多專家學者的產能過剩論調并沒有解決實在問題，實際上每次限制的同時都催生了一大批小的民營鋼鐵企業，污染問題積重難返。世界上的產業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只有裝備、技術和工藝的落后先進之分。如果說河北要真正調整產業結構，那應該是舉全省之力上些源頭性的循環經濟項目。河北當反思“兩高”行業引發污染的難題，因為河北治污不力影響的不僅僅是河北的天空。構建生態倫理學的必要性，所謂生態倫理學，是指以研究生態道德為對象的一門科學。所謂生態道德，是指由一定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以善惡標準評價的，依靠人們的內心信念、社會輿論和傳統習慣來維系的，調整人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原則和規范的總和。河北省諸多龍頭企業，在完善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是集體意向性對生態倫理文明影響的最直接體現。由此，我們可以從這一角度深入發掘，將企業的集體意向性與生態倫理文明的建構有機結合，來分析河北生態倫理文化建設與河北生態問題的解決等問題。

　　第一，集體意向性這一概念本身是借用現代西方哲學的一個術語來表達帶有價值取向的社會群體共同具有的心理狀態。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其所具有的價值取向即為利益的獲得。但是，當企業的利益獲得影響到公共生存利益、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問題時，生態倫理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必然對其進行反思與約束。一個社會群體中表現出的對政治權力、意識形態、國家法律、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集體贊成、認同、接受、服從，或集體否定、拒絕、排斥、反抗等態度、信念、心理傾向以及社會群體的集體利益訴求、政治意愿和集體的社會實踐行為等。其現實狀況背后潛藏的是整個行業甚至整個民族的集體意向性。

　　第二，解決上述企業的贏利與污染的問題，必然要以市場為導向。采取集體意向性中的共同價值取向為引導機制。深入分析，不難看出，諸多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是忽略了企業在創造利潤、產生價值的過程中所帶來的環境負面效應。當一個企業通過一種方式為其帶來巨大利潤的時候，整個行業必然跟隨效仿，這是市場的本質。由此，造成的環境問題、帶來的生態倫理問題，被追逐利益的諸多企業“被動”忽視，在這里，我們不能說其沒有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當一個行業都進行這樣的操作與“忽視”，集體意向性的體現尤為突出。甚至可以這樣說，整個行業中的每個企業都因在“集體意向”的價值取向中，形成了一種莫名的被保護，一榮皆榮、一損皆損的價值取向，讓企業的發展，變得唯利是圖，忽視了社會責任及其帶來的嚴重后果。

　　第三，鑒于上述分析，政府出面加大整治力度是解決的必然路徑之一。例如2013年8月，河北省被央視曝光的14個問題中已有10個完成整改。其中，央視報道的玉田縣窩洛沽橡膠生產聚集區內310家小企業已全部停產;渠梁河4家熱鍍鋅廠生產設施已全部取締拆除;建邦鋼鐵公司停產整治;遵化市6家小石灰窯徹底拆除;黎河兩岸鐵選企業全部停產整治。可見，政府的工作力度與行政手段是必然選擇之一。但是，并非需要整個涉及污染的行業都進行全面關閉，這本身不符合市場機制作用，還有可能帶來負面的社會生活成本增加。因此，應充分利用新能源的價值，使得企業不單純依靠行政命令來避免污染，而是通過更為合乎市場運作機制的方式，利用新能源、新技術來引導企業實現“贏利”的環境保護。也就是說，在企業的運作過程中，通過集體意向性的價值取向，優先發展一批節能環保企業，同時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贏利，這樣，必然引導整個行業的企業發展趨向這一模式，實現生態倫理文明的真正建構。

　　主要參考文獻：

　　[1]M.Bratman，Faces of Inten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秦潔，陳曉平.集體意向辨析[J].學術研究，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