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董仲舒作為中國儒學史上繼孔子之后又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學術研究之意義為歷代學人所重視。建國以來，董仲舒研究較為活躍，成果突出，其研究模式大致可以梳理為：“注經”模式、馬克思主義模式、“以西釋中”模式、“以中釋中”模式等。這些模式相互交融，有效促進，共同推動了“董學”研究。

　　關鍵詞：黑龍江史志,董仲舒,建國以來,“董學”研究,研究模式,述評

　　董仲舒是中國儒學史上繼孔子之后又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漢代思想的特性，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1]182-183其學術研究之意義歷來為學人重視。建國以來，董仲舒研究異常活躍，議論迭出。據不完全統計，1990年1月至今，全國各類期刊、報紙公開發表董仲舒相關主題的論文5100多篇，①發行董仲舒研究專著60余部，②還有很多思想史、哲學史、政治史方面的學術著作雖然不是董仲舒研究的專著，卻也或專辟章節或簡明扼要地對董仲舒思想進行了或宏觀或微觀的研究與探討。縱觀建國以來的研究，至少可以梳理為四種研究模式，現簡要述評如下：

　　一、“注經”模式

　　所謂“注經”，即是“我注六經，六經注我”。[2]395于董氏而言，所謂“我注六經”就是研究者根據其他典籍提供的知識，以文字訓詁、名物考釋等手段來考據、佐證或闡釋董仲舒著述，力求追尋董仲舒思想的原始意義，即“本義”;所謂“六經注我”就是研究者針對董仲舒的著述文字，發揮自己的理解，闡發自己的思想，即“我義”。“注經”是古籍研究的一種傳統方法，也是中國古代思想闡釋的一種經典模式。這里，主要是指向董仲舒著述的注釋、版本校勘、輯佚、考據等方面的基礎性研究，研究的重心是董仲舒的代表性著述《春秋繁露》。

　　建國以后，大陸地區首開“注經”模式研究是鐘肇鵬先生的《春秋繁露校釋》(山東友誼出版社，1994 年)，200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的校補本。鐘肇鵬先生以清代武英殿聚珍本③為底本，以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臺刻本④補校，書中所采歷代《春秋繁露》版本計有19家之多，所引校注名家達20家之數，是迄今為止關于《春秋繁露》的校注采獲最廣、吸收各家之說最多的著作;[3]119其對董仲舒及其著述《春秋繁露》多有考辨，解決了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有關的諸多疑難，可謂是“繁露潤澤千世，校釋疏通百家”。[4](扉頁)

　　港澳臺地區，較早的是臺灣學者賴炎元先生出版《春秋繁露今注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該書以蘇輿本為底本，以漢魏叢書程榮本、何允中本、盧文?本、凌曙本為輔本，互相參校，并采用淺近的現代文進行注譯，使艱深難解的古籍變得易讀易懂，促使當代人正確理解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和文化，推動了《春秋繁露》傳播和董仲舒研究。香港學者劉殿爵先生編撰出版《春秋繁露逐字索引》(商務印書館香港公司，1994年)，利用計算機程序，為《春秋繁露》編撰“逐字索引”，方便學者查詢掌握文獻資料，進行更高層次及更具創意的研究工作，是一本極富價值的工具書。

　　之后，一系列“注經”研究模式的著述紛紛出版發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如：陳蒲清校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岳麓書社，1997年)，周桂鈿、朋星譯注《春秋繁露》(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年)，閻麗譯注《董子春秋繁露譯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朱永嘉、王知常著《新譯春秋繁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商務印書館，2010年)，葉平《春秋繁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周桂鈿《春秋繁露》(中華書局，2011年)，張世亮、鐘肇鵬、周桂鈿《春秋繁露》(中華書局，2012年)，等等。

　　董仲舒研究者們的“注經”模式研究，一方面，不斷完善董仲舒著述的文本，力圖充分還原董仲舒著述的原貌;同時用當代語言詮釋董仲舒思想，著力于忠實董仲舒思想的本義，也為其他人的董仲舒研究奠定了基礎，極大地動了董仲舒研究進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又強調董仲舒思想的現代闡釋，凸顯了研究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展現了研究者的“創新”，從董仲舒“舊”的思想蛻變演進出“新”的思想來。因而我們說，這種“注經”模式研究是極其必要而重要的。

　　但是，這種研究模式的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值得我們重視與反思。一是語言文字習俗之演變的問題，古今文字有演變，文義有變遷，文字訓詁有改變，要從眾多的版本和校注中擇其善、達者而從之，真實地達到還原董仲舒本義殊為不易，難通董氏之本義;二是闡釋的問題，從研究者的學術素養和時代背景出發的經典詮釋，往往隨意性較大，或然因素較多，往往容易導致解釋結果的失真。因而，如何擺正“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的位置，處理好“本義”和“我義”的關系，是學術界在未來的董仲舒“注經”模式研究中必須重點關注和著力解決的問題。

　　二、馬克思主義模式

　　所謂馬克思主義模式，就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方法，對董仲舒思想進行認知、理解、解釋和評價。建國之后，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基本原則，[5]141也成為董仲舒研究的重要原則。隨著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知的不斷深化，馬克思主義模式研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這種模式研究早期主要是圍繞董仲舒思想在認識論上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在方法論上是辯證法還是形而上學、在政治上是進步還是反動的等問題而展開的。 20世紀50年代，富有代表性的學者是侯外廬、范文瀾先生和王明先生。侯外廬先生從董仲舒思想產生的社會根源出發，指出董仲舒服務于漢代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其思想是宗教唯心主義，目的就是為了皇權集中，特別是為了對付農民的起義。[6]84-125范文瀾先生則認為，董仲舒思想有唯物論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論，有辯證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學;董仲舒提出了很多對農民充滿同情心的建議，具有限制皇權的思想努力。[7]143-158王明先生則認為，董仲舒思想中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占據了上風，代表著當時統治階級新儒家的意志，具有調和社會矛盾的企圖。[8]24-29 　　這種爭論延續到了20世紀60年代，1962年李民提出了與侯外廬、范文瀾、王明等先生截然不同的觀點，將董仲舒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為“素樸的唯物主義”和“自發的辯證法思想”，從而引發了一場全國范圍的大討論。[9]121-126討論中，多數學者還是從“階級立場決定思想方法”的角度去評析董仲舒思想的理論特征，從“唯物等于進步、唯心等于反動”的觀點去探討董仲舒思想的政治作用，大致可以概括為三種基本的思維路向：(1)董仲舒服務于新興的地主階級，持素樸唯物論，而唯物主義必然進步，董仲舒思想具有“人民性”，是進步的;(2)董仲舒思想是“庸俗”的，政治上“欺騙人民”，是有神論的唯心論，其本質是反動的;(3)董仲舒是泛神論的非宗教式的唯心論，其思想有“某些合理因素”，但主要是落后的、反動的。

　　從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學術界的主流是強調“唯物唯心”的對立，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和沖突絕對化、擴大化，把內容豐富、義蘊深厚的董仲舒思想，簡單地區分為哲學與政治兩大塊，理解為唯物與唯心、進步與反動的斗爭，遮蔽了董仲舒思想豐富多彩的理論內容。當然，也不乏有識之士認識到“唯物唯心”模式的缺陷，并試圖變革，遺憾的是未能實現⑤。但從學術發展史角度看，此一時期以“唯物唯心”模式分析董仲舒及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董仲舒研究的內容，創新了董仲舒研究的方法，推動了董仲舒研究的發展，為“文革”后的研究提供了理論積淀和思想鋪墊。

　　改革開放后，由于真理標準的討論，研究者的思想獲得了解放， “唯物”與“唯心”對立觀點被逐漸拋棄，馬克思主義模式研究重獲新生，并在百家爭鳴中獲得長足發展。有學者認為，“歷史地看，董仲舒的哲學思想的提出和確立為統治思想，正是適應時代和歷史發展要求的進步現象”，[10]85起到了進步作用;有學者認為，董仲舒思想“雖然是‘適應了時代和歷史發展的進步’，但不是‘進步現象’，而是向著保守方面蛻化”，[11]51沒有起進步作用;有學者提出，董仲舒研究“要區分其哲學體系和其政治作用的不同;區分其政治作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情況;還要區分其哲學體系與個別命題所起作用不同等等”，[12]18從時代出發審視其思想及其意義。

　　近年來，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化研究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發展，馬克思主義模式已經演變成為認知中國傳統思想的一種普遍模式，研究論著的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多數學者對董仲舒的評價不再停留在事實判斷層面作出唯物、唯心的評價，而是以此為基礎在價值判斷層面上作理性評價，探究其當代意義。因而，馬克思主義模式將以其特有的詮釋優勢，繼續在認知、理解、解釋和評價董仲舒思想的實踐中發揮其獨特的作用，進而推動董仲舒研究的健康發展。

　　三、“以西釋中”模式

　　所謂“以西釋中”模式，就是借助西方(主要是指歐美國家)的觀念、理論、方法、術語對董仲舒思想進行整理、認知、詮釋和評判的方法模式。自胡適先生 1919年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中首創以來的近百年間，“以西釋中”一直是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研究的重要敘述方式，董仲舒研究也不例外。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文化交流與碰撞，這種研究范式表現為三種不同的話語體系和價值取向。

　　第一種，是以西方的觀念體系為標準和范式來研究董仲舒思想，就是在“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時代風潮下，按照西方的價值系統、觀念框架、問題意識和術語體系，來研究董仲舒及其思想。如：通過運用西方政治學的概念和范式研究，賴美琴總結指出，董仲舒政治哲學包含著自然政治與神學政治相結合的二元政治觀，持 “大一統”的政治法則、“德主刑輔”的中和政治論、“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政治發展觀和以整體直觀為特征的思維方式;[13]90-95鄧紅以日本學者的董仲舒研究為參照，通過對董仲舒報應論和災異論的分析，認為董仲舒春秋公羊學采用了“三段式推論法”，[14]44等。當前來看，這種形式的研究，一方面創新了董學研究范式，突破傳統的治學路徑，通過不同文化的對照批判和價值評估，從不同側面重新審視董仲舒及其思想，拓展了董學研究空間;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片面、肢解、扭曲董仲舒思想，甚至使其面目全非的可能，西方價值理念的分析框架往往難于對董仲舒“表一種同情”，[15]507難于揭示董仲舒思想的內涵與特征，在評判董氏學說的是非得失時不免有隔閡膚廓之論斷。學術界對此也有深刻的反思，并尋求破解，涌現出“中體西用”和“平章中西”等理念。

　　第二種，就是運用西方的術語體系和概念工具來詮釋和表達董仲舒思想，體現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價值取向，在西學的觀照下研究董仲舒思想與實踐。如：劉國民《董仲舒的經學詮釋及天的哲學》從西方詮釋學的角度指出，董仲舒運用方法論詮釋學和哲學詮釋學的方法傳承《公羊傳》，通過對“經”“傳”的“正義”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從而為“大一統”提供圣賢“經典”的依據。臺灣學者陳明恩《詮釋與建構：董仲舒春秋學的形成與開展》借用結構分析方法，詳盡地探討了董仲舒春秋學之基礎、方法、理論，指出董仲舒是藉由詮釋《春秋》而建構其“天”之哲學的。

　　第三種，就是以西方為對照物、在中西交流中研究董仲舒思想，持的是“平章中西”理念。如：周桂鈿分析比較董仲舒的“天”與《圣經》中的“上帝”，認為“天”較之于“上帝”有著諸多不同，但僅僅是信仰的不同，并沒有優劣之分;[16]44-51朱麗霞則比較研究董仲舒和奧古斯丁，認為他們都在理性和非理性的復合框架內完成對神和人世的觀照，二者學說構建方式從外部看有著相似之處，但根本上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進路，奧古斯丁是宗教性的，而董仲舒思想的內核始終是非宗教性的。[17]32

　　相對于前者，后兩者更具學術意義。當然，筆者并不是提倡我們去盲目地排斥“以西釋中”模式。對于董學研究而言，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方面，積極尋求“以西釋中”模式下西方對董仲舒研究的思考與比較意義，實現內容與方法上的創新與突破，在比較視閾下探究董仲舒思想的當代意涵;另一方面，不斷突破西方體系、框架乃至話語的束縛，回歸到中國文化的時代背景下去考察董仲舒，去追溯董仲舒思想的問題、語義之源，把握董仲舒思想作為“中國精神”的民族性，展示董仲舒思想的獨特魅力。 　　四、“以中釋中”模式

　　所謂“以中釋中”模式，就是將董仲舒思想的觀念、命題、范疇等置于中國自身思想文化系統中進行觀照、解釋，運用中國文化的價值標準、思維方式、問題意識、話語體系等范疇來研究董仲舒。這種模式研究，強調以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來認識董仲舒，既是對傳統學術研究方法的繼承和延續，也是對現存“以西釋中”模式的反思和突破，蘊含著研究者在中華民族偉大崛起和中華文化不斷傳播前提下的文化自信。目前相關研究著述的主要思路有以下三點：

　　一是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在研究的過程中，有學者以董仲舒思想為落腳點，追尋其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軌跡和內在邏輯，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從董仲舒思想的內在邏輯演進中發現帶有一般性、規律性的理論思維，并進行理論的抽象和概括，準確把握董仲舒一以貫之的思想方法，了解董仲舒的思維水平，把握董仲舒的思想內核。同時充分發揮邏輯“修正”歷史的作用，發掘董仲舒思想的演進歷史，達成歷史現實和邏輯關系的統一，追求董仲舒思想研究的正確方向。

　　二是堅持思想史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以中釋中”模式下，將董仲舒思想放到漢代社會背景下進行研究，一方面從漢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等方面去探索董仲舒思想的發生、發展及其規律，研究董仲舒思想是怎樣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及其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下形成的，社會的變遷對董仲舒思想的影響何在;另一方面通過董仲舒思想的研究反過來看待漢代社會的面貌，考察董仲舒思想是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漢代社會發展，從而最大限度地還原董仲舒思想和漢代社會的原貌。

　　三是堅持“橫通”與“縱通”相結合。[18]11所謂“縱通”，就是將董仲舒思想發展演變置于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從時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中考察其立論之用意，推測其理論之“本義”，考究其對先秦諸子思想的總結和吸收，把握其對當時和后世的影響;所謂“橫通”，就是甄別思想家的思想體系與同歷史時代其他思想家與流派的契合與歧異，尋找其思想的特質所在，力求準確地把握董仲舒的思想及其價值，比較客觀、全面地揭示董仲舒與漢代社會的內在關聯。

　　這種研究模式涌現了一大批佳作，20世紀時，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周桂鈿《董學探微》、王永祥《董仲舒評傳》、徐復觀《兩漢思想史》、韋政通《董仲舒》、李威熊《董仲舒與西漢學術》等;21世紀以來，陳蘇鎮《<春秋> 與<漢道>：兩漢政治思想與政治文化研究》以《春秋》學為線、以政治史研究為主、以較大篇幅探討了董仲舒思想及漢代政治變遷;汪高鑫《董仲舒與漢代思想研究》則從天人關系、古今之變和大一統等問題出發，探討了董仲舒的歷史思想及其對漢代政治社會的影響等等。

　　這些著述立足于中國傳統，較為真實地展現了董仲舒思想的真面目和真精神，嘗試通過對傳統學術思想及其研究方式的自我反省，從傳統思想內部推動董仲舒研究的創新與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當今世界文化的激蕩與交流中，“以中釋中”模式研究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在西方的話語霸權下如何“以中釋中”值得我們深思。另一方面，出于研究者自覺或不自覺的抵觸情緒，往往容易忽視西方思想文化的思想激勵和價值參照意義，使得董仲舒研究難以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董仲舒思想難以超越區域性、民族性的局限而獲得廣泛認同。因此，如何協調好“以中釋中”與“以西釋中”的關系成為未來董學研究的關鍵。

　　結語

　　綜觀建國以來的董仲舒研究，“注經”模式研究奠定了董學研究的基礎，馬克思主義模式研究把握了董學研究的方向，“以西釋中”模式和“以中釋中”模式研究是董學研究的 “兩翼”，四者的相互交融和有效促進，極大地推動了董學研究的順利開展，也是未來董學研究進一步深化與發展的強勁動力，非常值得我們關注與研究。

　　注 釋：

　　①本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是“關鍵詞”為“董仲舒”的檢索結果，檢索時間區間為1990年1月至2014年7月。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數據僅以“董仲舒”檢索，與之相關的檢索沒有列入其中，因而數據是不完全的，董氏相關研究成果當遠超于此數。

　　②本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和港澳臺地區主要大學圖書館(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成功大學等)的檢索結果匯總，當有遺漏。

　　③清乾隆間，以聚珍版排印《四庫全書》中善本138種，稱《武英殿聚珍版書》，《春秋繁露》即是其中一種。此本乃清代最重要的版本。《春秋繁露》武英殿聚珍本有上海涵芬樓影印本，商務印書館1926年印《四部叢刊初編》所錄《春秋繁露》即用涵芬樓影印本。

　　④宋樓鑰校定(故世人多稱“樓鑰本”)，由胡集之兄胡概刊刻于江東計臺，為今可見單行本最早者，現藏于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錄此本為“《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宋嘉定四年江右計臺刻本，五冊”(第113頁)，誤，實六冊。該本列《中華再造善本》一期選目，2003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

　　⑤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學召開中國哲學史會議。會上，馮友蘭先生撰寫《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和《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繼承問題的補充意見》等論文提出，我們對中國古代哲學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要思考并繼承中國古代哲學的“抽象意義”。但是，馮先生的觀點并沒有得到與會者的認同，在會上和會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可參見：趙修義.守道1957――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實錄與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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