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當防衛是我國刑法明文規定的排除行為犯罪性的行為，是國家法律賦予公民維護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利益的合法權利。但是，任何公民行使權利都不得超過法律設定的“必要限度”。否則就構成防衛過當，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本文通過案例分析的方法，對正當防衛的防衛限度問題進行研究，力圖提高公民維護自身安全的法律意識。

　　關鍵詞： 正當防衛,必要限度,重大損害

　　案例： 被告人王某因不滿其女友陳某的單位同事梅某經常拉陳外出跳舞而打了梅某臉部一拳。10月3日傍晚，陳打電話約梅次日上午來家，由王向其賠禮道歉。梅的朋友邱某、張某得知此情后即于當晚八時左右隨梅趕到陳的住處敲門。陳見梅某帶了兩名身強力壯的男人同來，便拒不開門，邱某、張某即用力將門踢開后沖入室內，對在房內的被告人王某進行毆打。王隨手從碗櫥邊抽出菜刀進行還擊，兩刀砍中邱的面部，致邱的前額及左面部遺留兩處疤痕累計長13.6cm，構成重傷。邱、張見狀即搶奪王的菜刀，后因鄰居沖入室內奪下王的菜刀，王遂逃至室外;邱、張繼續繼續追擊王某達十余分鐘，直至被警察制止。

　　檢察院起訴認為，被告人王某的行為已經構成故意傷害罪，應當對其造成的重傷后果承擔刑事責任。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王某的行為雖屬防衛性質，但致不法侵害人邱某重傷，已經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損害，應當承擔刑事責任，但依法可以減輕處罰。故認定其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拘役3個月，同時應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邱某醫藥費、鑒定費、交通費等人民幣10000元，并一次性補償其各類經濟損失人民幣14000元。

　　本案雖經判決，仍然存在較大的意見分歧。多數意見認為，王某與梅某的爭端起于一般民事糾紛，即使梅某帶了兩個身高力大的陌生男人前來報復，王某也不該動刀還擊;況且從后果看，王某并未受到輕傷以上的傷害，而邱某卻被砍中面部，因被毀容構成了重傷。所以，王某所選擇的防衛手段是失當的，其防衛行為明顯超過了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并造成了不應有的重大損害，應當認定為防衛過當，構成故意傷害罪。少數意見認為，王某在遭到突如起來的兩人毆擊時，就地取材，隨手拿起身邊的一把菜刀進行還擊并無不當。盡管他把其中一名侵害者砍成了重傷，但并未因此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為，因而其防衛行為沒有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應當認定為正當防衛。

　　不難看出，上述分析意見中凸顯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防衛手段及其打擊強度與評判防衛限度之合法性的關系有待廓清;二是“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認定標準有待具體化、明確化。

　　從立法上看，關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問題，通常是由對防衛過當行為的界定來說明的。如1979年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防衛行為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損害的，是防衛過當。針對這一規定在理論與實踐中顯現的內涵的抽象性、界限的模糊性和司法的隨意性弊端，1997年修訂后刑法第20條第2款重新規定，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是防衛過當。兩者相比較，它們在刑法解釋論上體現的重大差別是：傳統的刑法通說認為，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是指正好足以制止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行為，而沒有對他造成不應有的危害。它強調兩層含義：一是防衛行為的目的性，即要足以有效的制止不法侵害行為;二是行為的正當性范圍，即要求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在所使用的手段、打擊的強度及損害后果上要基本相適應，不能造成不應有的危害。對于新的立法規定，刑法學界一般認為，它在繼續強調防衛行為的目的性的同時，通過增加“明顯超過”和“造成重大損害”等字眼，顯然拓展了防衛行為的正當性范圍。具體地講，就是取消了要求防衛行為在手段、強度及損害后果上與侵害行為基本相適應的限制，明確肯定了“超過”的合法性。我們認為，立法上的這種修改和變化是適當的，主要理由在于：其一，從生活經驗和邏輯上講，當兩種力量基本相當時，其較量的結果通常只能是勢均力敵，很難談得上一方足以制止另外一方。只有當較量中的一方居于優勢力量時，才能以強制弱，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經驗和邏輯。由此可見，從立法上明確肯定防衛行為在使用的手段、強度等方面超過侵害行為的合法性，與實現防衛目的性的要求是協調的。其二，從法律規制的適當性角度分析，防衛人往往是在猝不及防的緊急狀態下被動應戰，其防衛意識與意志均形成于瞬息之間，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倘若要求防衛人對不法侵害者的確實意圖和危害程度立即作出判斷，繼而恰當選擇防衛方式、工具，并準確控制防衛行為的損害程度，使之不造成“不應有的危害”，這對于享有正當防衛權的絕大多數公民來說，都不能不可謂是一種苛求。因為時間如此之短，而意決事項如此之多，這絕非一般人的通常能力所能企及和完成。但另一方面，防衛限度必須有所規制，不得過度，這又是防止防衛權濫用的必然要求。現行刑法將防衛限度的評價對象集中于防衛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即不論防衛方式、工具、強度是否與侵害行為基本相當，只要沒有造成“重大損害”的，或者雖然造成了重大損害，但與侵害行為可能造成的危害相比較并非是“明顯超過”的，都屬于正當防衛。這樣就克服了上述要求防衛人須做復雜判斷的“苛求”之弊，同時又使防衛行為“適當”與“過當”的限度標準獲得了統一的評價，避免了將防衛手段、工具、打擊部位及其強度等一一作為評判對象的相互矛盾并且又十分不確定的操作方式，因而是可取的。其三，從可操作性角度來講，1979年刑法將防衛過當的標準界定為造成了“不應有”的危害，這一標準的主觀隨意性和模糊性是顯而易見的，而現行刑法的規定是造成了“重大損害”，無須贅言，對人身損害來說，它指的是“重傷”以上的損害。因為刑法學常識告訴我們，刑法通篇沒有一處是把輕傷稱為“重大損害”的。對于財產而言，“重大損害”的標準在刑法分則的規定中則多處可見，不乏參照標準。這就表明，現行刑法較之于1979年刑法所規定的防衛限度標準，其可操作性確實是大大增強了。

　　概而論之，現行刑法關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規定，有三個要旨值得重視：其一，為了強化防衛行為的目的性(即足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為)，立法上明確肯定了防衛行為在手段、工具、強度及其后果等方面適度“超過“侵害行為的合法性，其非法性以“明顯超過”為邊界;其二，評價防衛行為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對象只能是一個，即防衛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以往一并加以考慮的防衛手段、工具、打擊強度及其部位等，現在可以在所不問;其三，法定的“明顯超過”和“重大損害”標準，應以現行刑法的相關規定為評判依據，不能主觀臆斷。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再來對王某防衛致人重傷案進行具體分析。王某的行為究竟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這是本案的爭議焦點。要廓清這一界限，我們認為有必要討論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在由民事糾紛引發的斗毆中，被害人能否使用器械防衛人身權利;第二，王某防衛行為所造成的重傷結果，是否屬于法定的“明顯超過”的情形;第三，王某在當時情況下能否行使無限度防衛權。

　　王某在女友家中遭到突如其來的兩人毆擊，其人身權利受到了暴力侵犯，此刻，他有權行使正當防衛權利，這應當是不爭的事實。既然如此，則有如前述，評判其行為是否過當，是否應負刑事責任，就應當以法定的損害后果大小去認定，而不應當以他所使用的防衛工具的性能去確定責任。二是從防衛行為的有效性來說，對于徒手侵害行為，一般情況下可以要求防衛人盡量不動用銳器致人重傷或者死亡。但這一通常情況并不排斥特殊情況下防衛人使用銳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為在侵害者身高力大、防衛者明顯體弱力薄，或者侵害者人多勢眾、防衛者處于孤立無援等弱不敵強或寡不敵眾情況下，其使用銳器反擊徒手侵害的，同樣應當認為是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須的，因而是符合防衛行為的目的性要求的。不然的話，倘若要求本案中的王某在遭遇兩名身高及力量均超過自己的侵害者猛烈毆擊之時，不能借助器械，只能徒手反擊，那顯然是孤不敵雙，難以對抗不法侵害的。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更談不上足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為了。由此可見，王某在身單力薄之時就地取材、舉刀還擊是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對其防衛手段提出非難是缺少法律依據的。之所以會出現上述不同認識，就其緣由，主要是囿于傳統的“基本相適應說”的藩籬，注重了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的基本相當性，而相對忽視了防衛行為的目的性和有效性，這是我們在運用現行刑法的規定分析案件性質時必須克服的在觀念上的障礙。

　　那么，王某用菜刀將侵害者砍成重傷是否明顯超過了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呢?要弄清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第一，不法侵害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是什么;第二，王某能否準確控制使用銳器對侵害者的傷害程度;第三，本案中的重傷后果是否屬于法律規定的“明顯超過”的情況。

　　在本案定性的分歧意見中，有人認為兩名侵害者只是圖謀進行一般報復而并無嚴重加害故意，客觀上也沒有造成王某輕傷以上的傷害后果。我們認為，評判不法侵害的危害性大小，只能根據一般人的智識水平所能認識到的、客觀上可能發生的危害后果來評判，而不能以侵害行為實際造成的危害后果來判斷。否則，大多數正當防衛人都會因為有效制止了不法侵害而被誤定為防衛過當。就王某一案而言，兩名侵害者的初衷只是圖謀一般報復或者“教訓”，但他們到達王某的女友陳某的住處后，在陳某拒絕開門的情況下，兩人破門入室，隨即對王某共同實施毆擊，這種暴力加害的嚴重性顯然已有別于一般報復、教訓行為。根據一般人的認識水準，這種兩人對一人的共同毆擊行為是很有可能對王某的身體造成輕傷乃至重傷后果的。面對該種不法侵害，王某動用菜刀進行反擊是為實現防衛目的所必需的。如果因為防衛行為造成了重傷后果而定其防衛過當的話，就必然推演出這樣一種邏輯，即動用銳器致人傷害是允許的、也是必然的，而致人重傷是防衛過當，那么正當的防衛限度就只能是致人輕傷了。不難想象，在防衛人突然遭受不法侵害行為的侵襲，精神處于極度緊張狀態的危急時刻，要求其準確控制防衛行為的傷害程度，只能輕傷，不得重傷，這實在是過于苛求，因而也是不足取的。因此，對防衛人本身面臨遭受嚴重傷害威脅的瞬息，我們不可能要求其對防衛行為可能造成的輕傷或重傷程度作出準確的判斷和控制，而只須大體掌握在傷害的范圍以內，就認為它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并予以允許和鼓勵。

　　再從法律規定分析，現行《刑法》第20條第2款明確載明，“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是防衛過當。那么，何謂“明顯超過”，這是正確界定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關鍵所在。我們認為，依下列情況掌握“明顯超過”的標準應當是適宜的，即如果侵害行為只有造成輕微傷害的可能性，防衛行為造成輕傷的，可以認定為“超過”;倘若造成重傷的，則應認定為“明顯超過”。以此類推，如果侵害行為只有造成輕傷的可能性，防衛行為造成一般重傷的(因重傷的程度差異性較大，宜根據具體案情再作分析)，可以認定為“超過”，造成他人肢體殘廢或死亡的，則應認定為“明顯超過”;倘若侵害行為具有明顯的重傷他人的可能性，這種情況就屬于現行《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的“行兇”的范疇了，此時，防衛人依法享有無限度防衛權，即使以剝奪侵害者生命的方法實施防衛行為的，也屬正當防衛。這種情況下就不存在“明顯超過”的問題了。可以想見，如果我們不是按照法定標準加以把握的話，“明顯超過”的認定問題就必然成為難題，甚至會因人而異、五花八門。

　　據此，讓我們再來分析一下王某的行為性質。他面對可能遭受的輕傷或者重傷的侵害后果，以重傷侵害者的方式予以防衛，其防衛強度僅就客觀損害結果而言，至多只能謂之“超過”或者“相當”，而絕不能認定為“明顯超過”并且王某制止不法侵害行為的效果并不理想，受傷者不僅沒有停止侵害，相反，還和另外一個侵害者張某一起與防衛人王某爭奪菜刀，并在出逃出室外后仍然繼續追趕毆打。因此，我們認為，對作為防衛過當構成條件中的“重大損害”的認定，不能只看傷勢鑒定，必須結合制止不法侵害行為的有效性程度去加以分析、把握。概言之，無論是從王某所選擇的防衛手段的適當性及可控程度來分析，還是從侵害行為與防衛行為的強度及后果對比來判斷，王某的防衛行為均不符合法定的“明顯超過”標準，因而不能認定為防衛過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