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針對新刑事訴訟法關于獨立量刑程序的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新刑訴法的司法解釋對于量刑建議的相關細化，擬構建檢察院量刑建議動態工作機制，將量刑建議融入偵查、審查起訴、法庭審理以及審判監督程序的訴訟監督全過程，且在尊重偵查權、審判權的同時行使法律監督職能。同時，明確量刑建議動態工作機制的司法價值。

　　關鍵詞:量刑建議,動態機制,價值

　　量刑是將法定的罪刑關系轉變為實在的罪刑關系的必要條件，是行刑的先決條件。量刑適當與否，是衡量刑事審判質量的一個重要標準，他直接影響刑法積極功能的發揮與刑罰目的的有效實現，關系到國民對刑事審判的尊重信賴或貶抑輕蔑。但是，重定罪、輕量刑的現象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較為突出，量刑程序未能成為法庭審理程序的獨立環節，往往成為定罪程序的附屬品。

　　一、我國量刑建議的現狀

　　近年來，我國將“將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保障量刑活動的相對獨立性”確定為重大司法改革項目。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新刑事訴訟法）正式為量刑程序獨立納入庭審提供了法律依據。

　　新《刑事訴訟法》第193條第1款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于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明確規定將量刑程序納入法庭調查、辯論，即相應的將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的量刑建議內容正式實質納入庭審考量。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也相繼推出司法解釋，完善關于量刑建議方面的內容。面對立法新形勢，檢察院應該對量刑建議進行能動改革。

　　量刑建議作為檢察機關公訴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人民檢察院對提起公訴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適用的刑罰種類、幅度及執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議。目前相關司法解釋對于量刑建議的規定大都停留在審查起訴、法庭審理階段，而其他刑事訴訟程序，卻很少有其涉足。筆者認為，量刑建議改革的核心應是建立量刑建議動態工作機制，在法律未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可以在法律允許范圍內，將量刑建議縱向延伸，納入偵查、審判監督程序，建立量刑建議的動態工作機制。

　　量刑建議動態工作機制是指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工作應該貫穿于偵查、審查起訴、法庭審理、審判監督程序的始終，形成完整的全方位的動態機制。同時，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在行使量刑建議權時，應時刻將監督職責涵蓋其中，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監督，保障量刑建議的公正與效率。

　　二、動態量刑工作機制的構建

　　根據當前的相關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以及司法實踐中的具體工作情況，本文擬構建的量刑建議動態工作機制的具體操作模式如下：

　　（一）偵查階段的介入——引導、監督

　　檢察院在偵查階段介入量刑建議，積極引導偵查機關全面收集量刑證據。無論是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亦或是檢察院自行偵查的案件，都應當要求并監督其收集、調取的證據材料不僅包括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更重要的是包括證明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的，以便在審查起訴乃至后續的刑事訴訟活動中更好將量刑建議落到實處。有些地方法院基于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和調動犯罪嫌疑人的認罪悔罪的積極性角度考量，將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的表現情況直接納入量刑建議工作的考量范圍，在這種情況下，量刑建議介入偵查程序更有其存在的絕對必要性。

　�。ǘ�）審查起訴階段的介入——全面、制約

　　審查起訴階段作為量刑建議運行的最重要的環節，是最先系統詳盡的提出量刑建議的階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地方檢察院僅僅在此階段才介入量刑建議）案件承辦人在審查起訴階段提出量刑建議，應綜合全案材料考量，并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的意見，有受害人的案件，還應當聽取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同時可以依據條件，推行社會調查制度，明確社會危害性程度，特別是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或者在校學生犯罪案件作為量刑建議書的補充材料，供法院參考。此階段最重要的應當是檢察院的內部監督問題，避免量刑建議權的濫用。內部制約問題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建立完善的量刑建議審查機制，首先由案件承辦人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提出量刑建議的具體適用，在逐級報部門負責人及分管的檢察長審核通過；二是建立相關責任主體的糾問獎勵機制，對公訴人增強責任感和提高案件辦理業務水平都大有裨益。

　�。ㄈ�）庭前會議的介入——溝通、合意

　　新《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2款規定：“開庭審理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標志著庭前會議制度正式在我國建立，雖然只是系統的規定，但各地方對庭前會議制度的都進行了符合本地具體情況的細化規定，保障庭前會議的實際訴訟效果。檢察院完全可以借助這個平臺，就量刑建議方面的具體情況聽取意見，以保障量刑建議提出的準確性，同時也可以保障訴訟進行的連貫性。

　　（四）法庭審理過程的介入——積極、能動

　　新《刑事訴訟法》第193條第1款對庭審階段的量刑程序作了原則性、系統性的規定，即：“法庭審理過程中，對于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量刑建議不應當只是在審查起訴階段以書面形式制作量刑建議書與起訴書一并移送法院便完結了，還應更好地將量刑建議內容落到實處，從而引起法官對此項量刑建議的關注，從而避免實際審理審判工作中對檢察院量刑建議的不重視。具體需要明確以下三點：首先是積極性。注意深入法庭辯論，在庭審過程中將與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獨立出來，積極的調查、辯論；其次是能動性。在庭審過程中，公訴人若發現量刑建議書中提出的量刑建議不當需要調整，可以根據庭審和案件的實際情況，能動的進行當庭口頭修正，待庭審結束后向分管副檢察長匯報并將修正后的書面量刑建議移送法院，若是事實、證據與庭前發生重大變化致使量刑建議需要大幅度修正的，應建議法庭延期審理，報分管副檢察長決定后在恢復審理時提出修正后的量刑建議。最后是監督性。首先應明確檢察院在庭審過程中的監督只能側重于程序性監督，即因為監督法官是否有違反職權和程序的行為，實體性監督需要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對其他國家機關執行法律的情況進行仔細研究后才能得出結論。

　　（五）審判監督程序的介入——審查、抗訴

　　檢察院應積極把好量刑建議的最后一道關，捍衛整個訴訟過程對于量刑建議工作所作出的努力。對于此階段量刑建議的介入主要針對法院判決中對于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的采納方面的監督。檢察院應當對法院的判決、裁定是否采納量刑建議以及沒有采納的理由、依據是否正確，明確寫入《刑事判決、裁定審查表》中承辦人審查意見中，并寫明是否同意或提出抗訴與否的意見，以便由部門負責人、分管副檢察長逐級審查。認為判決、裁定量刑確有錯誤、符合抗訴條件的，經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認為原判決、裁定偏輕偏重的，不宜提出抗訴的，以檢察意見或者是檢察建議形式等非抗訴手段予以監督。

　　三、建立動態良性工作機制的價值

　　立足我國的司法實際，量刑建議動態工作機制有存在的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助于完善敦促公安機關收集案卷的所有證據材料，減少補充偵查

　　新刑訴的113條規定，公安機關應當進行偵查，收集、調取犯罪嫌疑人有罪與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材料。同時，第39條規定了辯護人有權申請調取其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但未提交的證據材料。檢察院量刑建議介入偵查階段的時候，必然要求公安機關對于影響量刑的全部證據材料進行調查收集，從而避免偵查機關在收集證據材料時的偏差，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符合保障人權的司法制度原則。

　�。ǘ�）有助于敦促法院重視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

　　由于量刑建議天然的制約著法院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實際司法工作中，法院通常會對檢察院在起訴時提出的量刑建議置之不理，形成“你建議你的，我判我的”。實行量刑建議動態工作機制，將量刑建議納入起訴、庭審、和審判監督程序，且在此過程中積極履行監督職能，法院對此不得不“理睬”。

　　（三）有效制約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防止司法腐敗

　　眾所周知，我國刑法規定量刑幅度較大，法官在此方面的自由裁量權亦較大。檢察院很好地行使量刑建議權并積極履行監督職能，可以很好地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使法官在定罪公正明確的基礎上更審慎的行使量刑權，有效約束由于自由裁量權把握不當或失控導致的司法不公，甚至達到防止司法腐敗的作用，加強國民對司法系統的信賴。

　�。ㄋ模┯兄�于增強量刑審查、審理及裁量的透明度，提高裁判結果的公眾認可度，有效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和諧社會之構建

　　檢察院在制作量刑建議書前，聽取了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強化了訴訟當事人的知情權，增強了參與度。檢察院對于量刑建議的監督貫穿刑事訴訟的始終，且當事人都能夠真正地參與其中，將法官量刑裁判的過程置于監督之下，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提高裁判結果的認可度，能夠減少因量刑不當帶來的上訴、纏訪等問題，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

　　定罪與量刑是我國刑事司法的兩大基本活動，是天然聯系的統一的，定罪是量刑的必然前提，即只能是先定罪后量刑。實現定罪的準確性與量刑的合理性是整個刑事司法最基本的要求。為實現量刑的公正、科學、合理而構建的獨立量刑程序已成為刑訴法學者們對兩大法系的量刑模式進行反復比較后的選擇，也被我國新刑事訴訟法所接納吸收。本文所主張的量刑建議動態工作機制將量刑建議貫穿至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且伴隨法律監督權，但是應當明確的是量刑建議的動態運行過程，加強與偵查機關、人民法院的溝通，尋求配合，形成共同機制十分必要，同時法律監督職權的行使必須是在尊重偵查機關獨立行使偵查權，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前提下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