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

　　“爆竹聲聲辭舊歲，煙花朵朵迎新春”的歌謠仍在耳畔響起，隨著今年禁燃煙花爆竹的三申五令，爆竹于庭、磬鼓三奏的春節已然成為了過去。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首次提出是在1907年2月3日由天津的巡警局在《大公報》上發布出的公告，隨后是在1993年的前后，通過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率先帶動下，全國開啟了大范圍的禁燃令，許多城市均明令禁止在中心城區禁止燃放鞭炮。

　　二、文化權在我國憲法中的體現及權利保障的意義

　　(一)文化權在我國憲法中的體現

　　我國現行《憲法》從兩個方面規定了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權利，一是對我國公民所享有某些文化權利進行直接規定，如我國現行《憲法》第47條前半段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在對鉆研探究科學技術、創作文學藝術方面以及進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二是在《憲法》第22條對確保公民文化權利實現做出了相應規定，通過法律明確規定的方式使得公民的文化權利能夠得以實現。那么何為我國文化權內涵要如何進行明析，如何給出一個具象的描述，從而更好的適用于我們的生活實際?我國現行《憲法》第47條所規定的“其他文化活動自由”可以闡述為：在遵守我國法律法規且不違背社會善良風俗的前提下，公民能夠享有行動上的自由，從而使的自我精神愉悅獲得滿足感，暫且不涉及行為人所做的事情能否產生社會意義上的價值。中國文化權利主體的“其他文化活動自由”包含了主體的包容性、精神利益和個體的滿意度三個主要特征。包容是指文化權利主體涵蓋了所有可以使自我創造精神個人滿意度,精神利益意味著可以產生所有主體精神上的趣味性的文化娛樂活動,不需要必須創造社會經濟效益,只要所為的文化活動能夠滿足個人的精神利益即可,不要求產生有利于他人的社會價值。因此燃放煙花爆竹的行為應屬于公民的文化活動自由和文化權利的一部分，莫紀宏教授認為“文化權包含娛樂活動自由”的也能夠說明燃放煙花爆竹屬于文化權。鞭炮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不僅是鞭炮和“年”的神話廣為流傳，幾千年來，與爆竹有關的詩句更是難以計數，鞭炮是中國傳統節日的重要象征之一。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燃放煙花爆竹是中國人民慶祝節日的一種習慣，不可否認的是人們可以從中得到精神上的快樂，否則也就不會有鞭炮通宵達旦，人們無法忍受其擾的現象存在了。

　　(二)保障文化權的意義

　　依據現行的主流觀點，權利若按照性質劃分，可以分為積極權利和消極權利。至于文化權本質的定義,一些學者則把它歸于精神上的自由,強調其消極的權利屬性,而大多數的學者只討論其積極權利的屬性,或以積極權利為主要屬性并以承認權利的雙重屬性為前提來研究文化權。我國《憲法》第47條規定了文化權利，首先賦予公民“在不受他人和國家干涉的情況下從事符合自身精神利益的活動”的自由，這表明了我國文化權利的消極權利的性質。實際上，憲法所規定的這種自由應該是文化權的第一性，因為如果完全脫離這種行為自由而去探討研究公民的積極權利屬性無疑是有點怪異的。如果個人沒有獨立選擇文化活動的自由，又怎能要求國家提供各種服務來滿足他們的文化權利呢?對于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來說，使公民權利得以保護，促使社會發展、經濟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的生活生活水平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旨，也是我們作為公民所期望的。在提倡人民當家做主的中國，公民在遵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所享有的文化權利，也是尊重人權的體現，符合國際大潮流趨勢。中國早在成立最初的時期，五四年憲法中就比較詳細的對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權進行了規定，其主要針對公民發表言論的自由、新聞媒體采訪報道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對科學領域進行研究探索和在文學藝術領域內進行創作等的文化活動。七八年修改的憲法則著重強調，任何文化事業均要服務于社會主義。在我國現行憲法的綱要中強調文化事業的管理要依法依規，以多種渠道和形式來進行。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權利要受到法律多角度的保護。那么可以得出，作為公民的我們是在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下行使文化權利的。對于進入新時代的我們，能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我們所要面臨的新課題新問題。如果說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制度和物質安全方面不能很好的得以實現，那么其所導致的唯一結果無疑是阻礙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所以說，保護公民的文化權利是人民對文化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在文化活動具有多樣性和選擇性的今天，公民個人文化活動領域需要依法依規并接受政府管理，唯有此，才能使得全體人民的權利得以保障。政府還必須加強對文化事業領域的管理，通過各種手段幫助公民有效實現文化權利，從而促進整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

　　三、限制文化權行使的必要性

　　(一)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

　　想必我們每個人對于除夕深夜的印象基本上都是一樣的，要想在除夕夜睡個好覺是幾乎不可能的，不間斷的鞭炮聲直到天明，四處彌漫、門窗都擋不住的刺鼻的氣味，第二天出門的時候，外面霧蒙蒙的，整個城市似乎被煙霧籠罩著。與此同時，每年一到年關這段時間，放眼全國，各地都有因為燃放煙花爆竹被炸傷致傷致殘甚至死亡的案例。在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鞭炮事故中，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大多數事故當事人都還是涉世未深的兒童，我們或許會說正是由于他們自我保護意識尚不完善，缺乏安全知識才導致悲劇的發生。因此只要加強監督和重視此方面的監管就能避免這些鞭炮事故的發生。然而即便是對于有分辨能力的大人，有時也不能幸免難，危險并不會因為你有安全意識而消逝。

　　(二)維護人類生存的需要

　　而就在春節的這些天，據天氣預報顯示，空氣污染數據直線飆升，監測站的PM2.5實時濃度一度達到驚人的階段。以貴陽為例，2018年11月，貴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就明文規定禁止燃放區域和禁止售賣區域。通過新聞媒體倡導文明、綠色的過節方式，自覺減少煙花爆竹的燃放。而今年貴陽市生態環境局監測的數據所顯示的結果也令人欣喜，據媒體報道，貴陽環境局大氣環境管理處負責人談到，我市在2019年春節的七天假期中就有四天空氣質量達到“優”的標準，空氣質量在春節期間明顯感覺到很好，今年也已達到了歷史同期最佳標準。

　　四、從憲法的角度保障公民文化權的行使

　　可能性和現實性是實現公民文化權利兩個重要因素，我們從可能性的層面上來進行分析，要想實現公民的文化權利，我們首先要明確的就是法律所賦予的公民的文化權利;而從現實性的層面上進行分析，公民文化權利的行使要考慮權利行使時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以及權利行使的成本。

　　(一)生命健康權對文化權行使的限制

　　煙花爆竹燃放會釋放大量的有害物質，比如說我們可以聞到的濃郁的二氧化硫的氣味以及大量的粉塵。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短時間內且大量的燃放煙花爆竹，有害物質會在一時間內迅速累積，加速環境加劇污染。正因為如此，為了回歸民間文化，尊重公民權利，北京于2005年實施了禁改限，可以說當時的思路是正確的，但在過去的八年里，城市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煙花爆竹的聲音擾民以及所造成的氣體污染等問題日益突出，煙花爆竹的污染與PM2.5治理之間的矛盾也明顯發生。根據首都經貿大學的最新調查，空氣質量是北京城市居民最關心的問題。

　　(二)公共利益對文化權行使的限制

　　社會生活的基礎條件環境、秩序規則以及道德規范和良好習慣都屬于公共利益的抽象范疇。公共利益的模糊性使得公共利益原則具有廣泛的適應性。憲法規定了公民文化權利的范圍，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其為法律所賦予公民進行文化活動的一種資格，文化活動的目的是滿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具有個體性的。因此在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應以公共利益為重。

　　(三)公共秩序對文化權行使的限制

　　首先，社會公共秩序是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公共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為了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國家當然會對權利的自由權進行限制。權利的行使當然是在遵守一定的秩序條件下所進行的，想降低或杜絕這些煙花爆竹帶來的傷害，最根本的辦法是從源頭上拒絕。針對這個問題，國務院已于2006年年初就頒布實施了《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明確規定了煙花爆竹的生產銷售以及使用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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