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離開報應的制約而論一般預防的需要，無疑是在肯定必要時可以回避報應的程序問題而依威懾的需要裁判刑罰，其輕重寬緩可以離開報應而取決于潛在犯罪者的安份與否和多寡，公民的犯罪可以成為司法威懾的材料。我國的刑法，對于犯罪客觀危害在立法上的區分多以“情節嚴重”、“情節惡劣”等術語加以概括，即使同一情節層次的行為，其法定刑種及刑期也幅度極大，因此，悲劇的發生是可能的。要求罪犯在需要時還應償付為威懾“潛在犯罪者”所需的代價，顯然是不公正的。如同一只犯有過錯原本只要揍幾下的雞，由于恰適猴子頗不安分急需懲戒而被宰殺。無視報應的限制，所謂的一般預防就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罪責刑不相適應的情況發生。本文選自《中國刑事法雜志》。《中國刑事法雜志》的辦刊宗旨：是堅持以學術為重，以研究刑事法領域的前沿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的突出問題為己任，突出理論性和實踐性的有機結合。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7-9017;國內統一刊號：CN11-3891/D;郵發代號：82-815：主管單位：最高人民檢察院;主辦單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周期：月刊。

　　關鍵詞：刑法保障,中國刑事法雜志

　　不可否認的是，在立法階段，報應與一般預防為不可分離的互促性因素，即為了達到一般預防的效應，針對于嚴重的社會危害行為不僅需要設置刑罰，而且需要顧及社會普遍的公平與正義觀念而確定合理恰當的刑罰。刑罰必須相應于行為、結果及罪過的道德可責因素。一般預防不能不受社會公平與正義觀念的制約。反之，立法也決不會無視刑罰的功利要求，為公正而公正，為正義而正義。不計功利的報應必然為立法所不取。包括一般預防在內的社會功利觀念不能不成為國家確立罰刑等價及其階梯所必然考慮的因素。由此除滿足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觀念外，同時亦實現著威懾遏罪的效應。報應本身也已自然依附著一般預防的要求。報應的落實，對于罪犯意味著懲罰、代價和痛苦，并由此而向社會展示公平與正義，而對于可能的仿效者，則意味著警告。報應與一般預防，并不具有可以分離而并列的彼此獨立的關系，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就實現方式而言，一般預防的效應應當以報應的規定，尤其是報應的落實為前提，一般預防不過是報應的附產品。一般預防不能不以報應的落實為其載體而受業已考慮威懾之需的刑法罪刑等價結構的制約。

　　“在社會治安混亂，社會危害性嚴重，人們終日提心吊膽的情況下，就應該把一般預防放在首位，加強對社會潛在犯罪人的刑罰威懾，注重對犯罪人適用刑罰的嚴厲性……”相似的觀點不絕于耳，其離棄報應，忽視報應制約追求一般預防的觀念溢于言表。“將一般預防放在首位”、“以一般預防為主”之言當然不是從罪刑等價確立的立法角度而論的。而主張于司法適用過程中離棄報應的限制強調和追求一般預防，不僅僅反映著對于暴力的過份依賴，同時也表露著制裁工具失去了在一定意義上作為受刑者權利保障的法治理念。任何公民，當其淪為罪犯后，相對于國家重刑遏罪的一般預防需要，對其個人權利的考慮不能不是下位的。就如同在“殺雞儆猴”中，我們所標示并追求的目的就是儆猴而并不會限定實現此目的所可運用的載體或手段。

　　由此觀之，離開報應的制約而談論、追求一般預防，甚至將一般預防認定為刑罰的目的，必然導致在需要欲求的驅動下，離棄刑法的保障機能，超量剝奪罪犯的利益，甚至其生命的惡果。預防犯罪的刑罰目的論所具體推導的一般預防目的論顯然是有害的，但這也決非是在否認一般預防的意義。我們所應倡奉的是：在司法意義上必須通過報應的制約追求一般預防，當以報應為載體的一般預防，在刑罰論中并不具有其與報應分離并與特殊并列的目的意義。